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陈傅良是南宋中兴时期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其文学思想有独到之处。他的文道观属于理学家一脉，又植入事功因子;他重视作家节操，主张作家应胸怀家国；他倡导中正平和的诗风，讲究诗歌声律。
　　 关键词：陈傅良 文道观 作家论 风格论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授太学录。历通判福州，知桂阳军。光宗禅位，迁提举湖南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改提点浙西刑狱，过阙，留为吏部员外郎。绍熙三年（1192）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起居舍人，四年，兼权中书舍人，因建言调和两宫矛盾不应，自免而归。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寻与韩侂胄不合，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1196），削秩罢宫观，杜门韬晦，榜所居为止斋。嘉泰三年卒，年六十九，谥文节。《宋史》卷四三四有传，传世著作有《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陈氏春秋后传》十三卷。
　　 陈傅良在当时就文名卓著，宋史本传称他“初患科举程文之弊，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1]卷四百三十四。朱熹称赞他：“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一”[2]卷六十四。四库馆臣称他“集中多切于实用之文，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渡末流冗沓腐滥之气，盖有本之言固迥不矣”[3]。
　　 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与朱熹为首的道学派，以及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作为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的永嘉学派中坚，其文学思想有其独到之处，以下从陈傅良的文道观、作家论、风格论三方面分论之。
　　 一.文道观
　　 “呜呼！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戆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胜，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词辩之工，而事业之陋也。学问之该，而器识之浅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呜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献，而先生辱问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愿闻其本，惟先生赐之”。[4]（第268册第208页《文章策》）
　　 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极其重要的范畴，最早提出文以明道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唐代古文家主张“文者以明道”、“文者，贯道之器也”。这个道，是韩愈所谓的“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卷十一）的圣贤之道，即儒家思想。
　　 宋代理学家在文道关系上，一贯持重道轻文的态度。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6]（卷一）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文和道的内涵，“文”是文辞，“道”是道德。二程的文道观直接继承周敦颐，而且，他们思想更为极端，到程颐这里，则明确指出“作文害道”，文道关系尖锐对立。
　　 从师承关系而言，陈傅良的老师薛季宣曾经师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1]（卷四三四），故陈傅良的文道观是继承程颐一脉。程颐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是“作文害道”，陈傅良则认为“文盛则道始衰”，其本质都是把文道对立起来。陈傅良《题张之望文卷后》：“《颜子不贰过论》，殆是惭笔，今读韩子书者，于斯文特熟甚。科举之累，自韩子不免，宜夫人尽然，于此可以兴古道不行之叹”[7]（第268册第3页）
　　 但是，陈傅良作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道”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包含着士风、忠信、事业、器识等要素。在前人基础上，陈傅良的“道”植入了事功的因子。《答丁子齐》：“吾辈为汉民将十余世，而使吾君忍耻事雠垂六十年。而学校乡党晏然无进志，其大者，则率其徒为清谈，次摘章句，小则学为诗文自娯。当此时，吾党与士友不变其说，谓之波荡，此某所为惧”[4]（第267册第357页）可见，陈傅良反对空谈性理，寻章摘句，坚持其一贯主张的积极务实的事功思想。
　　 “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呜呼！他何望哉？”《文章策》
　　 杨雄、韩愈为宋初古文家确认的儒家道统代表，柳开《应责》：“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7]（卷一）。而陈傅良却抓住他们“美新”、“谀墓”的行为，予以嘲讽，这就是在解析儒家道统的内在矛盾，张扬其事功学说的合法性。
　　 陈傅良的文道观，是在继承北宋理学家的理论基础上，又融入了永嘉学派重视事功的因素，在他所在的时代有其独特意义。
　　 二.作家论
　　 陈傅良作为服膺儒家传统思想的学者，对儒家纲常和个人操行非常重视，光宗不过重华宫，他力谏不行，愤而辞官。“止斋立朝大节俱无愧于师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宫礼，其谏诤有古风烈”[8]（卷一），因此，他对于历代作家中节操有亏者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
　　 刘歆、李白之文盛矣，其节操何如？[4]（第268册第10页《跋赵延康诗》）
　　 王莽篡汉，刘歆出任国师，号“嘉新公”，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建制《周官经》博士，于大节有亏。李白在安史之乱时出任永王李璘从事，李璘叛乱兵败，李白被流放，此为其政治污点。
　　 “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文章策》）
　　 扬雄虽然是汉赋作家的杰出代表，但他在王莽篡汉后，出仕新朝，又做《剧秦美新》，节操有亏。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创作了大批谀墓之文收取润笔费，为正统儒家人士不齿。
