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叶圣陶家族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是大陆传统的“家族式写作”模式。叶氏三代人的写作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伴，近百年的文脉延续也大致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本文从叶圣陶、叶至诚、叶兆言三代的作品入手探讨叶氏“家族式写作”的三个基本特征：现实主义传统、浓厚的悲剧色彩与主流文学若即若离的关系，最后再深入分析这些特征的成因——家族文学传统。
　　 关键词：叶氏三代 现实主义传统 悲剧色彩 家族文学传统
　　 叶圣陶按照自己“至善、至美、至诚”的人生信条分别为子女取名，并指导他们的创作。在三人年纪尚幼时，叶圣陶将他们发表的文章审读后编成一部《花萼集》，两年之后又推出《三叶集》，使他们很早就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建国后，叶圣陶的老母、至善一家和至美母女先后北上，与先期到北京的叶圣陶夫妇会合，而叶至诚却辗转到了南京，从此定居下来，成了叶家至今留在秦淮河畔的一个分支。一家人后来所从事职业也各不相同，其中在文学创作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叶至诚、叶兆言父子和叶至善、叶小沫父女，叶至善父女定居北京，均从事编辑工作。在文坛上影响力更大的是长期定居南京的叶至诚、叶兆言一脉（值得一提的是，叶兆言之女叶子也成为“80后”写作的文学新秀）。
　　 一.“现实主义血统”
　　 叶圣陶一开始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到科举制废除之后才进西式学堂，所以他从小“受过中国‘雅’文学传统的严格教育，沿袭了这一传统对准确性的高度重视，力图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因此，“他的那些以对话为主体的短篇小说在结构上最接近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横断面。”但与海明威的现实主义不同，叶圣陶冷峻的笔调所要表现的不是“硬汉”的英雄事迹，而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所概括的“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评价，就显得更加贴切。
　　 叶至诚的文章印证了自己“至诚”之名，以诚挚为美。“我以为作品必须‘文如其人’，而且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的真实的话，否则何必写它。”“所以，我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叶至诚所反映的生活，都体现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感受与评价，写出了自己在生活激流中情感、心绪的演变。
　　 无论是“秦淮系列”还是“抗战系列”，叶兆言小说的叙事都极少雕琢与渲染，平实之中见功力。这种风格让人想起他的祖父、父亲的写作，王彬彬甚至认为，叶兆言的作品与叶圣陶当年所倡导的一样，“都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而且“他对凡人小事特别有兴趣，他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事情，却并非严厉的审视，而总带着一种温和与宽容。”叶兆言小说重视与宏大叙事迥异的“历史的细节”，用他所理解的“细节”建构出一部部亲切的“秦淮史”“抗战史”。
　　 二.浓厚的悲剧色彩
　　 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种道义上的使命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准确的说是一种拯救意识——使得作家们一直深怀悲悯，他们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及其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具有悲剧色彩。
　　 叶圣陶两类题材的作品悲剧色彩尤为浓厚：一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悲剧。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孤独、苦闷、彷徨、痛苦。”叶圣陶早期被称为“为人生派”，但为人生的“爱与美”的理想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现实面前显示出其“软弱性与悲剧性（如叶圣陶的小说《阿凤》）”。叶圣陶的小说善于“用简单的方式叙述某个人的悲惨命运”“悲剧气氛浓厚”。二是对底层人生活的表现，特别是农民苦难的描写。在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农民好不容易盼来了丰收，结果却是“谷贱伤农”，叶圣陶用冷峻的笔调写出了受剥削压迫农民的艰难生活，“悲”字贯穿始终。
　　 叶至诚早年参加革命，晚年所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回忆友人的《老陆的苦》，回忆“文革”之苦的《漫忆大字报》、《如是我闻》，他用平淡的笔调写出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悲剧，厚重而悲怆，如《最后一班难民车》、《重记乐山遇炸》。叶兆言在《至诚六种》的《序言》中说：“父亲有很好的写作基础，少年时就出手不凡。”
　　 叶兆言的作品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很多时候是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哀伤。首先是“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以《状元镜》中命途多舛的三姐为代表的悲剧人物，她的人生轨迹似乎处处是转机，实际上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堕落，改变愈多，悲剧意味愈浓。叶兆言这类小说可以说是欲望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其次，他写出了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秦淮”、“金陵”的现代命运。怀旧，成为他感伤的触发点，正如他所说的：“古老的南京城正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我因为保守，变得喜欢怀旧，而这本书，似乎也是为那些保守和乐意怀旧的人所写。”
