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食堂里来了个新工人。
　　 百多人的小厂，每天排队吃饭，连苍蝇都是老相识。来了新人，当然引起大家注意。
　　 何况这个新人又如此与众不同。
　　 他30来岁，1米75左右身材，国字脸，黑，肌肉铁铸一般，胡子钢针一样。两手各拿两个二两的馒头，边吃边向铸造车间大步走去。两肩向上耸起，几与地平线平行，就像戴着两枚肩章，身体一左一右地晃动，很威武的感觉。
　　 消息很快在各车间散开，大家又有了聊天的话题。
　　 新工人姓曹，工厂习惯称“师傅”，自然也就叫曹师傅了。曹师傅家在本镇，知道内情的人说：他原先在邻县一所中学教书，后来到部队去了，音讯全无，几年前回到镇上，整天躲在家中看书，也不工作。好事者问他靠什么生活，答曰保密费。
　　 光是保守秘密就有钱得，并且足以维持生活，这让工友们不可思议。于是都想知道他究竟保守着一些怎样的秘密。
　　 人在平淡的生活中对秘密格外神往，天性吧。
　　二
　　 1974年初春的天气很冷。
　　 会议室中间的大桌上趴着三个人：胡师傅、曹师傅和我。连夜赶写批林批孔大字报。
　　 胡师傅年纪最长，50来岁。他是摘帽右派，手无缚鸡之力，只能给铁匠们烧铁。由于多年凑在炉火上看火候，胡师傅的脸烤得红中发黑，毛孔变成了一片片黑点，眼角常常糊着眼屎。烧铁休息时，胡师傅就坐在炉边背诗。最喜欢陆游的《钗头凤》。只见他坐在圆木墩上，双眼微闭，用方言一字一字地念：”红——酥——手，黄——滕——酒……”一边念，身子一边向后仰过去，回来，又仰过去……
　　 曹师傅来厂一年多了，他沉默寡言，干的是最要力气的活：破铁。将比较大的铁坯用大铁锤砸碎，以便投入炉中冶炼。曹师傅干活倒是肯下力气，但大家对他的“秘密”一无所知。
　　 我高中毕业不久，在他们眼中，还是个孩子。
　　 会议室是厂领导开会的地方，说是会议室，其实破破烂烂，窗户玻璃不全，破的地方糊着塑料布。比车间特殊一点的是有个铁炉子，上面放着冒热气的水壶。
　　 会议室中间的大会议桌上，有几张红纸和一本江青同志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我们三人搅尽脑汁，把书里的材料转变为“我们工人阶级”的语言，还要有散文、诗歌、绘画多种形式。明天这些大字报会贴在镇中心的十字街头，各单位的墙报都在那里比拼。
　　 夜深人静，我们在食堂吃完面条，围在火炉旁烘着手。
　　 不知扯到了厂里哪个能人身上，胡师傅和我对这个大家公认的聪明人大加赞赏，曹师傅却一直未插话。后来，他好像憋不住了，突然说：“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枪，有个屁用！”
　　 我与胡师傅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大家都沉默了半天。
　　 “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枪”是曹师傅的口头禅。他对身边的人们，一律用这句话来评价。由于三人还不太熟。曹师傅冒出这句话后，三人皆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各自趴回桌上干活去了。
　　三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
　　 这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忽然听到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响起了哀乐，然后是中央广播电台那熟悉的男中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像被电击一般，腿子发软，靠在电线杆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反复地想：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当晚又与曹师傅和胡师傅一起写墙报，主题是工人阶级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自然议论起今后中国该怎么办来。我和胡师傅一片茫然，曹师傅却说了句非常有学问的话：“治乱世需用重典！”我和胡师傅都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后来竟应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我一直惦记曹师傅那靠保密费维持生活的事。由于已经非常熟了，就常常拿这话题问他，他却总是回避。