　　 对于作家胸襟气度与创作的关系，他有明确的看法。
　　 屈原、贾谊、陶渊明文辞皆喜道孟夏，而悲乐不同。虽所遭之时异，要亦怀抱使然尔。[9]（第47册第29293页《和张端士初夏诗后记》）
　　 《哀郢》“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反映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极度忧虑。贾谊《服鸟赋》开篇云：“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全篇抒发的生命无常、福祸相依的悲凉心态。陶渊明《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流露出作者恬淡闲适的心境。可见，作家的胸襟气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甚巨。所过山川仙隐之居，皆为赋诗，和平无咎言。读其诗，知其奉母夫人甚乐也。至于忠愤悲壮，亦皆有为，而不自其已出[4]（第267册第439页《丁端叔南征集序》）
　　 在陈傅良看来，作家抒发个人情怀，应该中正平和。而作家的忠愤悲壮的情绪，应该是有为而发，也就是说，作家应该胸怀家国，而不是局限在抒发个人情绪的小天地里。
　　 三.风格论
　　 “论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严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组绣，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荣”。[9]（第47册第29230页《送陈益之架阁》）
　　 关于这首诗，吴子良认为： 止斋送陈益之诗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论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严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组绣，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荣”，盖陈益之年正盛，论事豪勇，而作文喜为诘屈聱牙。故以此勉之”[10]（卷四）
　　 要其归，大抵贵平而恶凿，不以私意传公道。[4]（第267册第339页《答天台张之望》）
　　 爱客不妨兼泛泛，论文何苦太奇奇[9]（第47册第29289页《游云顶院和徐叔子韵》）关于陈傅良文风的肇源，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有云：“淳熙间欧文盛行，陈君举、陈同甫尤宗之”。可见，陈傅良推崇欧阳修，倡导平淡自然、逶迤婉转的文风。当然，陈傅良的文风有一个变化过程，陈傅良早年钻研科举之学，文风工丽，林子良认为：“止斋之文，初则工巧绮丽，后则平淡优游，逶迤宛转，无一毫少作之态。其诗，意深义精而语尤高，后学但知其时文，罕有识此者。蔡行之亦锓役集放三山，但水心取其学、取其诗，不甚取其文。盖其文颇失之孱，始初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10卷四。所以，陈傅良晚年悔其少作，他的门人曹叔远在编他的文集时，按他的意思，没有收录早年那些工巧绮丽的文章。
　　 示及新篇，意趣闲淡，然诗律更当进步[4]（第267册第355页《答丁子齐书》）
　　 近读古乐府，始知后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谪仙絶出众作，真诗豪也!然古词务协律，而尤未工。仲孚尝问诗工所从始，余谓谢元晖。杜子美云：“谢朓每篇堪讽咏”。盖尝得法于此耳。“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却忆谢元晖”，与子美同意。[4]（第268册第7页《书种徳堂因记陈仲孚问诗语》）
　　 十人者之诗，虽工拙不必论，要皆归于和平而无恨[4]（第267册第445页《送蕃叟弟趍江西抚干分韵诗引》）
　　 所过山川仙隐之居皆为赋诗，诗和平无咎言[4]（第267册第439页《丁端叔<南征集>序》）
　　 陈傅良生性温和，朱熹做《诗集传》，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陈傅良不以为然，但他独藏其说，不与朱熹发生正面辩论，朱熹移书求其诗说，陈傅良答：“以公近与陆子静斗辩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为举子讲义，今皆毁弃之矣”[8]（甲集）。朱熹与陈亮发生王霸义利之辩，他致书陈亮：“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老兄跳踉号呼，拥戈直上，而无修辞之功，较是输他一着也”。[4]（第267册第351页）他秉承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倡导中正平和的诗风。而且，他重视诗歌声律，可见江西诗派流风的影响。在《跋独醒杂志》里，他说：“余尝次本朝学问多出江西，至欧公遂以议论文章师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后鲁直且以诗擅一代，盛矣！”[4]可见，他对黄庭坚所开江西诗风是钦慕的。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在《黄太史文集序》中认为：“夫世之以诗知公者末也”，“前辈所谓黔州以后句法尤髙，虽然，是犹其形见于词章者然也”[11]（卷五三）。魏了翁认为，黄庭坚虽然是以讲究诗歌技法鸣世，但这不是其最值得称道的。魏了翁站在理学家的立场，认为黄诗“虑澹气夷，无一毫憔悴陨获之态，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在魏氏眼里，黄庭坚平和冲淡、温柔敦厚的诗风远比他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历的诗艺有价值得多。[12]（第37页）相比之下，陈傅良重视黄庭坚锤炼诗法的功夫，其文学观念也显得更为通达。
　　
　　 注释：
　　 [1][元]脱脱《宋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朱熹《晦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4]曾枣庄《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5][宋]魏仲举汇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宋]周敦颐《周元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宋]柳开《河东先生集》 四部丛刊.
　　 [8][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宋]魏了翁《鹤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张文利《魏了翁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廖建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 廖建明： 陈傅良的文学思想浅论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