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开拓进取的语言学家周光庆教授曹海东文学教育下半月2012年第5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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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5期 ID: 155113

[ 曹海东文选 ] 　　

不断开拓进取的语言学家周光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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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拓进取的语言学家周光庆教授

◇ 曹海东

　　我与周光庆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读硕士，出于兴趣爱好，旁听了周先生给汉语史研究生开设的古汉语词汇研究课，印象较深：其授课风格稳健严谨，开阖自如，所讲内容富于前沿性、发散性，很能启人神思。记得他讲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时，举例说到汉语中称谓词“嫂”的音义来源于“叟”，而“叟”在古代是“老者称”或“尊严之称”，说明“嫂”之为词，其形成与汉民族重伦理、兴礼教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英语中，与“嫂”相对应的词是sister-in-law，字面意思是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姐姐，说明西方人重法治的文化观念引导着英语词及其意义的形成。这样的讲授，使人总有耳目一新之感，能激发人思考和探究相关问题的兴趣。90年代中期，我调入中文系工作，和周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交往便多了起来；后来还忝列周先生门墙，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过从又有密于前时。因此，对其为学历程逐渐多了一些了解，对其为学精神、为学特点也渐渐有了较深的体认。
　　周先生1944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今团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黄冈可谓是人文荟萃之地，自来才俊辈出，仅现代而言，就有地质学家李四光、经济学家王亚南、哲学家熊十力、文学家秦兆阳等。生长在这人文气息浓郁的灵杰之地，周先生自小领受着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诸如“要好好读书”、“要成大器”的谆谆家教，很早就怀有多彩的人生梦想，渴望成才成器，有所作为。因此，尽管出身贫寒、家境困顿，有时还要忍受饥饿的煎熬，但他仍刻苦自励，发愤读书。1962年，他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乡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在读时，他萌发了读研究生、做真学问的愿望，惜乎“文革”骤起，时势纷扰，其愿未偿。1968年初，他被分配到黄冈耕读师范学校（后并入黄冈地区五七干校）工作，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常令他陷入迷茫、痛苦之中。他在后来撰写的一篇自传中曾述及一个细节：“1971年4月一天的傍晚，我在南湖田间栽秧，解秧伸腰之际，茫然四顾，前方黯淡，曾经有过的憧憬顿时涌上胸间，心里隐隐作痛，不由长长叹息了一声，悄然抒发了些许的愤恨与不甘！”1973年，他调入黄州中学任教，成为该校颇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教学之余，仍思以学问自立，拥有色彩更为丰富的前程。1978年，高校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曾经有过的憧憬又在他胸中活跃起来，他报考了武汉大学汉语史专业，被录为黄焯、周大璞等先生的弟子。在风景旖旎、文化底蕴深厚的珞珈山上，沐浴春风，博涉群籍，切究学问，历经三载磨砺，颖然而出，成为了一名汉语史研究者和教学者，于1981年应邀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从此，周先生在桂子山上培桃育李，著书立说，以学问为终生事业，俛焉孳孳，竭力以求，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迈进。如今，他的憧憬、愿望已一个一个地变为现实，成为了一名学养深厚、著述丰赡、享誉士林的专家学者。
　　综观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广泛的兴趣点，多元的生长点，虽以汉语史的研究为主导，但又旁涉多方，博究兼通，并且各有建树。其在如下四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
　　一是汉语词汇学和训诂学的研究。周先生于汉语词汇学研究用力甚勤，成果亦丰。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专著《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该著无论是体系框架的构建，还是具体问题的探究，都具有当代学术意识和视野。如其论述词义发展演变的原因，既考察了引起词义发展演变的诸多外部因素，如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变革、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思维和认识的发展以及心理作用和联想活动等，又探析了引起词义发展演变的内部原因，如词义系统对词义演变的影响等。该著1991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近年又出版了专著《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举其要者，有《从同根字看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1984）、《段玉裁对古汉语词义特性的探讨》（1986）、《古汉语词源结构中的文化心理》（1989）、《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1992）、《成语内部形式论》（1994）、《“教”族词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意蕴》（2005）、《“名”族词考论》（2007）、《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之反思》（2007）、《“昜暘揚陽”词族考论》（2008）、《隐喻：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2009）等等。在训诂学研究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文章，如《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1987）、《中国训诂学断想》（1998）、《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1999）、《词义的召唤性与训诂的创造性》（2003）等。上列词汇学、训诂学论文，有不少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有的还广为学人所推许、引用。
