摘要: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海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她的作品深受洋文化影响,又不乏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子。张爱玲用简单的纸笔清晰地描绘了旧上海和香港的轮廓。
关键词:张爱玲 文学 海派 外国文学
引言
张爱玲一生的轨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上海和香港。从20世纪至今,上海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就从未止息,香港则笼罩在英国文化的包围中。以这两地为主要根据地的张爱玲,文学中糅合了传统贵族的自矜和小资主义的自我。
一、张爱玲创作背景简析
(一)国内文学背景
上海素来兼收并蓄、广纳百家,正是在这样的沃土中,洋派文学应运而生。海派文学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这是海派文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代表作家主要有叶灵凤、张资平等,他们对于外国文学的关注点集中于性的解放,作品也多以性爱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30年代,这是海派文学快速成长的时期,代表作家主要有施蛰存、穆时英等,他们对于外国文学中的先锋意识有了更敏锐的触觉,文学作品也多受其影响,被称为新感觉派。第三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这是海派文学趋于成熟稳定的时期。张爱玲就是其中风格鲜明的代表作家之一。此时的海派文学不再拘泥于从性爱中寻求题材,亦不再纯粹凭借感觉,而是基于现实的文学创作,又赋予高于现实的思维模式。
(二)国外文学背景
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渐丰富的物质资源给予了文化幼苗养料。20世纪的外国文学称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卖花女》《巴巴拉少校》;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有钱人与没钱人》《丧钟为谁而鸣》;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钦差》;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失踪者》《城堡》等都是同时期作品。
二、张爱玲的文学修养概述
张爱玲成长的环境是两个极端的融合。晚清官僚家庭的出身,推崇西方文化的母亲,这两种迥异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张爱玲与众不同又难以临摹的文学质感。
(一)深厚的传统文学底蕴
张爱玲自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她在传统文学上的修为不逊于任何人。在她先锋意识的文字中,也不免时不时开出复古又悠久的文化之花。
(二)新潮的外国文学牵引
张爱玲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很小就接触了洋学,上海圣玛丽女校的学习为她的思绪开了一扇世界之窗,香港的游学将她推往更广阔的天空,从此她遨游在世界文学的海洋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练就了独特的文字风格和思维视角。
张爱玲与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相比,担得起博览群书四个字。在这其中,她对英国文学的研究要更深入些。英国的一代文豪萧伯纳就频繁出现在她的笔下。其他如毛姆、赫胥黎、劳伦斯也是她笔下的常客。胡兰成也写道:“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每讲给我听,好像《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菜、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
三、张爱玲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异同
(一)相似的题材——城市
张爱玲生活的时代,正是上海最冲突也最丰富的时期,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汇冲击融合。城市的雏形也在慢慢建立,张爱玲凭着一颗敏感的心深刻地感知到了其间的变化。她的创作背景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个都市,笔触也多集中在平凡又独立的都市市民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色·戒》《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些作品的背景无不是喧嚣又寂寥的都市,在这里上演着平淡又鲜活的人生,有喜有泪。张爱玲的作品中,并未过多渲染都市的轮廓,但只要接触过她作品的人,都会认可她是都市小说派作家。她的都市情怀贯穿在她的血脉中,流走在文章的脉络中。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做过如此描述:“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惟像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
此时的外国文学也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迎来了城市的兴起。当世文学作品的关注点也落到了都市。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被提及过的毛姆、萧伯纳、威尔斯,他们的作品大都描绘的是都市生活,并且笔触更多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萧伯纳的《芭芭拉上校》《人与超人》就是叙述发生在伦敦这个都市中的故事。毛姆、威尔斯等人也集中在表现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
(二)相似的手法
