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3期 ID: 421895

  

目的论视角下对鲁迅异化翻译策略的解读

◇ 闫爱花

  摘要:鲁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从“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一直是异化翻译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异化翻译主张。本文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出发,剖析鲁迅倡导异化翻译的原因。
  关键词:目的论 鲁迅 异化翻译
  鲁迅一生致力于向国内读者介绍外国文学,在他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在鲁迅的翻译生涯中,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一直是异化翻译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提出了“保存洋气”、“反对削鼻剜眼”等有影响力的异化翻译主张。本文将从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出发,联系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对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进行分析,从而全面了解鲁迅倡导异化翻译的原因。
  一、鲁迅的异化翻译观简述
  异化和归化这对翻译术语是韦努蒂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来的。归化就是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则是让译文读者向作者靠拢。在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使用异化翻译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其实,早在韦努蒂提出异化和归化这对翻译术语之前,我国文学家鲁迅就曾提出过,“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 这里的“洋气”其实就是韦努蒂所说的“异化”。 从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一直是异化翻译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异化翻译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出现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一至三)》一文中。
  谈到翻译外国作品,鲁迅认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鲁迅在上面的这段精妙论述中提出了“保存洋气”、“反对削鼻剜眼”等著名的异化翻译主张。鲁迅所倡导的异化翻译其实并不是完全排斥归化翻译,完全不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与理解能力,正如其所言:“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求易解”和“存风姿”代表的是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完美结合。但“求易解”(归化)和“存风姿”(异化)常常会有矛盾,那怎么办呢?鲁迅的观点是译者只能“改换衣服”,即适当地变换一下语言形式,而“不主张削鼻剜眼”,也就是说要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或“保存洋气”。在矛盾不可调和时候,“宁可译得不顺口”也要保持“原作的风姿”,因此,从上面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以异化翻译为主”的翻译策略。
  二、从目的论看鲁迅的异化翻译观
  (一)目的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莱斯、费米尔、曼塔莉和诺德。其中,费米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费米尔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行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说,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在中西翻译史上,向来有归化和异化之争。从目的论的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中到底是采取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都取决于翻译的目的。以下本文将以目的论为依据探讨鲁迅倡导异化翻译的原因。
  (二)从目的论视角分析鲁迅的异化翻译观
  1.启迪民智,重塑国民性
  因受到晚清意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早期的翻译实践中采取的是归化策略,如鲁迅翻译的法国作者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都用文言文来翻译的,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五四”运动以后,鲁迅的翻译策略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读者“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怡情,也要益智”。当时,受到林纾等人的影响,很多翻译家都以意译为主。针对当时盛行的任意删削、颠倒、替换等“过度归化”的翻译风气,鲁迅强调直译,提倡保存“洋气”、反对“削鼻剜眼”的异化翻译策略,他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些外国原汁原味的东西,接受国外一些清新的思想意识。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下,中国老百姓“奴性”意识严重,安于现状,不敢反抗,甘做麻木不仁、冷血的“看客”。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写到:“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这二句话把中国老百姓“甘做奴隶”的心态概括地淋漓尽致。鲁迅对中国老百姓卑怯的国民性深恶痛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认为,“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他迫切希望通过介绍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来唤醒民众,激发国民的斗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采取“拿来”主义,从国外翻译了大量的革命文学作品,如《工人绥惠略夫》、《小彼得》、《毁灭》、《十月》、《浊流》、《死魂灵》等。鲁迅翻译的这些文学作品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目的就是要开启民智,唤起中国民众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鲁迅在翻译这些文学作品时均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目的是为了使这些外国作品不失真,使民众能够看到外国社会和文化的真相,更好地激起中国民众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

目的论视角下对鲁迅异化翻译策略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