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寓教于乐”是“三言”实践教化的主要艺术途径。其教化色彩的大众性、通俗性、教育性都值得我们借鉴。本文结合作者冯梦龙的情教观和文学观，重点分析了“三言”的趣味性及其艺术审美价值。
　　关键词：三言 教化 艺术手法 审美
　　引言
　　“三言”中的道德说教是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探讨“三言”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及艺术品性的有利切入点。作者冯梦龙深悉自己的教化对象是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为此选择了具有通俗特性的话本作为教化的载体，力求以最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启人心，相劝于善[1]，以通俗性达到感人“捷且深”[1]的效果。他凭借娴熟的艺术技巧把小说的通俗化与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联系起来，同时成功地将王守仁提出的“寓教于乐”道德教育原则移植到通俗小说的领域，作品的趣味性成为“三言”劝俗和教化的重要媒介和桥梁。
　　首先，“三言”在内容上力求表达大多数市民所感兴趣的东西，“诸如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2]反映群体情趣。其次，为了更好地为教化主题服务，在选材、关目设计上更是精心构思，力求曲折新奇，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奇异动人的情节，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生活的真实，总结生活的规律，让人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
　　一、无巧不成书——巧合手法的运用
　　巴尔扎克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人间喜剧》前言）“三言”中不少故事便运用了这种巧合手法，简化故事的漫长进程，加强矛盾冲突的紧张性，使小说情节的发展腾挪顿挫、巧妙多变、一波三折。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卷三十三）故事因巧生冤，因巧洗冤。完全是巧合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如《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卷十八）中少年得志的主考官蒯遇时处处有意避开老年考生鲜于同，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次次仍是恰好点到他，从而形成了新奇有趣的喜剧故事。《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卷三十四）中由于杨氏与孙大娘发生口角，一气之下想缢死在孙大娘门前却吊错了门口，从而引发了移尸、错认尸等案中案、错中错。这些巧合使故事的发展波澜起伏、意外迭起，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
　　有的故事还以一些小道具为构成巧合的媒介，贯穿始终、勾连故事、连接人物关系、牵动人物感情，使人获得或惊或喜的快感。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珍珠衫”辗转易主，最终又物归原主，勾连出故事人物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使得情节曲折变化、出人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此类的意象性信物还有：碾玉观音、罗衫、破毡笠、戒指儿等，使故事情节恰如草蛇灰线、前后照应、首尾相连、结构紧凑。
　　二、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话本往往预先告知读者故事的结局或人物的命运，从而设置一个“长时间的悬念”，刺激和激活读者对情节的种种想象，使读者以更为迫切的心情去阅读下文，求证自己的种种猜测。“三言”叙述故事时便充分地利用这种设置悬念的手法，使故事充满了悬疑之趣。如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喻世明言》卷三十一）中：“毕竟哪个理长，哪个理短？请看下回便见”的欲擒故纵；《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卷二）中“许武叠两个指头，说将出来，言无数句，使听者毛骨悚然”的悬念设置，制造了扣人心弦的阅读效果。更为典型的便是在情节发展到紧要关头，人物面临重大危险时，作者作预测后事的惊人之语，公开为故事人物着急，十足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读者的悬念伴随着故事的始终，而且在谜中，相应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悬念，情节愈发扑朔迷离。让人们阅读时惊心动魄、悬念重生，读一个故事便好比参与了一个逻辑推理断案的过程，深深陷于故事制造的种种悬疑中，享受着惊心动魄、牵肠挂肚、苦思冥想的种种审美体验，从而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获得了奇特的趣味。
　　三、哀而不伤、庄中有谐
　　“三言”中悲剧喜剧情节的相互穿插，也是其“奇趣”之一。宋元话本中不乏爱情悲剧，但“三言”作品中更多的则是大团圆之作。作者考虑到市民的欣赏心理及话本娱乐的特性，在创作中有意在喜剧的气氛中叙述故事，因而很多作品中出现了“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等悲喜交加的模式。
　　如“三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弟代姊出嫁“冲喜”，妹代兄“拜堂”，“姑嫂”却原来是假凤虚凰，乃至后来纠纷百出，故事以计中计、错中错、趣中趣相互交叉，最终又以戏剧性的“乱点鸳鸯谱”作结，皆大欢喜。《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中如王景隆金银散尽，沦落在“孤老院讨饭吃”时，却与玉堂春合作，骗得鸨儿团团转，让人又发笑又为其揪心；《崔待诏生死冤家》（《警世通言》卷八）中秀秀逼崔宁趁火灾与自己一起逃走的场面也富于戏剧性，一个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步步紧逼，一个不自觉地陷入“圈套”而进退两难，令人忍俊不禁。又如《吴衙内临舟赴约》（《醒世恒言》卷二十八）中衙内藏身小姐床下和小姐装病却食量大如牛的喜剧性矛盾；《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卷七）中骗婚有意，机关算尽，却总在关键时刻横生枝节，反骗婚无意，即兴为之，却总在关键时刻阻止或粉碎骗婚阴谋。故事悲喜交加、意外迭出，曲折变化，让人时悲时喜，嗟叹不已，大大增强了话本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三言”中的悲剧人物塑造也非强调单纯的个体毁灭和苦难的悲怆，而是多倾向于向道德理性、自我完善的复归，体现一种和谐的人格净化，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理性节制和分寸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谓悲剧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目的合。”[3]这种充满了中和主义的文化意识，曾被李泽厚先生称为：“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4]如《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秀秀，《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为爱情生生死死的周胜仙，虽然为追求爱情承受着封建礼教的戕害和摧残，并造成了个体人格的最终毁灭，从而使人物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故事并未从此完结，而是以悲剧人物死后精神不灭，以鬼魂形式遂成生前之愿。以“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中愈合，始于困者终于亨。”[3]的结局形式来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慰藉和启示，安排惩恶扬善的结局，从而使人们的悲剧心理得到平衡和慰藉。
　　四、男女情爱之趣—教化与“宣淫”之间的尴尬
　　“三言”中公然承认的说教与其中许多言情故事里的色情内容之间有明显的矛盾，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教化”与“宣淫”之间尴尬的原因与“三言”对趣味性的追求不无关系。简而言之，男女情爱之趣也是“三言”用来吸引读者的趣味之一。
　　虽然“三言”在继承旧话本的故事题材和娱乐功能的同时，有意识地删除了有的作者为迎合市民低级趣味故意添加的不少低级庸俗的成份，诸如插科打诨、色情渲染、下流语言、荒诞不经之类的东西，为话本的雅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受当时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受世风时尚的影响，仍喜爱在色情描写中观照人生。有些言情故事里的色情内容和“三言”公然承认和提倡的说教之间仍然形成了某种尴尬。虽从其总体的思想内容及创作思想来看，三言对于人之情欲欲念的抑扬取舍还是十分分明的，从而形成了相对病态和相对美好两个层面。但是，“三言”在充分顾及到了话本的娱乐性、市民的审美心理的同时，对于男欢女爱的过于渲染和津津乐道，使得作品表达的表面的道德目的显得牵强，容易受到读者的质疑，客观上也使作品的侧重点发生了倾斜，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披着劝谕外衣的“色情文学”，成为“三言”为追求趣味性所付出的代价。 语
　　参考文献
　　[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于平.明清小说外围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3.
　　[3]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10.
　　[4]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45.

• 金艳： 追寻如水的语文课堂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9期
• 金艳： “三言”寓教于乐的艺术手法探究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