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是一个奇特的时期，解读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阅读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叙事文学作品。相关作品的资料整理、文化解读，国内各种专著已经很多了，黄卫总教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读来仍然让人耳目一新。切入角度不一样，得出的视域和感受也极不相同。欧美汉学家在汉籍基本资料的整理工作上相对本土文化学者不具优势，但他们的独特解读方式，可以贯穿那些看似松散无序的材料，并且资料翔实，逻辑紧密，论说充分合理。
　　 晚明独具的世俗享乐主义，从万历皇帝后期懒政，政治仕途变得极为险峻而无望后，变得逐渐具体起来——人们目光从儒家描述和推崇的国家、民族这类宏大概念及叙事中，逐步转向家庭、天伦、闺房之乐。从公共世界转向私人领域，是晚明文风急变的重要标志，而“欲化叙事”，则是这一文化语流的核心概念。《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表面光滑而内部逐渐朽败的时代，从“欲化叙事”的角度，巧妙地切入，展开深入论述的。
　　 明朝中期思想家杨慎首先质疑“个体价值”在历史上长期遭到忽视，明末屠隆、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对“欲”与“情”加以重新解释，使“欲化叙事”突破儒学道德伦理的围堤，而开私人空间的叙事洪流。“欲化叙事”流风所及，自明廷覆亡以至于清朝初期，是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梦幻时期，后世所能读到的各种类型、不同长度的小说——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都达到了这个领域的高峰，而无法超越。
　　 《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这部著作涉论作品篇目众多，但基本以《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大奇书作为主体论述的两根引线，牵出不同类型小说及其趋向，并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和分析。
　　 本书第十章“《红楼梦》：‘情’和不愿长大”专门分析《红楼梦》的“专情叙事”，第四章“《金瓶梅》：欲望的物质性与欲望的非物质性”则专门分析“欲望叙事”，以此形成了有趣的“欲”与“情”之间相互渗透的对比与研究。这两个重要的章节合力形成了一张大网，囊括了如《痴婆子传》《灯草和尚》《肉蒲团》《姑妄言》《醒世姻缘传》等“欲化叙事”的代表作品，以及《金云翘传》、《定情人》和《好逑传》等“纯情叙事”作品。
　　 对“欲”与“情”的细致梳理，贯穿了“帝国晚期”的“欲化叙事”的整个时期：从对袁宏道、屠隆、汤显祖，冯梦龙等人的相关论述的归纳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作家和学者们努力于通过对“欲”的肯定，来表达一个与此前儒家道德网格化世界极不同的新世界——“欲”是与生俱来的特质，否定“欲”就是否定人的存在。屠隆、袁宏道等人，既是“欲”的鼓吹者，也是“欲”的实践者和表达者。
　　 但“欲”是一把双刃剑，长期沉溺于“欲”中，不仅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而且会退化成精神冗余物——袁宏道四十二岁早逝，被认为是纵欲过度。李开先、屠隆等戏曲家也颇受纵欲过度及花柳病之苦。如何抑制欲望，不为“欲念”所制，是晚明学者作家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条“欲”线的梳理是思考晚明以降的叙事作品的重要脉络：“对于一些晚明文人来说，欲望在变得不可控制时，就意味着‘死亡’，亦即这一纵欲者本人的毁灭。这种对于人的易谬性的强烈感知有助于或者部分地有助于解释晚明作家为何如此热衷于解释自己的道德缺失。”[1]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过香积寺》里有“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之句，是自我安定和克制的代表性思想。晚明很多作家都在笔记里对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进行反思及自嘲，这种反思常自相矛盾：“按照屠隆的说法，学道不是必然与享受生活、享受各种感官之乐相矛盾。袁中道则表示想建造一幢三层楼房。……在上层冥思，在中层阅读佛经和道家著作，在下层狎妓。”[2]
　　 鉴于“欲”的不可控制和最终毁灭性力量，沉溺其间不能自拔的很多文人转而求助于宗教：屠隆等在家里修“居士禅”，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压制“欲的魔鬼”，同时还能便利地继续享受肉欲的满足。在文学创作以及相关文艺思想上，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者，在思考着把“欲”导向“情”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的趋向，从而既保持了与传统儒家钳制性思想的灵活应对策略，又发展出了一种特异的新学说，把“情”推定为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个伦理概念。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解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通过“情”这个重要概念的引入，明代思想家把“欲”这个猛兽关起来的理想部分地得到了实现。而“情”这个概念，作为重要媒介物，把儒家思想和晚明人性解放加以中和，达至彼此妥协，而使得新的叙事思想，得以落定：“在明代小说的‘私人化’过程中，我们目睹了一个相似的变化模式：从《三国演义》中的朝堂和战场，到《水浒传》和《西游记》的道路与战场，最后到《金瓶梅》中的卧房/闺房与花园。”[3]