　　 这天夜半，曹师傅自己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他说。
　　 “我回到家来，从来没有惹别人，只是在家中看书，就有人告密，说我看黄色小说。派出所的去搜了，搜到没？就只一本《红楼梦》，他们非要说是黄色小说，没法给他们讲清楚。”他愤愤不平：“告密，小人！”
　　 我见他说到告密的事，正好扯到我一直想知道的秘密上去，就问了他一句：“听说你原来是学外语的？你懂外语？”
　　 “我在初中时就用俄语与苏联朋友通信。高中时，我还是学生就当了初中的俄语老师，你说我的外语怎么样？”他不无得意地说。
　　 “那后来呢？”我不失时机地问。
　　 “我们整个地区就挑了我一个人到这个部队。不光要外语好，身体检查是和飞行员一样的要求。只有我是合格的。”
　　 看我那羡慕的神情，他得意地说：“我们，哼！我们军校里什么都有，商店、舞厅、邮局……都有。办事根本不用出门。我们一进去就是少尉军衔，星期六去舞厅，那些部队的女孩子，看着我们的肩章，眼睛珠子都掉在地上去了。我们呢，哼都不哼……”
　　 他抬起头，望着糊着塑料纸的窗户，好像回到了他的军校。
　　 我知道，当时他正在恋爱。据说是县师范的一位女老师。
　　 “你们学些什么？”我问。
　　 “什么都学。文化课、语言课、军事技术。你信不信？那个小窗子……”他指了指会议室门上的透气窗，“就这么大，我也可以轻松地钻过去。”
　　 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不说了！干活，干活！”
　　四
　　 不久，我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几个月后再见到曹师傅，却是在镇清查“四人帮”流毒学习班中。
　　 “四人帮”被抓后，果然“乱世用重典”，各地都抓“四人帮”的代理人。县里抓了三个人。本镇学习班中，共四个对象。明眼人一看，这些人都是喜欢跟领导作对的“刺头”。只有曹师傅另类，属于不怎么找领导麻烦，但不大瞧得起领导们的那种人。
　　 为整这批人的材料，镇里抽调了一批“笔杆子”，我也在其中。
　　 学习班集中在本镇一个有名无实的单位——竹簰站，这里离镇中心远，周围只有几个空落落的大仓库。学习班的对象和管理人员不准请假，不准回家，每天荷枪实弹站岗，过半军事化的生活。
　　 小镇不大，平时都熟。但现在情况不同，每个人都不苟言笑。对象们在各自房中看学习材料、写检查，我们则请他们一个个去单独谈话。
　　 这天轮到曹师傅被传唤，学习班的一位副组长，曾教过我数学的镇小学李老师主持问话，我作记录。
　　 这是一间用芦席隔出来的单间。李老师、曹师傅和我三人，神情都很严肃。李老师先向曹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话，然后问曹与谁一起，进行了什么样反对中央的活动。曹说他没有反对过中央。李老师转而问曹与哪些人一起谈过中央会是谁接班的事，曹说与两三个人在一起闲谈过。李老师问是哪些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谈的。曹的态度很坦白，说主席死后，他们几个人上班休息时闲聊，说不知是谁会接班，有人估计是华国锋，有人估计是江青，有人估计是王洪文。李老师对曹进行了一番教育，主要意思是毛主席死后，国家要安定，谈这些中央的事情是影响安定的，有不好的影响，要曹好好检讨自己。曹师傅唯唯。
　　 我将他们的对话尽可能全记下来，然后让曹师傅按手印。曹师傅很顺从。整个讯问过程中，他没有看我一眼，好像完全不认识我一样。
　　 后来的事，当然是对曹师傅提到的人一个个走访，看是不是说过这些话，有没有别的话等等。然后就要曹反复写交代材料。
　　 不久，厂里调来一位姓胡的党支委管曹的事，我就没有再参与曹师傅的案子了。
　　五
　　 学习班并不总是讯问和检查，还要劳动改造，时不时去做一些公益劳动。每到这时候，学习对象们都很高兴。他们都是出力气的人，出门干点不轻不重的活，比天天闷在房中写检查，生怕哪里说错一句话的胆战心惊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这天的劳动是挖东门外护城河的淤泥。
　　 我们镇子是个规整的城池，有城墙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一丈多宽的护城河环在城墙外。每个城门都有一座石桥，架在护城河上供人进出。由于缺乏保护，城墙破败不堪，护城河更是人们倒污水、涮马桶的方便地方，到处淤塞，臭气熏天，蚊蝇滋生。清除护城河淤泥这种又脏又苦又没有收入的活，当然是“劳动改造”的最佳去处了。
