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世界新闻报》——默多克旗下一家有着168年历史的报纸，因爆出窃听平民女孩米莉·道勒的私人电话等严重践踏新闻职业道德操守的行为，于今年7月被迫关闭。不过，随着事件的不断曝光，公众发现这只是事件的冰山一角，真正出了问题还不仅仅是《世界新闻报》，而是整个的英国报业文化。本文试图沿着这次事件发生的脉络，厘清“窃听门事件”背后的故事。
　　 关键词：《世界新闻报》 新闻业 第四权力 帕帕拉齐
　　
　　 2011年7月，“默多克”三个字成为了世界媒体毫无疑问的聚焦点。7月4日，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被爆非法侵入失踪女孩米莉?道勒的手机信箱。很快，整个事件产生了“蝴蝶效应”。默多克以及他的传媒帝国——新闻集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7月10日，默多克在舆论风暴里，选择上演了“壮士断腕”，拥有168年报龄的《世界新闻报》被迫关闭，不过众怒并未因此而平息。很快，更多的丑闻不断被曝光，默多克同伦敦政界、警界的诸多瓜葛，被一一置于英国公众眼前。
　　 7月19日，默多克父子在伦敦出席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这一天，默多克自言是他人生中最卑微的一天。
　　 听证会上，默多克表示其对旗下记者以窃听方式获取新闻并不知情。“他说，尽管‘不是借口’，但他掌管拥有5.3万员工的新闻集团，不应为没有发现这一丑闻负全责。”直至后来，一名男子向默多克投掷了一盘剃须泡沫，给这场听证会添加了一抹闹剧色彩后，默多克仍然如是坚持。
　　 默多克是否撒谎？真相也许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不过，默多克真正需要负责任的，恐怕不是这一次的丑闻，而是其在英国长期以来不余遗力践行的“小报文化”方针。
　　 一.祸根！“小报文化”与“帕帕拉齐”式的记者
　　 我们来回顾一下默多克旗下《世界新闻报》在英国被爆光的一些丑闻。
　　 最知名的，也是直接导致《世界新闻报》被迫关闭的丑闻就是“米莉·道勒事件”。时年13岁的女孩米莉·道勒在回家途中失踪后，《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不但雇佣私家侦探非法侵入米莉的语音留言信箱进行窃听，并且据英国《卫报》揭露：“The messages were deleted by journalists in the first few days after Milly's disappearance in order to free up space for more messages.”（在米莉·道勒失踪后的最初几天里，记者把米莉的短信删除了一些，以便留出空间接收新信息。）这种做法，何其荒唐。难怪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同时也是该报的副主编John Gapper（约翰·加普）撰文说：“对于《世界新闻报》2002年的所作所为，触碰道德底线的描述有点轻描淡写。当年该报侵入了失踪少女米莉·多乐(Milly Dowler)的语音信箱，并删除了部分信息，以腾出空间接收可能给其带来独家故事的新信息。这名少女随后被发现遭人杀害。相较之下，《泰晤士报》(The Times)在上周社论中使用的词——‘极其不道德’——就像是赞誉。”
　　 的确，在“米莉·道勒事件”中，《世界新闻报》的记者触犯的底线，何止是新闻道德，更是法律的范畴。
　　 如果说“米莉·道勒事件”中《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出现这种情况尚属个案，那么，如下的事件又该如何解释？
　　 据媒体披露，《世界新闻报》皇室新闻记者克里夫·古德曼（Clive Goodman）和私家侦探格伦·穆尔凯尔被爆于2006年窃听英国王室成员的电话。并据英国警方的调查显示，这两人的窃听行为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惯犯”，其窃听王室成员的次数高达数百次。
　　 不过，《世界新闻报》记者玩的花样还远远不止于“窃听”。
　　 该报“2004年重金从贝克汉姆女私人助理手上买得二人上床的细节……该报记者冒充中东酋长，欺骗英格兰队主教练埃里克森，哄他曝出球员内幕……《世界新闻报》记者曾经为取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王储传记独家连载内容，假扮清洁工人潜入对方报馆，待报纸开印后抢走一份，并将内容实时转载。”
　　 这一出出记者行径触目惊心。《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们究竟怎么了？
　　 一名英国保守党议员在丽贝卡·布鲁克斯（新闻集团旗下英国子公司新闻国际的前CEO）出席议会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的聆讯时问她：“一些严重违反新闻从业守则的手段，比如贿赂警方、买通新闻线索甚至是窃听，是否已经成为英国‘小报’记者的工作惯例，以至于《世界新闻报》的记者编辑因‘身在庐山’而丧失了判断力？”
　　 这番话倒是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所在——行风不正。
　　 当伦敦新闻业在以《世界新闻报》为代表的一批“小报”的引领下，出现这些无视新闻职业道德的采访作为，似乎并不足为怪。
　　 记者们早已混淆了“记者”与“帕帕拉齐”的范畴，顶着“记者”的名号，却只干“帕帕拉齐”的营生。