　　 三.与文学主流若即若离的关系
　　 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叶圣陶到“红色文学”的叶至诚，再到“新时期文学”的叶兆言，叶氏三代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他们与时代文学主流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的。
　　 叶圣陶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率先提出“为人生”的写作主张，后来在《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中也实践了这些主张，但他并未追赶蓬勃而兴的各种思潮。再加上他后来潜心与语文教育，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偏重于儿童文学，这就使他与日后成为文学主流的“左翼文学”联系并不密切。但叶圣陶一直很关心新文学的发展状况，他曾代编《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前者是新文学小说的重镇，在代编《小说月报》其间叶圣陶先后编发了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重量级的作品的编发无疑也是叶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值得注意是，叶圣陶后来把重心转移到教育上，他也常常通过教育手段促进新文学的传播，在他主编的“国文教科书”系列（《开明国语课本》、《国文八百课》等）所选“五四”新文学周作人、鲁迅等人作品的比重很大。
　　 叶至诚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定居南京做编辑、编剧，但良好文学修养又使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满足于当时的文学状况，他有自己的理想诉求。1957年，叶至诚因参加“探索者”文学社被下放劳动，写作也受到限制。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在思想改造方面，他后来也留下了“做枪手的后遗症”。在“文革”之后，创作自由了，但叶至诚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许多作品写出来了自己很不满意，他最终也没能像他的好友高晓声、林斤澜那样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即便如此，叶至诚仍然时刻关注着文坛的发展，特别是在和高晓声做《雨花》主编时期。他很多时候是以一种殷切的批判眼光来打量当代文坛。
　　 在多年的创作中，叶兆言始终抱守“宁可写砸，也要尝试可能性”的创作意识，对各种题材都大胆尝试，使得其小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以及相应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但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叶兆言的锐意求变使他无法被文学史归类，这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文学史上的“非主流”作家。“叶兆言跟文坛一直保持一种距离，或者慢半拍或者快半拍。他总是写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补充现在文坛缺少的东西。”距离是审视的前提，更是保持个人风格的基础，正是这种“慢半拍”的若即若离，让叶兆言成为“王旗变换、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的独特景观。
　　 四.家族文学传统
　　 作为“五四”新文学开创者的叶圣陶在家族内部文学创作的指导方面自然格外强调要秉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文学血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叶家人。
　　 叶至诚在回忆父亲叶圣陶对自己的教育时这样总结：“父亲不管我的, 都是只关系我个人的事, 在这方面讲求民主……而父亲管我的, 都是涉及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事, 在这方面, 父亲反反复复地要我懂得, 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 在我以外,更有他人, 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常常为他人着想，是“推己及人”的处世准则，在文学作品中则体现为博爱和悲悯，这也正是叶氏家族创作最主要的思想内涵。于是，表现社会苦难特别是底层生活的内容在叶氏三代人的作品中就特别突出，这种底层观照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背景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悲剧色彩。
　　 “父亲为我提供了一个最好最有利的读书环境，为我树立了一个没必要争名夺利的楷模，父亲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寂寞，让我如何在作品中‘有自己’，让我如何坚强有力地克服干扰……”（李亦明《作家叶兆言访谈录》）叶兆言的话也反映了叶氏家族的一条处世准则，即“没必要争名夺利”“有自己”，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在喧哗与躁动的二十世纪中国显得难能可贵，这也使得叶氏三代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文坛的主将。而如前所述的叶氏家族另一个文化根基——博爱和悲悯，又使得他们时刻“忧心忡忡”的关心社会人生，关注文坛状况，与文坛主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李强，刘宇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8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李强 刘宇亮： 浅论叶圣陶家族的“家族式写作”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