　　 不过，我们的学习对象们都很开心，他们在阳光下说说笑笑，挥动铁锄铁铲，将河底的淤泥向两边的护城河岸抛去。
　　 监管的人不干活，站在护城河边监督。突然，与我并排站的曹师傅同车间工友小李，撞撞我的膀子，悄声说：“看！曹师傅的媳妇。”
　　 原来，曹师傅谈的那个对象，县师范的外语老师，已经二十八、九岁，在我们那里属于很“老”的姑娘。他们正准备结婚。姑娘的嫁妆已打好了，放在曹家。现在，曹师傅的事情不得了结，姑娘等待结婚无望，将嫁妆又拖了回去。
　　 曹师傅家在东门外，城门口的护城河石桥是必经之地。于是曹师傅与他眼看将要迎娶又突然得而忽失的新娘子，不期而遇了。
　　 这是怎样一个尴尬的场面啊！
　　 曹师傅在石桥边挖淤泥，两辆板车，拉着油漆得红艳艳的嫁妆，从桥上慢慢走过。那女孩跟在车后，低着头。我特别注意地看那女孩，是有些“老”，很成熟的感觉，面容憔悴，头发有些乱。但看上去的确是有文化的样子。她低着头，死死地低着。
　　 我转眼再看曹师傅，曹师傅也死死地低着头，拿着一把铁镐，狠命地挖，挖。
　　 板车在上坡，走不快。时间像是凝固了。
　　 天忽然阴了下来，沉沉的，但并没有下雨。让人觉得很闷，很闷。
　　六
　　 1977年4月5日下午，学习班监管人员开会，李老师、胡支委等人神情严肃，宣布县里要对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当天夜里不能睡觉，轮流值班，防止出事。
　　 第二天早上，我们荷枪实弹，将曹师傅押上一台“嘎斯”车，曹师傅坐在车中央，我们围在四周，防止他跳车。车子摇摇晃晃。我不时将目光扫向曹师傅，他显然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低着头，目光有些茫然。
　　 到了县城，车子直接进了县公安局。镇派出所的李所长和县公安局的一些人在那里等候。曹师傅知道不妙，小心翼翼地对所长说：“所长，我的问题有什么结论。”所长大声说：“你的事情你自己知道。”就让他蹲在屋子的一个角落。
　　 我们在县城吃了早饭，然后被带到县大礼堂。一进门，我就愣了。
　　 所有墙面上，全被大字标语贴满：“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曹XX！”“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曹XX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主席台上挂的横幅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曹XX公捕大会”。所有标语上的名字，都用红笔打上了刺眼的叉叉。
　　 我正在发呆，胡支委过来叫我跟他去后台。他拿出一叠纸，说：“待会儿由你代表我厂发言。你是团支书记，这是党给你的考验。”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了。听到“党的考验”，下意识地伸手接过发言稿，是用复写纸写的，有两三页。
　　 大会开始。主持人一声怒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曹XX押上台来！”就见几个彪形大汉，将曹师傅双手高高剪在背后，使他的头垂向地下，推到台前。口号声顿时震耳欲聋：“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曹XX！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由于没有发言的心理准备，我完全处于失神状态。明明是胡支委整的材料，明明该他发言，他却将这事推给了我。在那种场合下，我还不敢不去讲，真是太阴险了。
　　 整个会场上我都是蒙的。谁发言，讲了些什么，都不知道。只听到主持人宣布“本单位工人揭发”，就走上台去，照着稿子，机械地念了起来。稿子里有关曹师傅“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也就是几次与人议论谁会接毛主席的班时，曹说了中央的某某人要倒霉了的话。
　　 会议的高潮是公安局长宣布：“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曹XX予以逮捕！”两个警察走上来，拿出明晃晃的手铐，铐住曹师傅的双手，又让他用戴着手铐的手，在批捕文件上签字。
　　 曹师傅像个木头，任人摆布。
　　七
　　 曹师傅被捕几天来，学习班鸦雀无声。连炒菜的师傅也将那巨大的勺子不再与锅底相碰，生怕发出声响。对象们乖乖地坐在房中写交代，平时爱说笑话的几个监管干部，也不吱声了。
