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卡夫卡的《变形记》以拟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困境，塑造了一个虫形人心的边缘人格里高尔。本文从格里高尔的身份危机入手，通过他与家人之间冲突的展开，深入探究主人公处于身心隔离状态之下的绝望的孤独感。并联系作者自身经历，细分其作品中孤独性的根源，从而更进一步理解作品中蕴含的对于存在的独特感悟。
　　关键词：孤独 边缘 无归属感 精神隔离
　　《变形记》讲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现实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变成甲虫的故事。它以奇诡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表现手段和突出的艺术特点成为国内被分析、研究最多、最为透彻的卡夫卡作品。在对小说的多种解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结论是认为《变形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另外，学界亦从主题类型化、叙事结构、话语方式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解读。其中，也有将主人公的遭遇和作家本人的经历与内心冲突相结合来进行解析。本文就基于此种研究，首先通过时间叙述与空间叙述这两条线剖析格里高尔在无法抗拒的命运袭来之下的深层心理，并通过内心体验还原出一个复杂的斗争中的社会。同时将作者的个人经历代入，从二者相重叠的部分逆探出作者凝聚在主人公身上抽象的意念，由此更加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存在的危机与精神的桎梏。
　　变形之下的身份危机
　　主人公格里高尔在一觉醒来变成甲虫之后，他的反应十分耐人寻味，即他并没有在自己为何变成甲虫这一事实的不合理性之处过多停留，而是将自己身体的异常悉数归到那份令他“多么累人的差事”上面，并接着开始发泄自己的不满，表示自己“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我早就辞职不干了”，并且还计划着“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我就一定把这件事给办了”[1]。这无疑是对自身境遇的反抗，也引出了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前自身的定位，即：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公司里人形的劳动机器。
　　实际上，从格里高尔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旅行推销员的身份是深恶痛绝的，这份工作不仅给他带来大于他所能承受的疲劳，还将他对于公司其余人的不满提升到了极致。这种来自各方面的使人透不过气的压力和违背他个人意愿的工作令格里高尔之前的生活很不愉悦。但是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这份工作所带来的收益是不可或缺的，“我还得操心父母和妹妹”。于是无形中格里高尔被赋予了一种光辉的使命感：工作是为了家人，而自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满足家人的需要。但是他对于工作的厌烦与不满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内心的反抗也从未停止——但是并未公开。他的存在价值和本能的反抗之间的矛盾，是格里高尔身为一个被劳动“异化”的，丧失了自我的人所无法解决的，而“变形在格里高尔的内心矛盾中起着调和作用，是他反抗的愿望与这一愿望立刻进行惩罚的渴望之间的中介”[2]，因此，变形作为一种媒介，扭转了格里高尔在家庭中的位置，使得他由人转变为非人，由被需要转变为需要。
　　格里高尔刚刚变成甲虫的当晚，有这样一段反应：
　　“……他一边呆呆地凝视这一片黑暗，一边在心里感到一种莫大的自豪，因为他能够让他的父母和妹妹在一幢如此美好的寓所里过上这样一种生活。可是如果现在一切宁静、一切舒适、一切满足都要恐怖地宣告结束的话，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为了使自己不耽于这样的遐想，格里高尔宁可活动活动，于是便在房间里爬来爬去。”[1](p123)
　　从中可以看出，“爬来爬去”充分体现了格里高尔焦虑的心情。置身于自己创造的富足的生活环境中，他预见到了自我价值缺失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且为了家人接下来的生活感到无法自抑的担忧，只能通过“活动活动”来缓解自己的无力感与失落感。这段话显而易见的告诉我们格里高尔接下来的命运，“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不仅是他对自己家人今后生活的担忧，也是作者对格里高尔自身境遇的危机的担忧。
