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孝绰是南朝时期著名的文人，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典”和“野”、“远”和“放”、“丽”和“淫”、“约”和“俭”是几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很显然，刘孝绰的文学思想倾向于赞同前者而否定后者。
　　关键词：刘孝绰 《昭明太子集序》 文学思想
　　刘孝绰是梁朝著名的文学家，他与昭明太子萧统的关系非同一般。据《梁书·刘孝绰传》记载，刘孝绰在东宫中曾任太子舍人一次（天监五年）、太子洗马二次（天监八年、九年）、太子仆二次（天监十九年、大通二年）、掌东宫管记二次（天监八年、十九年）。昭明太子与刘孝绰不但相处时日既长，且相交融洽、情款缱绻，《梁书·王筠传》载：“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刘孝绰的政治才能史无明文，且史载其与同僚颇多凿枘不合之处。由此可见，昭明太子恩宠刘孝绰并非出于其政治才能的考虑。昭明太子早慧且文才甚佳，比较容易对文学之士特别是文才早慧者青眼有加。而刘孝绰与王筠皆为早慧之人，史载二人“七岁能属文”，而且“萧统身边的文士，多数不长于诗，比较有诗才，且以诗著称的，只有刘孝绰和王筠”。可见，刘孝绰与王筠正是以其早慧及诗才得到了酷爱文学的昭明太子之赏识。但是，虽然都是著名诗人，似乎刘孝绰比王筠稍胜一筹，所以在刘孝绰和王筠之间，萧统似更看重刘孝绰：萧统建乐贤堂，首先即让画匠把刘孝绰的像画好；萧统著述颇多，文章繁富，文士们都希望能给太子作集，而萧统指定让刘孝绰来完成这个任务，并让刘孝绰为文集作序。
　　刘孝绰的文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昭明太子集序》里。根据《昭明太子集序》中“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之语推断，刘孝绰此序写于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此年刘孝绰42岁，从《梁书》本传所载其“七岁能属文”的记载推算，刘孝绰此时已有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因此其文学创作已进入高峰期，其文学思想也日臻成熟。
　　在《昭明太子集序》里，刘孝绰在此首先提出，文人学士很难众体兼备：“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然后，刘孝绰以具体的历史人物来证明他的观点：司马相如作文很迟缓；枚皋的文章像俳优；王褒浮华艳丽；扬雄奢侈靡丽；陈琳拘于守成；蔡邕古朴不文；班固的颂像赞；陆机的碑似赋。刘孝绰之意，是证明即使是前代声名卓著的作家，亦有无法兼备之处。
　　然后，刘孝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即“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典”和“野”、“远”和“放”、“丽”和“淫”、“约”和“俭”是几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很显然，刘孝绰的文学思想倾向于赞同前者而否定后者。
　　就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必须具备“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的特征。其中“典”与“野”，“远”与“放”，“丽”与“淫”，“约”与“俭”是四对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野”是在“质”与“文”的配合中“质”超过“文”。而“典”即是“雅”，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曰：“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为后世法。”这种“正”，既包括形式之正，又包括内容之正：“一般说来，‘雅’的形式是典丽淳朴、文质彬彬的，其传达方式含蓄委婉，节奏偷窃舒缓。文章的‘雅’还表现为思想的无偏，言辞雅致得体，若引述史事，也得言之凿凿，出之有据。”因此，所谓“典而不野”，是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雅正的特点，“质”与“文”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文”“质”彬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典”即“雅”虽然既包含有文学的内容又包含有文学的形式，但却更偏重于文学的内容，因为“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
　　所谓“远而不放”，“远”是深远、深邃，“放”是放逸、纵肆，就是说文章所表达的内涵要深、要远，给人以持久品味的深度潜力，但又不能远得过度、远得不着边际，以至于欣赏者无所适从。“远而不放”的内涵既包括文学作品的深度内容，又包括文学作品对人的深远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但亦如“典而不野”一样，“远而不放”更偏重于文学作品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文学作品之根本，是文学作品具有深远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根源所在。
　　如果说“典而不野”和“远而不放”虽然既包括论及文学作品的内容，又包括论及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对欣赏者的影响效果，但是其侧重点还是落脚在文学作品内容的话，那么“丽而不淫”和“约而不俭”则着重讨论文学作品的辞藻。所谓“丽”，指的是文辞华美、新颖，给人以视觉上的新奇感。语言中词汇的发展，促进文学作品中辞藻的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与刘孝绰同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认为：“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从“淳而质”到“讹而新”，既是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变迁，也是承担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载体——语言的变迁，这种追求语言华美、辞藻新奇的倾向，到了宋齐时特别引人瞩目，《文心雕龙·明诗》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穆克宏先生在《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论南朝宋、齐文学》中认为：“南朝宋初的山水诗，讲究全篇的对偶，争取每一句的新奇，内容必须穷尽形貌来描绘景物，文辞一定要竭力追求新颖。”文辞竭力追求新颖，是要极物之貌，尽物之形：“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这种对华美辞藻的追求，既是文学观念、文学风格和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那本就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刘孝绰文学思想中辞藻求“丽”所认同的。但是这种追求如果逾越一定的尺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就变成了“淫”，这是刘孝绰所反对的。《文心雕龙·明诗》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晋世虽有“流靡以自妍”者，但其总体来说仅限于“稍入轻绮”，即还处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至宋齐的“讹而新”，与晋世则有所轩轾了。所谓“讹”，《文心雕龙·定势》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率好诡巧”、“穿凿取新”等已经超越了一定的尺度，即是刘勰所谓“讹”，其展现出来的辞藻亦超越了“丽”的范畴而达到了“淫”，这就是刘孝绰所批评的。
　　参考文献
　　[1]姚思廉 梁书.卷三十三：485.
　　[2]梁书 卷三十三：479、484.
　　[3]阎采平 齐梁诗歌研究：67.
　　[4]严可均辑.全梁文.卷六十，商务印书，1999：671.
　　[5]全梁文（卷六十），第672页
　　[6]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89
　　[7]郑玄注 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0
　　[8]涂光社 古代文学的雅与俗，暨南学报，1995，2
　　[9]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89
　　[10]刘勰著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20页

• 邹建雄： 论刘孝绰的文学思想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