　　二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由于“文化热潮”的激荡，周先生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1988年12月，他曾邀集三位有志于此的学友，请出邢福义先生挂帅，发起和主办了武汉地区的首次语言与文化研讨会，进而吸收更多的同仁，共同撰写了全国第二部《文化语言学》专著，并于10年后又出版了新的增订本，为开拓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嗣后，他与夫人刘伟教授又合著了《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1999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该书致力于通过近代汉语词汇的考察来分析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启了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去年8月3日《中华读书报》刊载了黄兴涛先生访谈录《从一般新名词研究到“概念史”》，其中有云：“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国内外的语言学家，有的还是开拓者。如华中师大的周光庆教授所写的《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就是此类研究较早的专著。”周先生在文化语言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些论文，如《成语中介符号论》（1995）、《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2004）、《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刍议》（2009）、《中华文化关键词“和·同”考论》（2010）等。
　　三是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周先生坚信：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经典解释学，只是它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学科，它的理论的阐述还比较零散，方法的运用还隐含在浩瀚的注疏之中，丰硕的成果还未恢复本有的色泽；只要加以科学的整理和总结，它那值得自豪的创造性和领先性，就能在当今世界学术之林焕发光彩。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倡导重建中国古典解释学，并着手探究中华文化经典解释观念、解释方法和解释历史。既发表了相关论文，如《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1993）、《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1993）、《王弼〈老子〉解释方法论》（1998）、《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1998）、《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2000）、《朱熹心理解释方法论》（2000）、《董仲舒〈春秋〉解释方法论》（2001）、《孟子“以意逆志”考论》（2004）、《汉宋明〈诗经〉解释的人文启示》（2004）、《孔子创立的儒学解释学之核心精神》（2005）、《由中国训诂学走向中国解释学》（2009）等，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其系列论文于2001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于2005年获武汉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此类研究成果，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诸多问题作了富于开拓性、启示性的研究，因而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深得学者好评。如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在《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现况及其展望》一文中曾言：“近年来针对中国诠释学的特质撰写专书加以论析的则有李清良和周光庆……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三种解释方法论：语言解释方法论、历史解释方法论、心理解释方法论。……整体而言，周光庆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的特质及其方法论的探讨，主要得力于他长期浸润于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经验，所以，本书中诸多论点常能注意到一般中国哲学家或中国思想史家未尝措意的问题，例如他指出朱子强调语言解释必须立足于具体语境，并贯通相关语境以‘剖析名义’，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 　　四是文化学的研究。对于周先生来说，文化学也一直是他比较关注并乐于开垦的领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以副主编身份与人合作撰写了《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一书。后来，耽情措意于知识分子人格问题的探讨，撰有《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1996）、《明季读书人的启蒙型人格》（1998）、《历史的风采：稷下学宫与稷下先生》（1998）等文，出版了专著《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其专著的论述纵横驰骋，或分学派逐一陈说儒家、道家等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或依时序勾画两汉至宋代读书人理想人格的曲折发展历程，或按人物分别阐析黄宗羲、龚自珍、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诸人的人格理论，或设专题抒写自己对重建读书人理想人格的思考……此书撰作之旨在于倡导读书人以自觉、持续地追求理想人格为其基本精神。此书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反响，让他始料未及：不少读者寄来长信，或抒发自己的共鸣之感，或讨论书中的有关问题，其中有素不相识的赴朝志愿军老战士，有同样不相识的中年知识分子……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内敛着独有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特点。依我的理解，其为学精神和特点，可以用这么五句话来概括：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更新观念，勇于探索，志在突破。其中立足当代、勇于探索两点又尤显突出：其为学十分关注当下，能感受时代气息，追踪学术前沿，且不避艰难，大胆尝试，锐意开拓，敢为人先。这种精神和特点，可以从他在众学术领域中对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视角的开启、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方法的革新等方面体味出来。