　　事实上，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才开始真正关注内心的需要，对劳动的需要、美的需要被一一激发，然而讽刺的是，这些需要以他目前的身份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了。不仅如此，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日渐恶劣，原因在于在他们眼中格里高尔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价值，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甲虫，只求索取却无法给予。格里高尔的身份危机是随着他与家人最后一次冲突爆发的，作为一只有着人类心理的虫的不完全体态使他既无法在人类社会里得到立足之地，又无法作为一只真正的虫生活。这种没有归属感的边缘性造成了他的痛苦，作为一只非人非虫的局外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1](p152)。于是格里高尔最终选择了死亡。
　　空间转换下的冲突呈现
　　《变形记》的叙事场景非常简单，基本上是处于格里高尔的家庭内部范围内，甚至故事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格里高尔的房间里发生的。小说虽然经过几次空间的转换，但也无非是房间内外的转换。而格里高尔的房门将他和他的家人隔开，使得门内和门外的空间各自独立互不干涉。门内的空间与其说是格里高尔自己的世界，倒不如说是他人用来隔绝甲虫的笼子。至于门外的空间，表面上是格里高尔家的房子，实际上，象征了以格里高尔的房门为界，向另一方无限延伸的社会。这两个空间彼此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使置身其中的格里高尔与他的家人也处于对峙的局面。
　　但是，格里高尔并非彻底变成了甲虫。“变形”的荒谬性就在于，他变成了甲虫的形态，却仍然持有人类的心理。这种不和谐就决定了他的行为模式的类人化。而他在对于自己身份毫无正确认知的情况下所持有的愿望和作出的行动，则是为了进一步融入人类社会所作的努力。但是，他的存在根本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每一次空间的转换，就带来一次激烈的冲突，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将格里高尔逼向死亡。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格里高尔受到家人的恳求、秘书主任的催促与威胁下爬出房间时，他试图证明自己在工作上的可行性和对公司的忠诚，但是却被父亲粗暴地推入房间，受伤并且昏厥；第二次冲突是妹妹试图将格里高尔房间中的家具全部搬走时，他对自己怀有深厚感情的生存环境的捍卫行动吓坏了母亲，遭到父亲无情的打击，奄奄一息；第三次是听到妹妹优美的琴声之后，怀着对美的追求与向往格里高尔爬出了房间，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促使全家人一致决定抛弃他，这次的打击毁灭了他所有的希望，令他伤心而死。 　　这三次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格里高尔与其家人沟通的无效性。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之后没多久就失去了人类的语言，他自认为很清楚的发音在家人耳中是“一种牲畜的声音”，他满怀善意轻声呼唤“母亲，母亲”，但是母亲的反应却是“尖叫起来，逃离开桌子，扑进向他迎面奔来的父亲的怀里”[1](p116-120)。可以看出，一开始，甲虫的形态和牲畜的声音就令格里高尔被认定为脱离人类社会的存在，大家对他的态度是畏惧并且憎恨的。并且大家认为，“既然他的话人家听不懂，所以谁也不认为，连妹妹也不认为，他会听懂别人的话”[1](p126)。语言的单向障碍带来的是丛生的误解，他的各种意图无法被家人知晓，反而被误以为是牲畜的本能的一种破坏欲，从而招致父亲的追打、妹妹的抗议以及全家人的抛弃。
　　这种冲突的具体化明确的表现出一个事实，即格里高尔和他所代表的世界无法被现实世界所接受，于是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对立的，随时可能被压制与毁灭。于是格里高尔就被迫处于一个绝对孤独的存在范围内。如同由房门隔开的两个空间的对峙一般，外部空间的切换带来的冲突导致了存在于众人意识中内部空间对峙的显影。而这种冲突所呈现的，是现代人在社会上精神隔离的缩影，是人与人交流中的可怕危机。同时，更加凸显了格里高尔与人群处于精神隔绝状态时，内心情感深化所带来的痛苦。
　　重叠的格里高尔与卡夫卡
　　格里高尔的生存困境实际上是卡夫卡自我代入的结果。卡夫卡内心的无归属感的源头在于他那个时期犹太人的时代位置，这样的背景“相对卡夫卡来说，更成为了他那复杂的作品和痛苦的个人生活的源泉。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写作。”[3]然而卡夫卡的写作依旧困难重重，他的家庭带来的阻力、工作的压力、疾病的折磨、永远无法实现的婚姻使他一生都处在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与不平衡中，从而导致他生命中充满了浓郁的孤独。
