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短歌行》庸解何永生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年第11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1期 ID: 143436

[ 何永生文选 ] 　　

曹操《短歌行》庸解
参读
联读
摘读

曹操《短歌行》庸解

◇ 何永生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忧忧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的《短歌行》是诗，还是歌？回答自然是双重肯定的。是诗，也是歌，是歌行体的诗歌。这种回答似乎循环解释，又像绕口的文字游戏，但似乎也不能完全用无以做答故以滑头充塞来置评。因为至少它还示意有另外一种解读，说明了歌行是诗体的一种。
　　在当下诗歌常常合称，有必要辨体释说的吗？从中国大陆的语文课堂和试卷考情来看，确是没有多大的必要。不过，美利坚的中学生若选修“汉语语文与中华文化”的，则是作为常识要求关注的。旧金山联合校区（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有一年的期末考试卷就有这样的设题。
　　 3．关于诗歌，下面哪一句话是正确的？
　　 A.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不能配合音乐来唱的叫诗，能配合音乐的叫歌。
　　 B.在中国古代，人们把能配合音乐来唱的叫诗，不能配合音乐的叫歌。
　　 C.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不能配合音乐来唱的叫诗，能配合音乐的不叫歌。
　　 D.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不能配合音乐来唱的叫歌，能配合音乐的叫诗。[1]
　　看来，就某些古代的文本的学习，诗与歌的辨体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辨体有助于与文本更深入地对话。
　　一般而言，从体用上讲，“诗言志，歌永言。”[2]诗是表达情志，抒发怀抱的；歌是延长它的音节的，是讲表现的。怎样表现呢？永，拉长的意思。通过徐徐唱咏帮助延长诗的语言，突出诗的意思。歌的本质是音乐，歌的音乐性质难能满足表达意义的要求，而其旋律特性却能传导喜怒哀乐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特征。用诗把拉长的音节唱出来就成了歌。诗不入乐歌入乐。所以，古人说：“放声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3]
　　诗有作为整个文学代称的历史，标志它有属于文字而非口语的特征。这多少说明它的本质是文学的，而非音乐的。“即使是诗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4]从构词的角度来看，诗从言，寺声，自然与宗庙祭祀的记录之类相关。《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那是言政说法的地方，诗是政治的产物，也是为政治来服务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今天为人们病诟，但文学为政治服务却是文学的传统，很多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是涉政的。看来文学为政治服务并不一定是导致文学成为附庸且水准下降的不二之因，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也能产生传亘古今的经典，重要的是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是否能真正地穿越政治。
　　了解了上述文学体类的微殊，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增加的不仅是学习者诗歌体类知识的常识，而且有助于在具体的依体拟声表现中涵咏文本的内蕴。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抒什么怀与抒怀的策略的二维上。教师对文本的理解程度和切入维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策略的选择。
　　知人论诗，从创作者与创作文本的关系来考察，曹操不是一般的诗客骚人，不是那种靠“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放浪文辞为后人所知之者，而是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直而不野”雄健风骨吸引后来者的。其襟怀也非一般文人雅士能比拟，其诗艺成就更非一般以诗工为业者能望其项背。在文学史上，他是“收束汉音，振发魏声”、“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5]的划时代的诗人，但他又不是一个专门以文为业的文士，而是一个“御军三十余年，手不释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6]的政治家、军事家，一个以结束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建立统一繁荣国家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大英雄，其诗歌创作不是附庸风雅的应景之作，而是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中关键人物的情感思想，再现了重大历史事变、决策社会历史背景的史诗。由于诗人特殊的地位和才情禀赋，其诗无论是“悯离伤乱”的家国关怀、民生涂炭的草根情怀，还是个人“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自我期待，都不是同时代的诗人所能比拟的，他的诗浸润着诗人现实政治的理性精神与厚重历史使命感的浪漫情怀，是理性精神和浪漫情怀的完美结合。是诗史的一部分，更是史诗解。尽管今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编创的中古文学史无一誉之为史诗，但目光敏锐的前辈们早已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定论[7]。
