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当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两位女作家，茹志鹃与王安忆的联系并不仅仅是母女关系那么简单：她们有着一脉相承的怀旧情结与古典气息，在作品中也同样流露出自恋情结，在母女两人的写作实践中，用反又合的叙事策略共同流布对于宏大叙事的策反，进而显示出写作家族的独有文脉。
　　 关键词：家族式写作 怀旧与自恋 继承与超越
　　 正如利奥塔所指，后现代的重要特征是对宏大之物的背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半段的风貌，也近似在宏大与细密的相持与对抗之中，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半个世纪的文学实践，正是反宏大叙事最好的代言者。
　　 1980年，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分别获奖，遂使母女作家并肩步入成就卓著的当代作家群中；1984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家第四次表大会上，母女俩又同时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从而引起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同样是知名作家，又兼母女的特殊关系，茹志鹃与王安忆在写作上表现出一定的继承与超越。在作品风格上，茹志鹃与王安忆表现出一致的怀旧情结与古典气息；作为女性的书写，母女俩在作品中同样流露出自恋情结。作为作家母女，王安忆在写作上所受到母亲茹志鹃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相似与继承似乎不可避免，诚如茹志鹃自己所回忆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然而，作品作为作家世界观的一种表现，也受历史与时代的影响与制约。处在新时期的王安忆在新的时代际遇里，其写作也表现出对前代的反抗与超越。
　　 一.风格的一致：怀旧情结与古典气息
　　 茹志娟的小说荡漾着诗歌那样富有想象、夸张的浪漫气息，作者不仅把白描、哲理、抒情熔于一炉，同时还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给作品添上一层诗意的纱幕，让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静静的产院》对风、月的描写，《着暖色的画幅》中《画幅》等，都以一种浪漫的色彩，弥漫着古典气息。与这种古典气息相伴的是一种怀旧的情结，茹志鹃在80年代解释《百合花》创作缘由时说，当时之所以回忆战争年代，是“反右派”造成的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使她十分苦恼，每天晚上都“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百合花》便是在这样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
　　 王安忆受母亲创作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带有深厚的古典怀旧情结，然而与茹志鹃所不同的是，王安忆不仅在语言形式上受到古典气息的熏陶，缅怀旧人旧事时，更多的透露出对一种对古典与现代之间冲突的思考。其获奖作品《长恨歌》隐约体现出一种怀旧的情调，弥漫着古典气息。《长恨歌》看起来描述的是现代城市的故事，但其选取意象大多是“弄堂、闺阁、小镇”怀旧情结浓厚，特别是其中的弄堂，更是承载了上海这座百年都市的光荣与梦想，可以说，是深层的怀旧情结支撑着王安忆乐此不疲的进行着《黑弄堂》一类的书写。
　　 二.作为女性的书写：自恋情结的流露
　　 “自恋”情结也称纳西斯情结。1898年，英国学士霭理士提出自恋现象，后为弗洛伊德等人接受，并成为精神分析学的一大术语。
　　 在小说中流露出自恋情节这一点上，王安忆与茹志鹃表现出一定的承继性。王安忆提到茹志鹃有一种类似于林黛玉那样的气质，内心很娟秀，但外表看上去很刚强。结合茹志鹃早年成长的背景可以发现茹志鹃的自恋源自于一种自卑。众所周知，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于一种补偿心理，现实中的自卑情绪转移到作品中，就成为一种深沉的自恋情节。在其代表作《百合花》里，这种自恋情结有着明显的表露。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展开叙事，在叙事层面已经体现了叙述人的主题性。小通讯员与“我”始终保持的距离，使“我”渐渐地产生了兴趣。在“我”的眼中——“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带上的扣眼。”至于小说中的新媳妇，则更是自恋的代表。作为女性的她，在小说中是个刚结婚的新媳妇，然而却摆脱了娇羞的束缚，在与通讯员的调笑中，显示了她作为女性的自信与魅力。