　　首先，体味他的汉语词汇学和训诂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兴起了一股澎湃的“文化热潮”，反思传统文化，审视社会现实，力图为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重新探寻正确的道路。虽然不无偏颇，但它所释放的觉醒意识和人文关怀，对周先生触动颇大。他深切地意识到：如果要做合格的人文学者，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不断增强这种独立人格和人文关怀，并且将其运用到自己立足的研究领域，以富有创造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回报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同时，他又深感从事“性之所近”的工作，能够增添无尽的快乐，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智慧。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词汇学和训诂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在他看来，汉语史领域内的词汇学和训诂学，与中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更为全面、更加值得进行拓荒式的研究。
　　80年代中期，周先生曾认真阅读了胡适先生的《先秦名学史》和《新思潮的意义》。在前书中，胡适提出：“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这些就是我写中国先秦名学史的理由。”在后文里，胡适呼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周先生看来，这是学术的强音，有着爱国的热忱，世界的眼光，可贵的使命感，它足以启发中国学者——包括他本人——寻找到自己的正确方向。
　　获得了巨大的启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蓬勃的力量也随之生发。他沉潜书斋，勤研深究，撰写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古汉语词源结构中的文化心理》等词汇学专著及论文，尝试着“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而走向“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最终目标，故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由此他也更加认定：在汉语语词创造发展的特征与规律中，总能昭示出中华文化创造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并像化石一样可信可据，这就值得研究者为之挥洒心血。他于训诂学研究，亦是以董理旧学、再造文明为职志，勤力于探索和开拓。如其《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一文，立足于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回顾和反思20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以探寻训诂学的未来发展之路，认为中国训诂学原本是关于历史文化典籍解释的学问，故训诂学的广阔前景在于恢复其文献解释学的使命与精神。
　　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他在汉语词汇研究上逐渐有了一种追根寻源的执着意愿，因为他已意识到：语言形成发展的总根源，就在于人在语言活动过程中认识和表达生存空间（世界）。于是，他决心另辟蹊径，从上述角度探究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内在根据、基本规律及其在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中的作用，并且率先发现：汉语同源词、复合词的词符化过程，对概念亦即词义的组织作用、呈现作用、储存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既是对人的相关认知成果的凝聚与提升，也是对人的相关文化活动、解释活动的启动与引导。为此，他撰写了《隐喻：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等自成风格的论文，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富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给低迷沉寂的词汇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些亮色和活力。
　　2005年前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敢于探寻新的途径，但是所激发的学术兴趣却有些“杂”，所拓展的研究路数却有些“散”，现在必须确立一个最高的目标，实现有机的整合，使之成为真正的“开阔”。为此，他开始了新的探寻和尝试，并应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主编张志毅先生的邀请，将其新的系列性成果结集为《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一书。在其序言《汉语词汇研究感言》中，他坦陈了自己力图建构的新的研究理念：
　　人因为有理性而有语言，也因为有语言而有理性，更因为有理性和语言而成其为创造文化的人。所以，就其最高境界而言，真正的词汇研究，最好同时也是人的心智结构的研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真正的民族语言词汇史，最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史和民族思想史，是民族人的发展史。词汇研究者应该充满并且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
　　有鉴于此，我试图建构的研究理念，是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考察作为中介符号的语词；我试图确立的研究目标，是以“人”为最高目标，逐步探究汉语词汇在民族人认识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己的活动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结构、意义、价值与规律。　　他的这本专著，大体就是这种新理念的实践产物，因而受到了学界好评。他所建构的这种新理念，实际上是尝试着将词汇学研究与训诂学、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加以整合、提升，使之进入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即语言哲学的层面，因为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人如何通过语言而存在”、“人如何成为语言的动物”、“语言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例如其《“屯春”词族考论》一文就曾点明：“从以上发掘的屯、春二词形成的认知·文化机制中不难体会到，万物生长尤其是草木萌动，对于农耕文化的辛勤创造者中华先民来说，都是特别值得关注、特别为之动心的事物，其中显然蕴含着中华先民对于生命的热爱与尊重。我们只要认真反思屯、春二词的同源关系，只要仔细品尝屯、春二字的形体结构，只要深入解读‘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之类的描述，体察其构思，体验其情致，就能感知所有这些。”如此尝试新思路，想必非有“吃螃蟹者”的勇气、深造自得者的才识不能办。
　　其次，体味他的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