张爱玲的文章一如她的人,并不见多么热切而激烈的字眼,述所见,绘所闻,她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整个场景,甚至小到衣服上的一个纽扣都要精研。在《金锁记》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桌布、围屏、对联、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没有用一字直抒人物的情感,却在事无巨细的描绘中渲染出了一种诡异又凄凉的氛围。
在外国文学中,细节描述的手法更是老道。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一走进宅第,首先扑鼻而来的是苹果的香味,然后才是老式红木家具和干枯了的菩提树花的气味,这些花还是六月份就搁在窗台上的了……所有的房间,无论是仆人室、大厅、客房,都阴凉而昏暗,这是因为宅第四周古木森森,加之窗户上边那排玻璃又都是彩色的:或者是蓝的,或者是紫的。到处都静悄悄,揩得纤尘不染,虽然那些镶花的圈椅和桌子,以及嵌在窄窄的、螺纹状的描金镜框内的镜子,给人的感觉却是从来也没有人用手碰过它们。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咳嗽声:是姑母出来了。她身材并不高大,但是就像周围所有的东西一样,结实硬朗。她肩上裹着一条又长又阔的波斯披巾,走出来时的气度显得傲岸而又和蔼。她马上就同你无休无止地缅怀起往事,谈论起产业的继承问题来,一边立刻摆出吃食来款待客人:先端出来的是梨子和安东诺夫卡、‘白夫人’、波罗文卡、‘丰产’等各类品种的苹果,然后是丰盛得令人张口结舌的午餐:粉红色的火腿拼青豆、八宝鸡、火鸡、各色醋渍菜和红克瓦斯,——克瓦斯味道浓厚,甜得像蜜一般……朝向果园的窗户都打了开来,吹进了阵阵凉爽的秋风……”这种景象的堆砌不但没有令人生厌,反而显得尤为生动。
张爱玲对于反讽艺术的演绎也是炉火纯青,这在她著名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表现得尤为显眼。对于男主角振保,一开始她就用了不少溢美之词:“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一般富贵闲人的文艺青年前进青年虽然笑他俗,却都不嫌他,因为他的俗气是外国式的俗气。他个子不高,但是身手矫捷。晦暗的酱黄脸,戴着黑边眼镜,眉目五官的详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那模样是屹然;说话,如果不是笑话的时候,也是断然。爽快到极点,仿佛他这人完全可以一目了然的,即使没有看准他的眼睛是诚恳的,就连他的眼镜也可以作为信物。”孝顺、热心、真诚、厚道,就是这样一个五好青年,屡屡犯了“朋友妻不可欺”的大忌。也是这样一个红白玫瑰两手抓的人,时常告诉自己“他是正经人,将正经女人与娼妓分得很清楚”。这样正义有价值观的理由成为了他偷腥从不负后续责任的有力借口。最后小说以“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结尾,张爱玲用了整本小说演绎了一场值得回味的反讽艺术。
外国文学,欧洲文学历来就有反讽的写作传统。简·奥斯汀、雨果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三)相似的情感基调——理性
与英国人严谨的性格相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大量充斥着理性精神。他的写作有点类似新闻的写作,经常用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冷漠地描绘着笔下的一切。在萨克雷的作品中,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与笔下人物的距离,这让他的作品显得更为理性而独立。奥斯汀也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好写手,多么激烈的冲突她都可以用最平淡的笔调缓缓述来。而得到张爱玲最多关注的萧伯纳,他的作品一向专注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形态,而他则担当着清醒的观察者。
张爱玲的理性,从她的气质上就可见一斑。胡兰成说她是“理性的如同数学”。张爱玲自己也更偏爱理性而实际,让大家趋之若鹜的罗曼蒂克的浪漫主义却会让她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慌。她的《倾城之恋》故事结尾,范柳原和白流苏虽然终成连理,但是这却不是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结局,反而是另一种悲剧的延续和开始。因为“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她的文字带着理性的实际和悲凉。
(四)不同的价值取向——批判和温情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到底与萧伯纳等人不同,在他们已经深刻了解到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市的丑陋时,张爱玲笔下的都市还是带着温情,让人眷恋和回首的。所以她的文字带着更多小资主义的情调,却在批判文学方面与同时期的外国文学有着差距。
结语
张爱玲生于传统世家,长于新潮文化。可以说,有她这般家世和传统文化底蕴的不一定有她对外国文学的敏锐触觉和高深领悟力,有她对外国文学吸收力的不一定有她根植于骨子里的文化底蕴。张爱玲吸收了外国文学,又内化了外国文学。她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既有那一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影子,但更多的是她自我的一个独立特征。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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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娟.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述评[J].理论月刊,2011(3):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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