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台湾朱氏家族在“家族式写作”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价值。作为一个主体，朱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来自家族和代际的影响，共有“眷村”的创作主题和“张门”、“胡派”的创作风格，但又以代际为界限，表现出一个传承、悖离以及回归的过程。
　　 关键词：家族式写作 朱氏家族 主题 风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式写作’，是在使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以家族为单位出现的文学群像。”台湾朱氏家族在“家族式写作”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父亲朱西宁是台湾著名的军旅作家，山东人，1949年从大陆遣台。母亲刘慕沙来自台湾本省，从事翻译与文学，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更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三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朱氏家族的写作主题烙上了“眷村”的印记，同时又因和张爱玲、胡兰成的渊源，兼具“张门胡派”的创作风格。
　　 一.写作主题：眷村情结的脐带
　　 “眷村”文学是台湾文学中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通过对眷村生活的抒写，渗透了在社会历史动乱中迁移至此的大陆人的集体记忆，表现出一种文化身份的失落和对故里的思念。并且通过这些外省人的视角去审视台湾社会的风云谲变以及眷村人周遭的生活，展现了他们从焦虑到在此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过程。
　　 在眷村作家中，朱氏家族的眷村抒写具有代表性。作为“迁徙”的文学家族，从父亲朱西宁到女儿朱天文、朱天心，作品中体现了眷村情结在家族之中、代际之间的传承和演变。
　　 （一）朱西宁：“眷村”的原乡情结
　　 作为第一代眷村作家中的“军旅派”，朱西宁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乡土小说中弥漫着一股无法消散的原乡情结。它是根植于“眷村”的产物，是第一代眷村作家的特有情结。
　　 朱西宁的小说具有一种乡土的传奇色彩，这从早期创作的《铁壳门》、《破晓时分》，到代表作《铁浆》都有所体现。而朱西宁晚期的史诗性巨作《华太平家传》，从其祖辈写起，代代传承至今，具有家族历史的纵深感和广阔的横截面的真实感。这是作为漂流异乡的“眷村作家”的血脉寻根、记忆回溯，浓厚深重的原乡情结呼之欲出，却又被历史、被眷村人的社会现实所击败，只能存在于纸墨之间。透过朱西宁的作品，读者能够感觉到他对大洋彼岸故土藕断丝连的血脉之情，以及对大陆童年记忆的深深眷念。如在小说《我的麦秸蜗螺》中，以“我”的童年视角展开一幅淳朴原乡的迤逦图卷，其中不时穿插故土山东的各种风土民俗，“眷村”一代对故土的怀念，对回归的渴望溢于文字之间。
　　 （二）朱天心、朱天文：“眷村”的悖离与返回
　　 到了第二代“眷村”作家，眷村书写在其内质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在他们身上虽然仍然贴有“外省人”、“新住民”的标签，但事实上，由于一出生即被架空的大陆文化背景，他们只能从父辈的记忆中搜寻属于“眷村人”的文化皈依，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寻根。他们自幼便离开故土来到台湾，在台湾的生活经历已融入他们的童年记忆之中，但“眷村”二代的文化身份使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台湾。生活体验与文化身份的分裂造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焦虑。
　　 朱天文是第二代“眷村”作家的代表之一。其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古都》、《漫游者》构成其“眷村三部曲”，具有代表性和阶段性意义。早期作品《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朱天心经历了若干年对其文化身份的找寻、认同，在“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与磨合之后，对“眷村情结”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定位和诠释。朱天心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对眷村人的生活境遇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文字表现了第二代眷村人内心深处的依然无根无着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眷村人心理历程和生存历程的线面结合的体现。以女性眼光审视“眷村”的童年生活，文中透露出一种对离乡背井的失落和无依感：“原来，那时让她大为不解的空气无时不在浮动的焦躁、不安，并非出于青春期无法压抑的骚动的泛滥，而仅仅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
　　 无独有偶，“眷村”生活的记印也在朱天文的作品中处处可寻。对于她而言，“眷村的生活，变成一种颜色，一段曲调，一股气味，永远留在生命的某一处了，稍一触动，就像钱塘潮排山踏海袭来。”作为“眷村”第二代，大陆虽然是血液和文化之根，但由于童年记忆和生活体验的缺失，对故土的怀念，更多地只能通过父辈的言传而在想象和愿景中实现。在她的《小毕的故事》和《童年往事》等作品中，描写眷村童年的日常琐碎之事，冲淡却又充满温情。
　　 （三）“眷村”情结的家族脐带
　　 从朱西宁的原乡情结到朱天文、朱天心等第二代的眷村抒写，有着一脉相承的特殊联系。朱西宁对朱天文、朱天心的早期的影响，以及后期朱天文、朱天心受到的彼此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隐含的体现。眷村情结作为一种家族脐带，根植于眷村文学的内核之中。