　　为了让自己的写作保持纯洁性，卡夫卡特意选择了一份与写作毫无关系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工作，然而这份工作却让他感到强烈的压力和孤独：“你在办公室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至于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4]。而家庭带给他的痛苦更远甚于此。卡夫卡唯一需要的是工作之外的自由创作时间，但是他的父亲却强迫他把时间放在家里的工厂上，为此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工厂里所作那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将剥夺我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4]。甚至由于卡夫卡的不配合，引来家人一致的责难。如果说工作与家庭带给卡夫卡的是外部的压力的话，那无法实现的婚姻带给他的则是一种来源于自身的矛盾和煎熬。卡夫卡与菲利斯的爱情断断续续持续了五年，他们互相热爱，但是卡夫卡永远不与菲利斯结婚，这不单是出于对婚姻的莫名恐惧，更是深刻考虑到婚姻对于自己独立创作的影响，因为他曾经从菲利斯对待《观察》的态度中发现，她无法为他提供需要的支持他写作的力量，而他要过的是“一种奇妙的，一切为他的工作设想的生活”[5]。
　　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极度自我的生活，导致了卡夫卡对于孤独的惧怕与热爱，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6]。刘小枫也曾这样描述卡夫卡与他人的关系：“卡夫卡一生都在拼命寻求与他人的充满真挚温情的联系，建立一种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子关系、男女关系、兄妹关系，乃至于人神关系。但是，恰恰是，在寻找这种关系时，人越发感到绝望。一切人与人之间正当关系的建立，都是危险的”[7]。这段话从侧面说明了卡夫卡在对待自己孤独时候的摇摆不定，而他把其中绝望的危险的成分赋予了格里高尔，令他在彻底的、绝望的孤独中死去，在这一层面，卡夫卡与格里高尔是重叠的。二者在相同的立场上表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存在模式，从而深层次地揭示了卡夫卡及他笔下人物的孤独感、无力感、恐惧感、目的无法达成的失落感以及这一切背后隐藏的一个个扭曲的灵魂的本质。也从侧面表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存在观，即“每个人生活着他的生活（或者死亡着他的死亡）”[8]。
　　然而卡夫卡永远不是格里高尔，他并没有因着自身的苦难而妥协，而是以写作为支撑点来诠释自己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变形记》正是卡夫卡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表现力再现出来的一个浓缩的平行世界。无论是异化抑或反讽，存在于卡夫卡与格里高尔之间默契的矛盾冲突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重叠，这自然是源于卡夫卡残酷彻底的自我剖析。卡夫卡内在的极端自我的、以病态的存在脱离现实的扭曲的精神状态，与他作品中荒诞层面下严肃的真实、极具通彻的思想感悟互相缠绕融合，形成了他独有的自我救赎式的社会图景重塑。所以，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他所揭露的不仅仅是人异化为非人的现实，更是透过这种现实，通过人物内心情感的宣泄和对主体意识的抒发暴露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意识的严重缺失以及个体存在严重的不可调控性。正如布罗德说的那样：“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参考文献：
　　[1]卡夫卡.卡夫卡全集[M].叶廷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瓦尔特·H·索克尔.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A].叶廷芳.论卡夫卡[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尼古拉斯·默里.卡夫卡传[M].郑海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4]曾艳兵.为何变形？——卡夫卡《变形记》解析[J].名作欣赏,2006(7).
　　[5]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
　　[6]阎保平.变形记叙事结构解析[J].外国文学研究,1992(3).
　　[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范菲菲，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范菲菲： 《变形记》关于孤独的独特感悟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