　　 记得1997年，因戴安娜车祸事件，全世界熟悉了一个词汇——帕帕拉齐（Paparazzi），
　　他们是新闻界的这样一拨人——以不计手段追逐名人、偷拍其私生活并以此赚钱的摄影记者。对于他们来讲，记者工作就是一笔纯粹的生意；手段的正当性并不在计量的范畴。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同“帕帕拉齐”们并没有区别。当然，如果一定要甄别区别的话，那就是性质更恶劣——为了得到独家新闻，连普通公众的私人电话也要侵犯，即便你是一个13岁的生死未卜的失踪女童。
　　 二.“第四权”与记者职业声望的流变
　　 此次的窃听门事件，除了折射出“小报文化”已经成为英国报业的“恶瘤”以外，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事实——英国新闻业似乎踏上了一条“沉沦之路”。
　　 欧美媒体长期以来自诩为“第四权力”，自认是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以外的一股制衡力量。“第四权力说”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西方社会对媒体在社会权力系统中的一种功能定位，以及一种美好愿景——希望媒体能够代表公众对政府权力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以防止公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对于媒体的这样一种功能定位，在英国，有政治家在1928年曾这样表述：“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他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
　　 从新闻界的践行来看，创刊于1785年，英国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在他最辉煌的日子里一度被誉为“大雷神（Thunderer）”，其刊发的言论和报道往往能够影响英国议会的辩论和决议，甚至导致涉事大臣的辞职与内阁的倒台。那个时代该报的记者，被誉为“无冕之王”。
　　 不过，当该报1981年被出售给他的第五代主人——默多克后，尽管默多克曾书面承诺保证不干预《泰晤士报》的编辑方针，不降低其积淀的历史品质。但事实上，《泰晤士报》的品质已经下降了，我们在《泰晤士报》的身上几乎很难再见到“第四权力”发挥的影子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英国报业的一大特点是泾渭分明，一类报纸走严肃路线，比如《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一类报纸走小报路线，比如《太阳报》、《世界新闻报》，两类报纸可以平分秋色。
　　 不过从最近这么多年来英国报业市场的表现看，早已是“小报文化”一统江湖了。“小报文化浪潮”淹没了“第四权”的从业理念。英国新闻业悄悄地发生了“转向”。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一个独立、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了。人们再也很难提及“大雷神”和“无冕之王”了，取而代之的是“帕帕拉齐”和“狗仔队”。英国新闻业正迷失在一条“沉沦之路”上，愿意成为“三权”监督者的记者越来越少，愿意去搞窃听、贿赂警察、贿赂政界、翻名人家门外垃圾桶的记者越来越多。
　　 难怪最后一期的《世界新闻报》在它的社论里自省：“我们迷失了方向。”
　　 三.新闻业的选择
　　 记得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曾经讲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一个没有“娱乐”和“八卦”的新闻业，无疑是无趣的。
　　 但一个过度“娱乐”、 “八卦”，乃至于违背新闻职业操守以猎取、炮制各类刺激性新闻的新闻业，无疑又是可悲的。
　　 之于一个社会系统而言，最可怕的就是新闻业遗忘了自己应当担负起“嘹望者”的角色，而只剩下了“八卦新闻追逐者”。
　　 新闻业应该何去何从？绝对的“向左走”和“向右走”都不合适。
　　 美国传播学者赖特早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里就提出过媒介的“四功能说”——“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
　　 所以，对于新闻业而言，背弃任何一种功能，都不健康。
　　 新闻业真正需要注意的乃是“尺度问题”。
　　 我们需要“娱记”，但并不需要搞窃听、搞贿赂，肆意侵犯公民隐私权，知法犯法的“帕帕拉齐”。
　　 我们需要“娱乐新闻”，但并不一定想看到某个“明星的肚子”以及他是否隐婚、是否离婚、是否婚外恋……被持续不断地报道大半年。
　　 新闻业的选择其实也很简单，正如普利策新闻奖的一任得主迈克尔·帕克斯所言：“健全的新闻业总是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的。”
　　 也许，这就是记者们最应该选择的路径。
　　
　　 钟颖，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 钟颖： 新闻业中的“第四权力”与“帕帕拉齐”实践哲学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