　　 王安忆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和体验，来完成作为一个女性所渴求的“爱情”旅程，并且以女性少有的严谨、认真姿态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让读者在阅读她的“三恋”系列（即《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之时感到王安忆分明在书写作为女人的骄傲和魅力，字里行间绽放的是女人作为女性能够对自我的肯定和张扬，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恋”呢？在王安忆的“三恋”系列之中，男性多半都是孱弱、胆怯、畏缩的，而女性是强大、主动的，她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选择爱情，凭借女性鲜亮的身体让男性为她们甘愿受死。王安忆把男人和女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甚至男人和女人都没有名字，只是“他”与“她”的代称，暗合着作家以强烈的女性意识来精心构筑女人的爱情梦想。在《锦绣谷之恋》中，叙述者一开始就言明：“我想说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小说的叙述是以女人“她”的感觉和回忆来展开的，像是一个女人的关于青春、人生的理想之梦，但更是一个女人的自恋痴情梦。在这里，没有纯粹物质上的性爱，而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精神恋爱。
　　 三.时代的际遇：反抗与超越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讲稿里说过，“少年总是愤怒的，他们总要背叛什么，反抗什么，这似乎是他们的天性。”少年的愤怒主要来自对于成长环境的不满和反思。王安忆成长的时代，是知青的时代，“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十七年’作家有相近之处，但一部分‘知青’作家在‘文革’期间，通过阅读打破这一界限，获得对世界认知、表达的新的视域和方法。”新的阅读体验加上生活经历，使很多“知青”对宏大叙事形成了反抗与怀疑的态度。在“文革”后，王安忆所处的新时期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裂变时代，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更开放、更富于文化内涵。使得她从“广阔天地”中带来了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思考。
　　 茹志鹃1979年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率先提出否定“大跃进”关乎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这多少让人想到了她1958年发表的的《百合花》，同样是促进了“百花文学”的繁盛。这种敢于突破的创作精神也为王安忆所继承。在漫长的创作征途上，王安忆总在尝试突破、希望超越。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省意识，新时期伊始，王安忆挟着一股清新之风初登文坛，这种清新自然有不少茹志鹃的流绪。《雨，沙沙沙》为代表的“雯雯”系列小说，“雯雯”俨然就是《百合花》里的新媳妇，纯真而善良。只不过，王安忆在雯雯身上寄托了很多自己对过去的反思，无论是思想还是写作技法上都更复杂。
　　 虽然王安忆处于中西文化观念交融的开放时代，大量按受了西方文化内容，但她又承组着传统文化的衣钵，与传统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她在《本次列车终点》中所写的回城知青陈信在陷入困境后仍苦苦坚守一样，无论何时，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起点。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写实的手法传达了人生的真实和丰富。“小鲍庄”虽为仁义之乡，但那儿的乡亲们依然在默默地“忙着生、忙着死。”惨淡经营摆脱不了贫困，愚昧落后窒扼着现代文明的滋生。该小说产生于作者访美归来之后。在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对话时，王安忆说过这样一段话：“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我们相反，对历史，对时间，对人的看法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用这种“新的眼光”来批判传统文化是《小鲍庄》的创作旨归。接着，王安忆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自己的家族内部，小说《纪实与虚构》通过家族史的追寻与重构，在文本中，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虚构”在“纪实”的背景上展开，“纪实”因“虚构”的介入而显得意蕴丰富，在追溯的“误读”中，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和确立自己的价值之所在。或许，这些思考里有茹志鹃那一代人的痕迹，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如果抛开彼时“反思文学”的宏大背景，能够有多大程度上为文学史所铭记？《纪实与虚构》难能可贵的一点还在于，它是主动的反思，并没有诸如要追问“伤痕”一类的宏大的命题，高明的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做时代的留声机或冲锋号，这种反思的自觉性为王安忆的超越提供了无限可能。正是因为王安忆始终保持着清醒而强烈的自省意识，以继承者也是超越者的姿态，成功达到了一个个新的高度。
　　
　　 王丽，李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8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王丽 李强： 茹志鹃与王安忆的创作比较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