　　 据此而言，明代小说的“私人化”过程，跟“欲”与“情”的分析，演变，推进，密切相关。从宏大叙事转向私小说，同样是一个人性化的过程。在这点上，《中华晚期帝国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很明确地抓住了相关的主线，达到了纲举目张的效果。
　　二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写“欲”的小说蔚为大观，写“情”的小说也绵延深广，在明朝及其后继者的文学叙事中，分成对比鲜明的两类作品——写“欲”的小说，极尽描摹之能事敷衍世俗生活物质享受纤细入微，而写“情”的小说，是风花雪月吟诗作赋穷尽风骚。
　　 作为可能是第一部由一位作家独立完成的中国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致力于描写主人公私人生活和“私欲”的大型小说，《金瓶梅》“是一部充斥着有关窗纸、关闭的门与卧室的门帘意象的小说”。[4]
　　 在对《金瓶梅》的分析中，本书注意到这部小说揭示了明朝中后期笼罩在民众生活中的那种“窥视”“刺探”的行为和恐惧，“小说中几乎没有一次私人的对话或私密行为是未被他人察觉的。暗中监视与偷听在小说中几乎成为了一种惯常的仪式”。[5]
　　 在明朝中后期迅疾的城市化进程中，《金瓶梅》所展示的关于“私”的强烈意识是与那时城市人口密度的迅猛增加相关联的。鉴于那时的房屋设计模式以及建材特点，密集居住的城市贫民很难获得基本的隐私权——《金瓶梅》揭开一个重要的主题：破绽。小说主人公无论做了什么事情，总被人偷听到或者有意无意窥破。对需要隐私者而言，这是个重要问题。而把握住这个特殊的视角，使得《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获得了快刀斩乱麻的利刃，轻松地剖开了《金瓶梅》肥厚的肌理，直入小说叙述的主脉。“破绽”和“窥探”，在《金瓶梅》的结构中，形成了两个对应的礁石，而叙事之流来回冲刷，形成丰沛的叙事沉淀。揭开这个重要的关节点，在分析这部作品中尤为重要——西门庆正是在王婆私人空间里偷窥了潘金莲洗澡，而使得这部小说的叙事从开头的几页煞有介事地铺叙武松的故事线索中，突然来个后空翻，从明亮的外部世界，落入卧室的“幽暗”场所，迅速地推进小说的深入发展。
　　 明代房屋对隐私要求考虑欠周，建造者亦不作留隐私空间之设计。邻居之间的一墙之隔，及纸糊的窗户，都为主人公“偷窥”他者提供便利：“……西门庆与金瓶梅的奸情很快便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潘金莲的家位于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这正表明即使在个人住宅内，隐私也已经相对缺乏。”[6]
　　 “墙”的功能是阻隔，但在《金瓶梅》里，“西门庆得以向邻人乃至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隐瞒其与李瓶儿的奸情，也有赖于两家是紧邻的邻居且花园仅是一墙之隔。……由翻墙代替从街上进入住宅，西门庆确信没人会发现他与李瓶儿的幽会。……这里，本应起到划定边界与设置隔离作用的共同的墙却变为了一个被伪装得很好的‘破绽’。通过这一‘破绽’，西门庆得以在不引起邻人怀疑之下与李瓶儿私会”。[7]
　　 本书还注意到，在《金瓶梅》里起着最大作用的是金钱，这是商业化时代的鲜明标志之一。西门庆不仅靠着他的性能力，而且靠着他的经济能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少妇。西门庆对金钱的特殊属性理解得非常深入，“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对比蒋竹山和西门庆的弱与强会发现：“一个男人的经济本钱的缺乏被再次与性本钱的不足相联系。……一个缺乏经济‘本钱’的男人，也一定没有性‘本钱’。”[8]
　　 继《金瓶梅》之后出现的《痴婆子传》《灯草和尚》《肉蒲团》《姑妄言》等作品，多从大量敷衍“欲”叙事后，最终留下点缀性的“报应”观点，并通过类似“劝诫”式，对沉溺于欲望进行升华，而修补传统儒家道德的破败鱼网。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醒世姻缘传》“充斥着行为越轨、邪恶与道德败坏的人生像；人人似乎都被无法满足的欲望吞噬着。……在这个混乱世界中，传统的儒家经典道德教义与现实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有关系了”。[9]
　　 《醒世姻缘传》描写一个受虐待转世而来的悍妇在今生肆意虐待丈夫的奇特故事，对“欲”进行深入探寻，并加入“轮回报应”的佛家教义，对世俗生活中不可遏制的“欲”的力量进行针对性的定点拦截，这也是本书极关注的地方：“小说中关于道德腐化和堕落的纷繁故事都有力地突显着作者为这一无道德权威可依的世界而深感焦虑。……儒家道德秩序的瓦解所留下的空缺急需填补，而小说所找到的填补内容就是关于十七世纪已成为大众道德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因果报应佛教教义。”[10]
　　 从“欲化叙事”到“纯情小说”再到“因果报应”，这几个明显的词汇，是进入晚明小说的重要暗道。即使在最“纯情”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里，“欲望化叙事”的痕迹也无可遁形。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本书定位于“中华帝国晚期”，但作者却忽略了明清过渡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家李渔的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俗文之兴，当由两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而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等作品，正是把“娱心”和“劝善”这两端结合得最出色者，而其中关涉情与欲及同性恋等尖锐问题，李渔也在《男孟母》这类作品里，做了极为有趣的表达。他对情的拔高，例如《谭楚玉与刘藐姑》里之才情男女的表达，很可能对其后的“情化小说”有积极推动作用。
