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仁慈》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广大女性的关怀，作者不仅深切关注着黑人女性，而且还广泛关注包括贫困白人女性在内的弱势女性群体，对女性群体受压迫和残害的根源——蓄奴制做了深入探讨，在父权体系之下，女性在受压迫的同时开始了自我书写，进行女性主体的构建。
　　关键词：《仁慈》 女性书写 自我寻找 主体构建
　　《仁慈》讲述了发生于17世纪80年代前后，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州一个白人农场庄园里的故事。农场主曾是一个孤儿，来美洲继承了大量遗产，购买了一个印第安女奴，并娶了一位来自英国的新娘，接受了一个无人接受的混血儿女奴，最后接受了作为抵债品的黑女小女孩。好心的农场主为四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搭建了一个理想的农场，体现了在这个残酷蓄奴制社会体系下的一丝“仁慈”。
　　一、被抛弃女性群像的勾勒
　　黑人小女孩弗洛伦斯的母亲在看出奴隶主对小弗洛伦斯身上打主意后，为了不再让女儿经历被奴役一辈子的悲惨命运，坚决请求原本是来讨债的雅各布将小弗洛伦斯带走，用她来抵债。当看到雅各布想拒绝的时候，母亲含泪而跪，态度坚决。最后雅各布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当弗洛伦斯无法理解而惊恐万分的时候，母亲却暗自庆幸，并由此更加肯定雅各布是个充满仁慈的善良人。相比于《宠儿》中赛斯为了让女儿免于沦为女奴的命运而杀女的暴力场面，《仁慈》中的这种抛弃的痛苦并没有差别。和杀女的行为一样，弃女行为也是违反社会常理的，表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是爱之浅，但实则是属于爱之深的表现。由于违背人性，残酷之至的蓄奴制，黑人家庭不得不经历生死离别，家庭破碎的悲惨人生，母亲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遭受这种痛苦，甚至做出了杀女的极端行为，由此自我承受他人对自己的误解甚至报复。弗洛伦斯的母亲对现实生活有着非常深的洞察：“接受要求来支配别人是艰难的事；夺取对别人的支配权是错误的事；把自己交由别人来支配是邪恶的事”。为了弗洛伦斯的人生，母亲毅然而然地请求雅各布带走自己的女儿，对于讨厌蓄奴制的雅各布来讲，最开始他并非是真心接受的。男性强制剥夺女性人身自由，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从母亲的言语中不难看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丧失独立性，任由他人奴役自己，那将是最大的罪恶。从《宠儿》中的赛斯到《仁慈》中的母亲，两个女人身上都肩扛着极为沉重的痛苦，但却都具备超人的独立意志和非凡的勇气，就算身体遭受奴役，但是灵魂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的不懈追寻。
　　《仁慈》刻画出了一系列被抛弃女性的形象。弗洛伦斯始终无法释怀忘却的场景就是母亲牵着弟弟的手却将自己抛弃。丽贝卡虽然是一位白人女性，但是她却代表了那些对命运失望的广大女性。雅各布妻子丽贝卡的命运好不到哪里去，十六岁便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嫁给从未谋面的丈夫。当她的父亲看到对方要求不要嫁妆只要健壮的妻子，并报销旅费的广告时，喜不自胜，她的亲人们主要是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而急于将她嫁出去。丽贝卡在见到丈夫雅各布之前，对此并未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她知道“她的出路无非是仆人、妓女、妻子，尽管每个角色都有可怕的故事，她觉得最后一个好像最安全。她可能有孩子，因此会保证得到一些爱，至于她的将来，将取决于这个说了算的男人的性格。”虽然丈夫比她原想的要好很多，但是由于孩子都先后夭折，最终无法再成为母亲。丈夫雅各布离世之后，她的性情开始大变，坚决不住雅各布生前盖的新房子，不让莉娜睡吊床，在折磨自己的同时，还不让别人好过。而那个被别人称为悲伤的女孩儿，无人知道其来历，只知道她是被伐木工人在岸边捡到的，后又转送到雅各布这里。悲伤始终未能真正融入这个家庭，一直和自己的影子交流。莉娜是农场的一大帮手，在拥有土著民先天智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狭隘。她不喜欢悲伤，并将其视为不详的化身。
　　二、寻找自我的女性书写
　　弗洛伦斯接受主人派遣，并踏上了找寻黑人铁匠的艰苦之旅，当历经万难而找到了铁匠之后，却发现自己所构想的爱情不过是一场空。而这次经历也使她觉醒，并选择利用书写来表达自己。弗洛伦斯意识到自己不能像以往那般行尸走肉般的过活，小说的开头事实上就是弗洛伦斯在经过了觉醒之后的自我表达：“不要害怕。我的讲述不会伤害你，尽管我做了那些事。我承诺要静静地躺在黑暗处——哭泣或偶尔再见血——我再也不会展开四肢挣扎，露出牙齿。”她过去是如此地期许这份爱情，自我书写为她提供了情感宣泄的自由空间，也由此鼓起勇气正视自己被母亲放弃的事实。被放弃的那一幕始终是她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无法释怀，用莉娜的话说，她是一个抱着残缺母爱生活的女孩。透过弗洛伦斯的字里行间，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弗洛伦斯获取了莉娜的爱，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莉娜还为她缝补衣服，做小鞋子。在这个充满仁慈的农场中，同甘共苦的莉娜同女主人丽贝卡之间建立了非常难得的情谊。而女性友谊始终是黑人女性主义作家所惯用的用来唤醒女性意识，构建女性主体的一大手段，同《宠儿》中的祖母一样，莉娜在农场中扮演着拯救他人的智者角色，其核心地位就代表着爱的无限力量。
　　在寻求爱情归来的路上，弗洛伦斯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在失去我视为生命的你，我认为会保护我免受伤害的你，保护我免遭抛弃的你之后，我的路更加清晰了。我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你说我狂野。我就是。你的嘴，你的眼在颤抖吗？你害怕了吗？你应该害怕。我张开牙齿咬你，把你撕裂。”她在表达自我情感的过程中，语气也不用于以往，她说“如果你活着，你得屈身听我的讲述，在几个地方要爬着读。一开始我来到这个房子里时我肯定我的讲述会让我流泪，我错了。我的眼睛干了，只有灯灭的时候我才能停止讲述。”
