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识字到可以阅读的时代,可读的书相当少,而且越来越少,许多东西是不准阅读的。记得1966年的秋天,我进入小学五年纪的下学期,老师发给的课本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另一个下午,我跟着父亲把窗帘拉严实,把他青年时代的藏书全部烧掉。书成为可怕而神圣的东西,那个下午是一个藏在我内心的启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打开,令我成为一个作者。我后来明白,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因为可以阅读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少年时代就养成了什么都读的习惯,报纸、小人书、大字报、招牌、启示、标语、通知、小字条、鲁迅全集、枪毙犯人的布告……我的阅读活动可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文字出现。我经常以为,世界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本,很快就要被读完了。
　　那个时代对文字的大面积封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我被我的时代培养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读者,并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冲动。那时代没有书架,书藏在时代的黑暗中,藏在床底下、墙缝里、某人的隐私里,你心中得有光,你才可以多少阅读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十一岁的时候碰到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西方的书。几个月之后,我忽然得到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我读完了它,并喜欢上了外国文学。忽然,《唐诗三百首》出现了,毫不犹豫,全部背下来。忽然,我看的是《茶花女》。忽然,看《九三年》……1976年,我阅读了《莎士比亚全集》。那时代书少,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每一本都是经典。我阅读到的书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无名作者集团写下的,许多书你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一本书有时候会经过千人之手。伟大的作者是不怕作古的,“作者之死”使古代的书成为当代的书,令当代的书成为古典的书。
　　那时候读书,每一本都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而且还要做大量的笔记,把书里面的格言抄下来,把整本书抄下来的事情也是有的。1975年的一天,我在昆明华山西路遇到一个男子卖书,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翻开看,读了一段,“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读到这样的诗句真是令人血肉横飞,黄金在纸上舞蹈!我相当幸运,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
　　图书馆到我18岁的时候才重新开放,那是1972年,书很少,我居然阅读了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乎全部的书。受《马克思列宁的青年时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影响,在70年代我决定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游泳、登山、步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战士。冈察诺夫的《奥勃洛摩夫》令我接受了“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奥勃洛摩夫最终与一个胖厨娘老死于“末庄”没有到巴黎去,他的懒惰生活令我深恶痛绝,我枕戈待旦地等待着我们时代的“延安”来召唤我。
　　1975年我阅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它对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下的,我就是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受这书的影响很多年扮演着一个孤独、高傲的个人奋斗的英雄。“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创造,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我的生命里总是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声音,“江声浩荡,自屋后上生,”一个人要明白何谓写作,看过这开头的一句也就够了。
　　那时代我的阅读活动主要是读“写什么”,而不是读“如何写”,阅读“写什么”是一种在存在中的阅读,而阅读“如何写”则是局外人的阅读,已经把作品对象化了,这是批评家和大学中文系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相当功利,它其实是“读者”之死。
　　什么都读,这其实中国式的阅读,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其实是什么都读的,读书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获取,主要是一种修养。什么都读,使我没有成为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读了一切,成为一个文人,而不是知识分子,非常庆幸。文人与知识分子不同,前者是修养,后者是知识就是权力。
　　然后,功利主义的读书时代到来了,书籍成为工具。作者复活,作者的获奖与否、名气大小成为阅读的基本标准。这是读物浩如烟海的时代,也是“读者已死”的时代。
　　有句老话说,他不是在去书店的路上,就是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哦,我正是这个人。我上周去昆明的一家书店,那里的一位老店员是熟人,她刚刚当了祖母,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少女,两个人见面,还会脸红。
　　于坚,男,当代著名诗人,著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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