　　 朱天文的作品中不乏对父辈的书写，且是从个人的角度抒写父辈历史，脱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如在她的《续前尘》、《荷叶·莲花·藕》等短篇作品中，以父辈的爱情为线索，展示了第一代“眷村”人的生活图景。
　　 而父亲的逝世无疑是朱氏姐妹写作的一个转折点，犹如血肉以及神经链条的断裂，她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父辈，也重新审视了父辈对自己创作所造成的影响。父亲逝世的影响，在朱天心的《漫游者》中有明显的体现。朱天心在书中坦言：“原来，我一直靠着不断的挑战父亲，才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在哪里，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才不致’无意志、无重力’地漂移着。”“愈走愈像走进历史里，很深很深的历史里……走下去，就算两倍于奥迪赛的返乡时间，你也回不到有你亲爱渴望重聚的亲人的时空了。”朱西宁作为父辈，对子辈（朱天心）在的精神上乃至创作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创作风貌：“张门”、“胡派”的幽影
　　 在父辈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朱氏家族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暗影。虽然海峡相隔，朱西宁对中国原乡文化充满了家国的忧思，而朱天文、朱天心从小在朱西宁的教养下，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品中渗透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意境。不能不提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对朱氏家族创作风格的巨大影响。
　　 （一）朱西宁：对张、胡的推崇
　　 朱西宁十分喜爱和推崇张爱玲，在他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部分中，将张爱玲排在九十八位中国现代小说家之首，称之为“万古常空，一朝风月”，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朱西宁从小接触到很多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大陆新文学作品，在提到自己继承的新文学资源时，承认张爱玲带给他的影响：“其他形象的掌握、人物的塑造和辞藻运用方面给予我重大影响的也许是张爱玲。”
　　 （二）朱氏姐妹与“张门”、“胡派”
　　 朱天文的创作风格一向被认为是在朱氏小说家族中最接近于“张腔”、“胡说”。朱天文自幼喜爱并熟读张爱玲的作品，并在“爷爷”胡兰成的指点下，更加增添了一分“胡派”的意味。朱天文笔下“张氏美学”的影子，在散文集《淡江记》中已有体现。而她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借其中句段为例：“印度的麝香黄。紫绸掀开是麝黄里，藏青布吹起一截桃红杉，翡翠织翻出石榴红。”以华美繁缛的辞藻砌出小资情怀，青出于蓝，与张爱玲有如同出一辙。
　　 然而朱天文并未沿着张爱玲的道路行将下去，而是逐渐开辟了属于她自己的文学风格。在她作品中流露出的原乡文化、一种自然主义的抒写状态是张氏美学中所空缺的部分。在其后来的小说中，对于张氏美学的剥离和自我风格的建树表现得较为明显。
　　 朱天心小说中浓厚的苍凉氛围和怀旧气息，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然而她的写作风格，与张爱玲并不相似，而是形成了她独一无二的“老灵魂”式的苍凉美学。如在《古都》中，朱天文跳出固有视角，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重新审视生活几十年的城市——台北。以一句“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开头，充满悲恸与伤感。而在小说结尾，“你”发现曾经熟悉的台北已成为面目全非之地，迷失在淡水河畔，放声大哭道：“这是哪里？……”与张爱玲笔下文明与荒凉并举的上海不同，朱天心笔下的台北是另一种遗失了文明与记忆的物质之墟，这与其“眷村”的异乡身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通过对台北城市的失落感，表露出对中国原乡的文化乡愁。
　　 （三）影响的焦虑：写作风格的传承与悖离
　　 出于父辈朱西宁对张、胡的推崇，朱氏家族整体文学创作都受到张、胡的较大影响。胡兰成在朱西宁对张爱玲进行研究时就住在朱的隔壁。朱天文、朱天心二姐妹拜胡兰成为师学习写作。在其引导下，以朱氏家族为首结成了“三三学社”，将张爱玲的“苍凉”与胡兰成的“礼乐”结合起来。
　　 而到后来，朱氏姐妹开始有意识地要摆脱“张氏美学”给她们带来的家族式影响，形成个人化的写作风格。在一次访谈中，朱天文承认说：“张爱玲在台湾的文学上影响非常大，大到有一度我们觉得她简直就是个阴影，……曾经有一段时间模仿，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但到后来这个阴影你很想摆脱他。”好在“写到《荒人手记》的时候，终于你自己会觉得说，总算平了，终于有不一样了，终于逃离她的阴影了。”正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优秀的作家都会在一个长期又适当的过程中充分吸收先贤作家的营养，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点，最终获得自我实现。朱氏姐妹的“独立宣言”既提升了她们后期文学创作的价值，也体现了家族式写作、代际影响的复杂性。
　　
　　 李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8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李莎： 台湾朱氏家族的写作主题及创作风貌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