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长期以来，以客家女性为代表的粤北女性的角色意识悄然地出现分化与嬗变——双性化趋势日渐增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这种人文征象绝非偶然，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为客家民系独特的社会地理、迁移历史、民族特性等原因。本文将以客家山歌为研究场域，探求粤北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双性化的内外因。
　　关键词：客家山歌 双性化 女性角色意识
　　李调元《粤风》有云：“粤俗好歌。”粤北山歌的传统悠久，黄遵宪就曾引张之济《岭南诗存跋》云：“瑶洞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语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1]。
　　在客家人占绝对人口优势的粤北地区，粤北山歌，自然以客家山歌最具代表性。山歌这类口耳相承的口头文学，影射出客家人——这个“永远在路上”的汉民系，各个时期的生存状态与民族心态的衍变，更是这群“中国的吉普赛人”的流浪史、拼搏史与创业史的深刻记录，如《穷人五更鼓》：“穷人日子真难过，冇衣冇食度寒冬”；《劝小学生歌》：“哥哥出门去赚钱，老妹双眼泪含含”等。
　　针对“女性角色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形象在当前的研究中是无声的和边缘化的，其主体性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的现状，我们须明确，女性是民间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它可作为一种新视野，掀开男权话语构筑的面皮，透视出女性不同时期、阶段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感知她们的身体质感、性别姿态和真实需求。而客家山歌，则是解读、研究客家女性角色意识的重要文本。
　　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客家女性既是经济生产、族群家庭生活中的“大地之母”与“半边天”，又共同参演客家日常生活中的“男性角色”，心理学维度上看，是性别角色“双性化”的体现。
　　本文试以西方性别角色意识理论为理论支撑，以客家山歌为研究场域，浅析“客家女性为代表的粤北女性‘双性化’性别角色意识”这一社会心理现象背后的深厚人文内涵，试从中挖掘其形成的文化渊源和内在特性。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博士的研究，她认为，在两性之间没有普遍的和近乎普遍的人格，相反，是社会文化造就了两性间各有差别的气质差。
　　一.客者：土瘠民贫下的“东方的犹太人”
　　客家先民“处处为家，四海为家”，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而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客家人逐渐形成了“逢山必有客，有客不住山”的独特生活传统：客家人在寻求希望而又不断饱受流离痛苦的迁徙过程中，被迫选择的栖息地，一般不可能是已被当地土著占据的富庶平地，所能充其隙的也只能是易于退守、连绵贫瘠的山岭。《嘉应州志·礼俗》曾记载：“（清代广东嘉应）州俗土瘠民贫，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客家民系南迁后新的居住环境并未得到改善，艰苦卓著的生存环境要求客家人形成勤俭耐劳的体格和品质，尤其是客家女性，她们大多都具有体格健壮、刚烈果敢的特质，能干细活，也能干粗活。
　　“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哥莫为妹分心；创业年华莫虚度，惜妹更爱惜光阴。”这是首鼓励丈夫创大业、立志向而不须有后顾之忧的客家山歌，体现的是客家传统“男儿志在四方，不当‘灶下鸡’（喻守家务农不愿出门的未婚男子）”的祖先习训和客家女性的人生观。客家男子“轻视务农和家庭劳动、崇尚读书和出外谋生”[3]，做“灶下鸡”会遭族人所笑，客家男子要么靠读书出人头地，要么远渡重洋过番到海外谋生，沉重的家庭压力就交给了客家女子，免除了他们外出谋生、求学后接踵而来的后顾之忧，《嘉应州志·礼俗》曰：“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为之内助也”。
　　客家女性“被迫”扮演“双性”性别角色，独自承担家中一切要务、重务，甚至面对全民族危机时，也以红色娘子军的硬朗形象挺身而出，其英雄气概毫不逊色于男儿，有山歌唱道：“要打猛虎翻上山，要擒蛟龙敢下潭; 要跟红军闹革命，不怕火烧滚油煎，杀去头颅还有颈，挖了心肝还有肠！”
　　从文化角度来说，“男主外，女主内”的潜在规律已悄然被客家女性舍弃，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她们深明大义，既线下支援，线上救援，一如铮铮男儿，一道打天下，可谓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上走“双性化”之风，面对艰苦卓著、变幻靡常的生活环境，她们无疑具备更大的生存灵活性和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二.传统蛮族风俗的延续与产物