　　我们最后所看到的弗洛伦斯，已经彻底脱胎换骨了，已经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意识，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在自我书写的过程中，她对生活在雅各布农场里的每一个女性都做了命运交代：丽贝卡从丈夫去世后开始变得冷漠，从宗教中获取安慰，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的快乐和希望；莉娜用坚韧的性格默默地承受着丽贝卡所给予她的一切痛苦。悲伤则全心全意地照顾自己的女儿，并由此获取巨大的精神蕴藉，还为自己女儿取名为“完满”，准备逃走，到外面去追寻自己的人生和幸福。 　　三、 女性书写的背后的主体构建
　　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中，写作一直被视为男人专有的文学活动，女性一直与此无缘。女性写作的观点最早源于海伦娜·西苏的《杜美莎的笑声》一书中，她是一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在该书中明确指出女性书写在构建女性主体方面的重要价值，她认为妇女必须进行自我书写，必须进行自我表达。就像被驱逐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体那样，女性始终被男性排斥在写作之外。女性必须将自己作为文本进行书写，就像经由自身不断奋斗而出现在历史中一样。可以说，女性书写不仅是项文学创作活动，同时还是女性对父权体系的一种无形解构。
　　在小说《仁慈》中，农场中的所有女性，每一个都深受男权社会的残害和压迫，甚至白人丽贝卡也无法避免地受残酷的性别压迫，她在父权体系的森林中迷失了自我，其自身女性主体完全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其女性主体一直没有觉醒，始终处于缺席状态。与之相反的是，弗洛伦斯通过大胆的自我书写，客观揭露自身悲惨遭遇和处境，逐步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主体构建。作为一种对父权体系的解构途径，女性通过自我书写，可以打破地位限制来实现主体构建。作家莫里森立足于主流之外的黑人女性文化，开始对主流文化实行渗透，由此赋予了黑人女性文化以颠覆的力量。一方面来自内心深层压抑中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自身又具有颠覆男性主体的力量。莫里森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对女性自我觉醒的启蒙，他让弗洛伦斯完成了自我突破，大胆进行自我书写，再加上作者本人所具备的种族、性别和阶级地位，在以白人文化为核心的强势价值体系之内，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逆流和冲击。以女性亚文化作为书写主题，本质上来讲，是对被男性故意抹杀掉的女性历史的重新建构和审视，并以此来彰显男性强势话语打压下的女性问题，并最终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破坏性力量。
　　莫里森始终将女性作为其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始终对女性进行关怀，并指出了女性之所以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我主体的迷失。莫里森在访谈录中曾多次指出，女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千万不可迷失自我。小说《仁慈》真实地展现了女性之间爱的力量和在男性社会中历经挫折后的自我蜕变，这其中包含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打破性别、种族框架进行互帮互助对人类发展的关键性。从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和连任的这一历史性事件来看，小说《仁慈》的出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小说《仁慈》的创作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有内在联系，在此重要和特殊的历史时刻，小说获得了一种强大的隐喻力量。作者莫里森似乎想要通过小说，向世人表明种族问题并不是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唯一要素，作为历史伤疤的蓄奴制更多的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隐喻，只有挣脱了精神的束缚，才能够构建自我主体，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尚必武 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J].外国文学研究， 2010，04
　　[2]孙学棋.跨越种族与文化的女性人生：细读莫里森的新作《慈悲》[J].世界文学评论，2010，02
　　[3]朱小琳.历史语境下的追问——托妮·莫里森的新作《仁慈》[J].外国文学动态，2009，02
　　[4]朱小琳 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暴力世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9，02
　　[5]王玉括 对非裔美国文学、历史与文化的反思——评《莫里森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9，02

• 吕培林：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莫里森小说《仁慈》研究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