　　 傍晚，我与小李在河堤上散步。
　　 我们默默地沿河堤走了很远，天黑下来，有风，冷，倒春寒样。小李突然说：“怎么曹师傅这样就算现行反革命呢？”他这一说，我也有同感，于是说：“曹师傅这样就是反革命的话，我们都算是反革命了。”这是大实话，当时谁不关心中央由谁接班，还要被人说成不关心国家大事呢！
　　 我们心有余悸，觉得稍不小心，都有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相互叮嘱：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话。
　　八
　　 曹师傅被捕一个月后，我随毛主任去县看守所，核对一些材料。
　　 接待我们的看守所长，有一张让人见过一次就永难忘记的脸，整个脸向一边扭曲，嘴巴与上额成了30多度的斜角，眼、鼻、嘴全是歪扭扭的。所长对我们不冷不热。看了介绍信后，就走进小铁门去提人。一会儿，一个背枪的战士就将曹师傅押过来了。
　　 我仔细打量曹师傅，发现他最大的变化是白了，也瘦了。那一身黑铁似的皮肤和肌肉，现在却像一个在病床上躺了多年的人，一种“洋”白，漂浮在皮肤上。
　　 我们找他主要是核实他曾与哪些人交谈过关于中央会是什么人接班的事。我仍作笔录，曹师傅仍然眼睛不看我们。他将原来说过的话又说了一次，并无多少变化。很快，要问的就问完了。
　　 毛主任让曹师傅回牢里去。他见押送的战士不在，就让我跟在曹师傅后面，押他走进小铁门。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监狱内部的情况。
　　 一个四合院式的房子，中间一块空地，三面是三排牢房。监牢很低矮，门也小，没有窗，黑洞洞的。地上很潮湿，一股巨大的霉气扑面而来。牢房门上挖的小铁栅栏上，一些脑袋露出来，投来形容不出的一些目光。几个战士背着枪在牢房前的空地上走。屋顶上是铁丝网，每个角上都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台，站着背枪的士兵。
　　 我刚好奇地瞥了一眼，看守所长就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站在我面前，大声吼叫：“你怎么进来的？出去！”我说：“我们问完了，我看他没有人押送，就……”所长的脸更歪了：“出去！”他大吼。
　　 我狼狈地几乎是抱头鼠窜而出。眼角余光看到，曹师傅正顺从地向里面的牢门走去。
　　九
　　 1977年6月，中央即将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为了制造稳定氛围，地区抓了个“四人帮”，县里也抓了个“四人帮”，押送各县巡回批斗。曹师傅是县“四人帮”之一。18日，小镇召开批斗大会，地区、县两级“四人帮”到场。万人空巷。
　　 镇学习班的对象，同样也被送到镇里的各单位巡回批斗。
　　 这天晚上，巡回批斗轮到了搬运站。曹师傅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搬运站的职工。
　　 曹师傅的弟弟身材不像哥哥那样高大强壮，他又瘦又小，皮肤也不那么黑，一脸文气。他是上山下乡后抽调回城的。有一次我看见他搬运棉花包，每个棉花包二百多斤，捆成巨大的长方形。两个人将包抬到一定高度，曹师傅的弟弟钻到包下面，大吼一声，蹬直两腿站起来，脸涨得通红，颤巍巍地向汽车走去，活像一只背负重物的小蚂蚁。
　　 夜晚，搬运站不大的院子里坐着稀稀落落的人，前方空地上，镇学习班的三个对象低头站成一排。一些人按安排好的顺序在发言。
　　 天气闷热，工人们打着赤膊，蒲扇啪啪地响。
　　 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一个工人站了起来，他四十来岁，中等个子，极强壮，脸上有些疙瘩。只听他一声大吼：“曹XX，你站出来！”
　　 曹师傅的弟弟从坐着的一堆人中站起。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下头！站到前面去！”
　　 曹师傅的弟弟乖乖走到前面，与镇学习班的那三个批斗对象站在一排。
　　 只见那工人快步走到前面，迅雷不及掩耳地狠狠抽了曹师傅弟弟一个耳光。“啪”的一声，夜空中显得十分响亮。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那工人开始说话：“我是大老粗，没有文化。你们这些反革命，要我们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工人阶级是不答应的！”
　　 他也不会说太多的话，愣在那里，于是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