　　客家民系在南下过程中，受过吴越文化、楚文化等的影响，也经过了与瑶族、畲族等“蛮族”的融合，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消化了不少沿途的习俗。宋以前，客家人的栖息地多为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多推崇“夫逸妇劳”的生产生活方式，南越族群“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己则抱子嬉游”的情形更是遍地可见。
　　南迁的粤北客家人沿袭这种“夫逸妇劳”的风俗：客家妇女承担着主要的家庭劳作任务，相沿成习，“女子役男子之役”，乡人并不以为可耻。黄钊则指出，粤北客家地区“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饮爨，无所不为”，真乃“天下妇人之勤者莫此若也”。
　　客家“等郎妹”等传统婚嫁风俗也是客家女性“双性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等郎妹”是全国解放前客家山区畸型的婚俗，幼女嫁到没有男孩的家中，苦苦等待婆婆为自己生一个丈夫，或者照顾未懂人事的丈夫成年，再圆房生儿育女。有《嫁郎》歌道：“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初来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怨爹娘》唱道：“夜晚抱上床，叫我是阿娘，日里抱下地，人说是夫妻。”等郎妹一般年纪比丈夫大，心智年龄较丈夫成熟。客家女子由此少了几分小鸟依人式的依恋，多了几分人格的独立，少了几分娇气，多了几分成熟稳重与牺牲精神[4]。
　　三.男权话语扭曲异化下的“被他者塑造”
　　王鲁湘先生指出，客家文化是一种顽强的文化，它深受明清理学的影响，故客家妇女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形象，是明清理学儒家文化导致的结果。客家女性“双性化”表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社会历史及地理因素，更来自于传统保守、强有力的男权话语塑造。
　　传统客家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男性大多以自我期待为中心，习惯按照自我需要与意图设计女性的生存蓝图，促使女性从生下来就按照这种不人性的定位来成长、塑造自己的形象，甚至是违背天性。从黄遵宪、郭沫若等绝大多数男性作家的回忆中看，他们眼中的客家女性大多都是洋溢着自我奉献的感人精神，但客家女性这种达到极致、克己忘我的牺牲，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对于男性近乎畸形的奉献欲。
　　客家山歌也成了客家女性“双性化”角色“他者塑造”的有力工具。客家山歌有道：“白白嫩嫩涯唔贪，乌乌赤赤涯唔嫌。老妹好比当梨样，乌乌赤赤还较甜”，加之长期身边的耳染目濡之下，客家女性崇尚不施脂粉的质朴自然之美；客家女性自小就耳熟能详的《懒尸妇道》，则反面、辛辣地嘲讽不严格遵循男性所定下的妇女行为规范的“异类”女性，父母以此规劝她们要以勤劳耐苦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昼起床，喊三四到。日高半天，冷锅死灶。水也懒挑，地也懒扫。田又唔耕，又偷谷粜。家务不管，养猪成猫。”
　　客家女性迥异于其他民系女性的早熟，从生理到心理，往往可追溯到早年就开始接受的妇女规训的长期灌输。另外，懒妇、悍妇、荡妇等此类缺乏“良好妇德”的女性，在客家地区犹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如对待“爷骂无用，哀骂不肖”的懒妇，就有山歌唱道：“当年娶她，用银用轿；早知如此，贴钱唔爱（要）”，此类山歌无一不与长期被男权文化意识扭曲异化下的传统“贤妻良母”女性观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客家女性“双性化”人文征象，由来绝非偶然，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为客家民系所独有的社会地理、迁移历史、民族特性等特性。
　　
　　注释：
　　[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2]刘大可：《女性：客家学研究的新视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1期
　　[3]饶任坤、卢斯飞：《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叶从客：《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女性的母性意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24卷
　　何惠浈，曾艳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 何惠浈 曾艳艳： 粤北山歌中的女性角色意识探微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