　　 有趣的是，即便在被视为“情化小说”顶峰的《红楼梦》，小男小女情长情短的故事中，本书作者仍然捉到了“欲化叙事”的线头。他认为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想，《石头记》之前有一个母本《风月宝鉴》，那本书对欲望表现比《红楼梦》详细琐碎得多。曹雪芹可能在对这个本子进行数度删改时摈弃了对“欲”的具体描写：“尽管后来曹雪芹极力抑制来自《风月宝鉴》的艳情细节，但是这些情节还是在今本《红楼梦》中建构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欲’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小说中的另一个世界——宝玉和他的姐妹们徜徉其中的‘情’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11]
　　 今本《红楼梦》所泄露出来的细微“破绽”，也被敏锐地捕捉了：“很可能这一关于‘情’的世界的精致故事正是曹雪芹对《风月宝鉴》的大规模改编或者重写所在。……也许在《风月宝鉴》中并没有大观园，大观园是在后来的改写中才出现的。”[12]
　　 在《红楼梦》里，作为已经发育的少年，贾宝玉不乏与袭人“初试云雨”之情事，但贾宝玉的情感特点是“拒绝长大”，并以此对抗大观园不可避免的衰败。而“欲”（包括肉欲和物欲）在其中，正是起着一种很可怕的破坏作用。贾宝玉在不同的《红楼梦》传本中年龄的差异，意味着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一直在变化中，且暗含着作者/修改者对贾宝玉的人物定位的变化——“经过曹雪芹对小说的反复改写，宝玉一定经历了一个纯化过程（被‘再现’）；宝玉从对肉体欲望的沉迷一变而为对‘意淫’的痴迷。”[13]
　　 “拒绝长大”是作者撰写本书中最有意思的“概念”，在其他的相关文章里，他也反复地用到这个概念，以此阐发对成人世界的“拒入心理”。贾宝玉，“并非与西门庆截然不同。二人都喜欢女人：一个意欲占有尽可能多的女人的‘身体’，而另一个虽未绝对免疫于肉体诱惑，却渴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女孩儿的‘眼泪’（心）。……二人都反复表示着对已经拥有之物（人）的厌倦，并不断寻找或发明新的欲望客体”。[14]
　　 从本书对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不同类型小说的极端代表的具体有趣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沉迷于肉欲中并试图从中清醒过来，驱使沉沦时代的作家和学者一直在努力发掘新价值来抚慰迷惘的心灵，“从西门庆到贾宝玉的‘转变’，正展示着中国小说在二百年间走过的历程。《红楼梦》的重要成就之一便在于，“它极具说服力地证实了要发明一种可以超越‘欲’的‘情’但同时又不完全排斥‘欲’有多么艰难”。[15]
　　 想要从数量巨大的晚明以降“欲化叙事”小说及“纯情小说”中，寻找到一条简明的小径直通幽处，并有效地贯穿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材料，并不容易。作者必须对相关资料爬梳细致，又要能从繁琐的引证和对比中跳出来。这种直接切入材料并窥破其中秘密的能力，是很多重要海外汉学著作的特点。本书的材料引征极为丰富翔实，论说也合理可靠。
　　 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通常很难做到严谨和有趣并驾，而材料丰富却能驾轻就熟。这不仅需要对相关资料的长期浸淫和解读，还要掌握切实有效的现代解读技巧，并能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发现的乐趣。而却能兼顾两头，读来兴趣盎然，殊为不易。
　　 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既需要对相关逸散资料的严谨搜集和整理，更需要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进行有效的解读，激活这些文化中的活性成分，这样才能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活性文明。这也是九十年前胡适之先生一直遗憾未能实现的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解读模式。后继者其努力空间还很宽广，本书是一种有趣的努力。
　　
　　 注释：
　　 [1]《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美）黄卫总著，张蕴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第18页。
　　 [2]同上，第16页。
　　 [3]同上，第49页。
　　 [4]同上，第75页。
　　 [5]同上，第76页。
　　 [6]《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第76页。
　　 [7]同上，第76页。
　　 [8]同上，第85页。
　　 [9]同上，第146-147页。
　　 [10]同上，第152页。
　　 [11]《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第251页。
　　 [12]同上，第251页。
　　 [13]同上，第255页。
　　 [14]同上，第280也。
　　 [15]同上，第280页。
　　
　　 王琦，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现居上海。本文编校：郑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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