　　从诗与生活的关系层面来看，曹操是用最好的形式，文学的形式，向天下有识有志之士剖心析腹表达了同心共治、经纬世事、共襄一统的政治抱负，其产生的阅读反应可谓肝胆淋漓。其文可吟咏，其意可索玩，其志可怜，其情可悯，其诚可感，其心可掇。在汉末乱世，希望达成“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唤举天下豪杰同心干的政治愿景，成为其创作意图的一说，如果在没有什么可信赖的本事发现的前提下，应该是不失为一解的。正是这种高远的政治气象，使得政治家诗人曹操的诗同一般文士之诗不可相提并论。这一点古人看得分明，明代钟惺曾说：“英雄帝王，未必尽不读书。而其作诗之故，不尽在此。志至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难与后世文士道。”[8]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一个自觉的时代，如果来一番机械坐实的话，文学自觉在于曹操当是自觉运用了文学的形式来为其政治服务的。所谓自觉，就是完美实现了言志与缘情的整合。因为在魏晋之先，诗先是言志的工具，所谓“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9]这不只是一家之说，几成公识，翻开典籍，比比皆是：“诗言志”[10]；“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1]；“诗以道志”[12]；“诗言是其志也”[13]；“诗，志也”[14]。言志作为诗的本质特征，影响深远。诗言志走向极端，就是与政治、教化几于一体，诗教成为政教的工具，政治气息过于浓烈，对于人复杂幽微的思想情感世界难免有所忽略。诗除了言志以外，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目标，这就促成了缘情的发展。于是，保存在民间的乐府传统就成为文士诗人们的青睐，诗作为情绪的抒写，又成为一种创作者和接受者共同的诉求。“诗者，吟咏性情也”[15]，“缘情而绮靡”[16]。这其中不乏矫枉过正者，使诗的精神滑向了另一个极端的。然而，将两者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完美整合的诗家，曹操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融政治家怀抱和诗人情感于一体，开辟了诗融情志的新天地、新境界。如果这个立论可以作为大胆的“假设”成立，那么，《短歌行》这首1800多年来被公认为最能代表建安风骨的诗作之一的文本，则可以作为其自觉运用文学为其政治服务的典范之作予以小心的求证之一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人以低唱微吟的形式起兴，面对宴饮欢乐、醇酒美食、佳丽裙裾，撩动诗人心曲的却是“人生几何”的年命之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如同朝露一样的短暂，而逝去的日子又苦于太多太多。时间的紧迫与人生的短促言痛意切。这是一个欢引悲续的开篇，乐景哀情的引绪。依文脉诗兴，顺着下去的应该是一种消极情绪的漫延：既然人生良苦短，盛年已不在，何不及时行乐、纵酒笙歌呢？然而，一哦“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却将欲颓之势引向内心的郁结，不可断绝的“幽思”。这“幽思”以及从后语境中释放出来的特定情感，一下子提升了全诗的境界和格调，消除了前面诗语预设的多种可能性解读空间的消极情感向度，与“慨当以慷”的豪言，共同烘托出一个思募天下英才以早遂统一功业的主旨。同时将年命已暮而功业不建的“幽思”具体而微地突现出来。壮怀激烈而又不乏悲声，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情感世界，引发剧烈的动荡与回响。
　　诗句之所以产生这种阅读效果，是因为在诗中似乎只是诗者个人心底波澜的激越情绪，其实反映了一个时代有识有志之士的一种普遍的焦虑。这种广泛的情感共鸣在那个山河破碎，人世代谢的纷乱之世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绪表达。“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17]《短歌行》正是由这种特定的个人情绪表达而成为时代之声的领唱。
