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7世纪朝鲜学者洪万宗的诗话巨著《诗话丛林》中，李奎报（1168—1241）《白云小说》记载：“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其所著《琵琶行》一首载于《唐诗·遗响》，而录以无名氏。”在《全唐诗》卷七百八十五，我们看到无名氏的《琵琶行》与白居易的同题诗《琵琶行》关系非浅。本文就崔氏与白氏这两篇《琵琶行》谈谈其接受因缘。
　　 关键词：《琵琶行》 崔致远 白居易 接受因缘
　　
　　 在17世纪朝鲜学者洪万宗的诗话巨著《诗话丛林》中，李奎报（1168—1241）《白云小说》记载：“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其所著《琵琶行》一首载于《唐诗·遗响》，而录以无名氏。”在《全唐诗》卷七百八十五，我们可以看到无名氏的这首《琵琶行》，全篇录之如下：
　　 粉胸绣臆谁家女，香拨星星共春语。七盘岭上走鸾铃，十二峰头弄云雨。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山僧扑破琉璃钵，壮士击折珊瑚鞭。珊瑚鞭折声交戛，玉盘倾泻真珠滑。海神驱趁夜涛回，江娥蹙踏春冰裂。满坐红妆尽泪垂，望乡之客不胜悲。曲终调绝忽飞去，洞庭月落孤云归。
　　 这是一篇描写琵琶弹奏艺术的杰作，然而细读此诗，颇觉有似曾相识之感。翻开白居易的同题诗《琵琶行》，笔者细致地对两者加以比较，愈觉两者关系非浅。兹举白氏《琵琶行》中描写音乐的一段文字如下：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生平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抺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
　　 白居易以“转轴拨弦三两声，…先有情…声声思…生平不得志…心中无限事”六句诗来描写商妇含悲弹奏琵琶的开场情状，目的在于反复渲染商妇心中绵延不尽的感伤。然而到了崔致远的笔下，以“千悲万恨四五弦”一句笼括之。其中“四五弦”化用“三两声”之迹甚明。
　　 崔氏接下来运用了几个比喻来形容琵琶弹奏的声情之妙。先使用“弦中甲马”和“壮士击鞭”这些战场意象，再使用突然间破碎的玻璃器皿意象，以形容琵琶的急促、激越之声。不过，同是“弦中甲马”，白氏“铁骑突出刀枪鸣”变成了崔氏笔下具体而形象的“珊瑚鞭”。同是器皿破碎，白氏“银瓶乍破水浆迸”则化作崔氏笔下的“扑破琉璃钵”。且崔氏笔下均有实施动作的主语，一则是“山僧”，一则是“壮士”，颇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崔氏“玉盘倾泻真珠滑”句隐括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诸句句意。至于“海神驱趁夜涛回，江娥蹙踏春冰裂”句出自诗人的主观创造，与白居易《琵琶行》没有明显的借鉴关系。
　　 “满坐红妆尽泪垂，望乡之客不胜悲”描述了“红妆”和“望乡之客”两种人在听完琵琶演奏后的感伤情绪，而白氏《琵琶行》中“满座重闻皆掩泣”，同样渲染了这种情绪，只不过身为贬官的白居易所望非远客游子思归之乡，而是能够施展政治抱负的唐代政治中心长安。白氏心中的儒家政治信念在崔氏笔下被置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家园之思、游子之思。
　　 至于“曲终调绝忽飞去，洞庭月落孤云归”两句，“曲终”当是对“曲终收拨当心画”的隐括，“调绝”则是对“四弦一声如裂帛”一句的隐括。“洞庭月落孤云归”化用了“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的意境，取其意而去其形，堪称神来之笔。
　　 整体观照这两首诗，虽然它们没有诗语上的简单重复，但在意境、比喻上却惊人的相似。其中必然存在一者对另一者的学习与模仿。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白居易是第一个以长篇歌行体描绘音乐艺术的大诗人。迄今为止，学界没有发现《琵琶行》有明显模仿前人的痕迹。如此说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崔致远学习白居易，并以同题诗巧妙地模仿了白氏《琵琶行》。为了说明这一结论，除了文本之间的比较之外，还必须说明两点：1、白居易《琵琶行》传播广泛；2、崔致远具足借鉴白氏《琵琶行》的诸多机缘。
　　 其一，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影响甚大，他的《琵琶行》无论是作为感伤诗的名篇，还是作为描写音乐艺术的杰作，在他生前就已经名闻遐迩，声播中外。略举唐宣宗李忱为他所写的悼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为证。除此之外，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其诗歌流传的广泛程度也多有叙述，《旧唐书》本传甚至称他的诗文价值达到了“一金换一篇”的昂贵地步。作为当时世界最强盛帝国的最受欢迎的诗人，白居易的诗文完全有被崔致远学习、接受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基础。
　　 其二，在白居易之后，崔致远曾经长期生活在唐朝，有学习、接受白氏诗文的时空条件。崔致远，字孤云、海云，新罗真圣女王时的学者、诗人，生于公元857年，卒年未详，而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正好是崔氏的诗坛前辈。崔氏在869年赴唐留学，宾贡进士及第，并任侍御史等官，以讨黄巢檄文而有名，885年归国，被尊为朝鲜汉文学鼻祖。既精通汉文学，崔氏对白居易诗作之熟悉，当在情理之中。
　　 其三，崔氏诗作远未达到情景交融之境界，虽属歌行体，但并未缘事而发，相比白氏自然状态下的创作，瑕疵甚明。从整体艺术水平来看，崔氏有拟作的可能。
　　 众所周知，白氏《琵琶行》是一首具有浓郁感伤色彩的叙事诗。“歌行体”带有一定的叙事色彩，白氏此诗亦不例外。诗前小序详细交代了此诗的创作缘由；诗歌正文更是明确交代了船上听琵琶的诸多人物（弹者、包括主客在内的众多听者），详细记载了商人妇悲惨曲折的遭遇，间或反映出诗人自身的境遇。除此之外，商人妇的感伤、商人妇弹奏琵琶的场景乃至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唤起的诗人的贬谪心境，这些环环相扣的描写无一不烘托出诗歌整体的叙事氛围。与之不同，崔致远的《琵琶行》虽名为歌行体，然而除了琵琶弹奏的场景描写之外，叙事色彩并不明显。“谁家女”的“千悲万恨”？因何弹琵琶？在何处弹琵琶？“满坐红妆”、“望乡之客”与弹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系列问题，均难以索解。崔诗描写音乐艺术固然高妙生动，然而从整诗来看，却远未达到情景交融的浑融境界。其中的描写固然是具体而生动的，然而“情”是概念化的，缺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起“情”过程。归根结底是因为“事”的缺席。如果说诗人的创作是对生活体验的一种提炼和表达，那么很显然，崔氏《琵琶行》的产生过程有悖于此。全诗没有崔氏个人的心境表达，充其量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音乐弹奏场景的一段生动形象的长篇记录而已。这一事实恰恰反证崔氏学习、借鉴白居易《琵琶行》是完全可能的。
　　
　　 ※ 本文系黄冈师范学院青年科研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1CQ127.
　　
　　 郭伟，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

• 郭伟： 论中朝《琵琶行》之接受因缘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