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对知识教育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特性形成的历史比对中，发掘中西方知识教育传统差异的缘由，反观语文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的汉语西化现象，以期寻到当前语文教育中“轻视知识”，甚至“反知识”的教育思潮的文化根源，更为客观地反思后现代课程语境下的语文知识课改问题。
　　关键词：知识教育 文化传统 “法治”语言 “人治”语言
　　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百年发展史，是汉语西化的历程，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对抗与磨合历史。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语文知识的教育应根植在极富人文性的汉语文化之中。要辨清当前语文课改“泛人文化”、“去知识化”的种种乱象，还需从历史的深处去发掘中西方知识教育传统的本质差异。
　　一、求真与求善：中西方知识传统的文化根源之异
　　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气候和地域决定。这种“人地关系论”指出了中西方两种文明缘起的不同之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靠海吃海，当近海的鱼资源减少时，人们不得不到更远更深的海域去开发新的资源。所以他们总怀着对未知事物的探究心，不断寻找规律去征服恶劣的自然，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蓝色的海洋文明：外向、开放、探究、好奇、求真。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外在物象一般只是作为人的精神理性的体现才有意义，自然是被人的自由意志所认识、所利用的，以其被改造的面目确证人的力量。这一观念表征在古希腊艺术中，就是自然人格化。西方古典艺术在本质上是“拟人主义”的。总之，西方文化意识的种种表现皆是以自然与人的各自本体存在的关心为基础的。
　　而中华文明发源于黄土地，人们习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与自然和睦相处，因而有闲暇时间来静默地思考天人之义，人伦之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黄色的大地文明：内向、封闭、自省、和谐、求善。中国哲学文化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沟通。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直接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文化自然观。中国古代大量的田园山水边塞诗作都是以自然意象为歌咏对象，大多表现出人与自然的“物我相得，欣然融洽”的意趣。
　　所以，有人说：“中国的传统精神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特别注重一个人的修养和德性：西方的哲学传统相形之下似乎更强调的是认识，是知识和论证”。西方对教育的初始定义在于人从洞穴内向外探索，体现人的“上升”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国对教育的界定则是通过“身教”来完成知识和“善”的传达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须臾不能离也，可离非道也。”古人把性、道、教追至天命，赋予至上意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是一种向内自修体悟式的知识。
　　两种不同的文明酝酿出截然不同的知识观念。亚里士多德可以坦荡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求得真理性的知识，可以超越师生的尊卑界限；中国却是“天地君亲师”，容不得半点不尊。当牛顿说自己的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就的；中国人在前人面前却只有跪着顶礼膜拜的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为中国的农业文化是前喻文化，认为“知识源于过去”，守成显得比创新更为重要，使整个文化日趋保守，缺少进取创新的锐气和现实的批判性。
　　二、逻辑和类比：中西方两种语言背后的思维之别
　　西方语言是典型的“法治”语言。西方很早就建立起言语的逻辑学，古罗马杰出的教育家和演说家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古希腊的“逻各斯”一词，既指言说，又指逻辑。言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是符合逻辑的，呈现出抽象性特征。西方的拼音语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模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是概念的形式、观念的结构，取决于人的主观分析、概括和抽象能力。西式语言的信号化和逻辑化，容易上升到逻辑思维。因而在西方人眼里，语言就像上帝一样是全知全能的，一切都可通过语言的逻辑理性来展现。
　　而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我们在比较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时，可以鲜明地看出这两种语言、两种思维的本质性差别。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是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去解释及把握对象及其联系，强调通过抽象形成明确的概念。在这一推演过程中，所依赖的语言概念本身的定义和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强调的是语言的逻辑规定性。在“如果……那么”的层层推演中，把学生一步步逼入自相矛盾的语言陷井，启发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逐步明晰相关的定义或概念，在质疑的思维中进行正确的选择，有效实现生活逻辑与知识逻辑的统一，达成认知的一致来解决问题。因而语言成为了本体，具有巨大的逻辑思辨力量。在知识领域，对这种语言理性和逻辑力量的崇拜表现为通过对话而探求真理的“辩证”传统。索绪尔开创的结构语言学，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更从形式层面揭示了西方语言的种种组合要素、规则和结构奥秘。20世纪以来，以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人工（理想）语言分析学派和以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倾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都强调运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清除形而上学的语言弊病，获取言语形式上的清晰性和精准性，制造出一套严密的形式化的合乎逻辑的理想语言系统，以解决科学知识的表达的统一性和确定性的问题。
　　而孔子在教学中往往是以经验性的类比推理方式去把握对象事物及其联系，其思维带有强烈的直观感性特点。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段论述中，采用的就是“话题——说明”的句式来完成类推表意。“人而无信”和“不知其可”之间没有做更多的因果说明；“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又如何与“人而无信”构成类比的关系，言语形式上也没有显现出推断的过程，靠的是听者以自己的体验，去揣度结论与论据之间的应然关系。“輗”和“軏”是指古代的马车车辕前端与车衡相衔接的部分，是牛车马车能够行进的关键所在。孔子在这句话中想表达的主题是：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言而有信，这是为人者的关键所在。就象古代的车子中的“輗”和“軏”，虽然不过一枚小小的活销式衔接结构，但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这一比喻类推的复杂论证过程在孔子道来，仅仅是极为简省的观点与喻例的直接并置，留下了极大的揣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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