　　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形成了解经的一些原则、方法等，只是其有关范畴、命题和理论很少有学理化、知识化的论说形式，缺乏外在显性的系统，以致长期堙没不彰，少人问津。直到西方解释学理论于上世纪末期传入我国后，才有汤一介先生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我国古代的经典解释问题，并撰文呼吁通过爬梳、整理相关原始零散材料，以重建中国的解释学。与汤先生相先后，周先生深察相关资料，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经典解释学，而且它是一座蕴涵丰厚的学术矿藏，具有作深入探究和发掘的价值。在他看来，进行古典解释学的研究，有助于经典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而融入现代，从而促进新的文化创造，新的社会建设。因此，他大胆断言：“即使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文化经典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典型文化，也必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人类生存结构的一部分或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而不断地立足现实以解释文化经典，在解释中对自身各种可能性进行自我筹划，获取关于新的历史进程的启示，同时也使文化经典在解释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就必将是各个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永恒事业。因此，文化经典、文化经典的解释以及对文化经典解释的研究，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进程里，都永远是富有魅力的重大课题；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更是永远具有特别的意义。”
　　此外，周先生还认为，古典解释学的研究对目前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来说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现代训诂学和汉语史而言，不仅可以使之得到一个新的语用参照系统，让形训、声训、义训等训诂方法在‘历史解释’和‘心理解释’方法的映照之下而具有更大的活力、深度和科学性；而且可以丰富汉语史研究的方法论，一方面将词义的分析与语言环境以及解释者的体验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突出汉语的文化特质以及它对文化传统的传载功能，从而发现许多新的东西。对于哲学史和经学史来说，不仅无异于增添了一副显微镜，可以更加入微地观察哲学思潮兴起的缘由和方式；而且仿佛多了一架望远镜，既能观察到经典作家体验、解释‘天地之理’的视角和方法，又能追寻到经典解释者对经典作家的视角、方法和结果的领悟与校正。”
　　立足于现实仰观俯察，获得了上述认识之后，周先生便决然选择中国古典解释学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开始在这一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地里叩石垦壤，大胆开拓，期于有所突破、有所建树，成就自己新的学术生长点。早在1993年，他就率先撰写了《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一文，呼吁重建中国的古典解释学；然后选择古代历史上于经典解释研究卓有建树的学者朱熹、王弼、戴震、董仲舒等作为研究对象，逐一深入考察，对其经典解释思想、解释方法等进行刔发、条贯和阐释，从而撰成系列论文；当这种散点式的个案研究呈现出规模之后，又在此基础上作宏观体系的建构，形成了开拓性的专著《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
　　周先生的古典解释学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是拓荒式的，无所承据，故筚路蓝缕、艰难重重，自不待言；特别是处于初期的研究，成败难料，存有劳而无功的风险。但他还是凭着探索者的勇气和胆略，怀揣着希望，朝着认定的目标一路走来，终于获得了成功。他的成果实现了很多方面的突破，多具首创之功。前文所引黄俊杰教授的评语，可略见一斑。总而言之，他的古典解释学研究是颇能昭显其为学精神和为学特点的一个方面。
　　最后，体味他的文化学研究。
　　如前所述，他的文化学研究的实绩主要体现在对读书人理想人格的探讨上，以《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一书为代表性成果。他在一篇自传文章中曾说：“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被社会的信仰危机、改革期待所触发，我就起而探讨‘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应该怎样激励读书人的使命意识和独立人格’等问题，并写作出版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一书。”可见，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他才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在书中，他对读书人理想人格问题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创见层出，精义迭现，如云：“读书人应该以创造文化、阐释文化、传播文化、应用文化为职守，以追求真理、评判社会、校正现有价值观念、创建科学理论思想为己任，具有独立品格和原创能力，具有超越精神和人文关怀，能够为实现真正的自我、为推进人类的文明而奋不顾身、而不懈努力！”由此，可以领略到他的见识，也可以感受到他的为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给该书所作序言中说的：“读者从本书的一家之言中将可以理解，作者不仅是用脑和笔来写作，而且是用心和情来写作；不仅反映了勇敢的科学探索，而且体现了执著的人生追求。而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利，而是对于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诚挚关注。”这是老一辈人文学者的勉励与肯定，也道出了周先生的为学精神与特点。
　　2009年秋，作为博士生导师，周先生恬淡地退休了；然而，作为人文学者，他壮心不已，选择了继续努力！他谢绝了一所民办大学“做教学管理者”的礼聘，一如既往地追求一种完整的、本色的、创造的、合意的人生。2011年，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推选，周先生的自选集出版，他自名曰《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其《自序》言及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既有“长途跋涉”、“道路崎岖”之语，又有“行进在学术之途中，无暇顾及前方是否有艰难险阻”云云，让人读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几个大字。我想，这的确就是周先生几十年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深受鼓舞的是，周先生在度过了几十年不凡的学术人生后，其学术之路还在向前延伸：今年年内，他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大作《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研究》；稍后几年，他将完成“先秦语言哲学发微”研究课题。对于周先生，学者们还有新的期待、新的祝福！
　　曹海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