　　以下明引《诗经·小雅·鹿鸣》的首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典语，将古喻今，以人况己；所谓此时此刻，亦犹彼时彼刻；此情此意，亦犹彼情彼意。它既是诗人迎宾待贤诚挚炽情的表达，也暗续了“人之我好，示我周行”、“人有以往善我者，我则置之于周之列位”的应诺，和唯才是举、唯贤是用的胸怀表白。明引暗喻，显隐辅承，如明明之主调，与隐约之各音。交相引领，断续无断。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复申思贤若渴、待贤以礼的赤忱之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翻旧典以铸新辞，前二句化用自《管子·形势解》中“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的典语；后者化用《韩诗外传》所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的典故，故事新旨，意象实朴，生动鲜明，既表达了切望英才来归的竭诚之意，又标举开创“天下归心”的政治愿景。收束诗音，振发余响。
　　有了基于上面的理解，有声教学的策略就有了情感基础。然而，仅此还不够，从“体”而言，诗是诗，歌是歌；就“用”来讲，“诗言志”，“歌永言”；按“接受形式”论之说，诗是供说白的，朗诵念读属乎此类；歌是供歌唱的，唱歌唱曲属于此类；吟哦则介乎两者之间。说白也好，歌唱也罢，真正谈到表现起来，都不容易，清人李渔云“唱曲难而易，说白易而难”，这番辩证并非诡说，是有道理摆在那儿的：“盖词曲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谱载分明，师传严切，习之既贯，自然不出范围。至宾白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则无腔板可按，谱籍可查，止靠曲师口授。”[18]虽说是“闲情偶寄”，但毕竟是戏曲大师的“闲情与偶寄”，从牙缝里露出的一丁点，在今天我辈门外之人也算高头讲章，不过道理并不深奥，有一点似可借鉴，即朗读更需要或者说更能够发挥表现者的个性，这除了表现的技术外，关键其实在于理解的深浅、直曲、显潜。
　　就《短歌行》的表现来说，依个人的理解，大概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四句适宜高亢激越平调朗诵外，因为这是接千载之思，通万里之视，沉吟良久之后的自励与告白，是向天下人，严格说来，是向那些仍处“绕树三匝，何枝可栖”，选择又选择，等待又等待，徘徊又徘徊的，诗人心中的“明明如月”者，昭示的诚意与胸怀。是高亢嘹亮的，是庄严郑重的。其余大可吟哦咏诵，当然，语气之高低曲折、强弱长短需要综合考虑。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明明如月，何时可掇”这种思疑之句，大概以升调为宜，既是疑，咏叹出来便是排遣、喧泄；又如“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似宜降调吟咏，表现陈述与肯定的惊叹；至于“青青子衿，忧忧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佳宾，鼓瑟吹笙”，“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则以细声沉吟为好，表达凝思与沉想，憧憬与欢愉的情绪；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栖”是否可用曲调曲，表达含蓄容与及双关之意？
　　这不过是基于个人理解的声音表现尝试罢了，教学中的声音表现是最显仁智之见，亦最见个性的表现。说到理解，则宜着眼“志”与“言”为恰。“志”说的是内容，“言”关注的是形式。即兼顾了“用什么方式或话语形式”“表达了什么思想、情绪或愿望”的问题。虽是宏大抱负的抒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壮怀激烈，高亢嘹亮；然而不乏温情至怜：“青青子衿，忧忧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也充盈着宴乐欢愉：“呦呦了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更少不了“人生几何”、“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人生咏叹。风云之气与生命的哀伤，浑厚的意蕴与沉郁的深思，读来之细之厚之奇，让我们瞬间领略了英雄气概、文人骚雅、常人情怀，读这样的诗，是一种边际的审美，也是一种审美的边际。
　　末了，说一句引玉之言，有人称《短歌行》“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19]，在教学中也不只听一位教者持此论向学生比况，然而，在我这样的听者却深不以为然，这简直好比以东施比西施。《短歌行》乃英雄骚雅，哪里是弹冠之族的《大风歌》可及万一者。这就好比是“事实”和“你认为的事实”，政治家与政客完全是两码事一样的道理。
　　
　　参考文献：
　　 [1]方帆《我在美国教中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2]《尚书·舜典》。
　　 [3]钟惺《诗词辨体》。
　　 [4]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5]黄侃《〈文心雕龙〉释记》，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6页。
　　 [6]《三国志·魏武纪》。
　　 [7][8]钟惺《古诗归》。
　　 [9]刘勰《文心雕龙》。
　　 [10]《尚书·尧典》。
　　 [11]《诗大序》。
　　 [12]《庄子·天下篇》。
　　 [13]《荀子·儒效篇》。
　　 [14]《吕氏春秋·慎大览》。
　　 [15]严羽《沧浪诗话》。
　　 [16]陆机《文赋》。
　　 [17]李厚泽著《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09页。
　　 [18]李渔《闲情偶寄》。
　　 [19]陈沆《诗比兴笺》。
　　
　　何永生，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