　　十
　　 大批斗中，曹师傅的秘密，终于揭开了。
　　 曹师傅的事，与我们家乡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词——“新生党”有关。
　　 1960年代，本镇曾有一个十分轰动的“反革命集团”事件。三年自然灾害不久，镇上有杨、曾几个年轻人对现状不满，成立了“新生党”。这个党尚未开展活动，就被陈跛子告了密。陈曾上大学，不幸运动时摔断了腿，退学还乡，以修理收音机为生，是个皮肤白皙性格怪癖有点女人气的跛子。
　　 陈跛子告密后，事态迅速扩大。本镇抓了一批人，我们小学的班主任夏老师，一个嘴巴有点扁的女孩，也是其中之一。案件还牵涉到本镇在外地学习工作的一些青年。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在一些军工企业当会计，都因为与杨、曾等人通信被捕了。“新生党”后来判刑很重，杨XX枪毙，曾XX死缓，其他人20年、10年不等。陈跛子告密有功，没有入狱，也没有奖励。
　　 枪毙杨XX的大会，是小镇土改以来唯一的一次公开处决，刑场在西门外的河滩。全镇十室九空，挤满河滩。有家人的女儿严重哮喘，听说人脑能治，专门准备了馒头去蘸脑浆。后来听说子弹不是打的头部，十分失望。
　　 枪毙“新生党”的效果是，本镇吓唬小孩不说“狼来了”，只要说“新生党”，孩子就不敢哭出声了。
　　 我们从批判曹的发言中得知，“新生党”中有曹师傅的中学同学。他们向曹写了信。曹师傅革命立场不坚定，虽没给同学回信，也没有将这信交给组织，私下烧了。审讯“新生党”时，给曹写信的事被挖出来。于是军校不能让曹呆下去，将他送回原籍。曹的工作属于国家高度机密，按规定发给保密费。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成了曹师傅的口头禅。
　　十一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毕业后在省城工作。
　　 1984年某天，我在单位宿舍中意外见到了两个工友，一个是好朋友小钟，另一个就是曹师傅。
　　 我对曹师傅心存歉意，曹师傅却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一样，黑黑的脸上，满是真诚的笑。我留他们吃饭，他俩陪我一起去菜场。曹师傅掏钱买了一只鸡，还特地买了一瓶威士忌。我要付钱，他们却打架一般坚决不让。曹师傅对我眨巴着眼：“我们的钱反正是捡来的。”
　　 妻很快做了几个菜，我们坐下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交谈之中，我才明白曹师傅所说的“钱是捡来的”指的是什么。
　　 原来曹师傅在一九七九年就放出来了。他对我说，在释放他的时候，他曾问过那个歪脸所长，自己的问题究竟怎样定性，希望有个结论。那个所长盯着他说：“怎么样？你是不是不想出去了？”
　　 曹出来后，运气好转。一是坐牢期间的工资补发了，有一千多块钱。二是他的一个哥哥转业到武汉汽车厂当书记，卖给厂里一台“东风”，曹师傅当了这台车的司机。
　　 1980年代，司机相当有地位。我们镇离武汉一百公里，小贩们将农副产品弄到武汉卖，再将时装、钢铁、化肥、电器等捣腾到本地，不少人发了财。曹师傅当天在来武汉的路上，搭乘了一个贩菜人，那人给了他二十块钱。所以他说“钱是捡来的。”
　　 谈到监狱里的生活，曹师傅说，其它的倒也受得了，就是饿。他在厂里时每顿要吃八两，但监狱里只吃两顿，每顿三两，饿得实在难受。现在落下了胃病。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曹师傅。
　　十二
　　 曹师傅的死，我是从小钟口中得知的。
　　 曹师傅到我家去时，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时期。那时他开车走南闯北，一个人生活，经济宽裕。后来，本厂一位寡妇杨师傅看上了他，主动找他，但曹师傅却不同意。
　　 杨师傅也是个不幸的女人。她原来的丈夫在武汉上班，有个可爱的儿子。但不知为什么她丈夫有一天跑回家乡，在河边的一棵树上吊死了。杨师傅为人脾气刚烈，厂里结过婚的男男女女平时都爱说些荤话，有一次一个男人上班时撩她，她用板手一下子打破了那人的头，这事在厂里轰动一时。
　　 曹师傅不同意与杨成家的原因，是说杨不爱干净，“衣服放在盆里几天不洗”。后来工友们劝他：“你也不要嫌弃别人。两条都是斜线，放在一起不就是平行线了！”
　　 曹和杨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成家以后，很快添了个男孩，取名“前进”。可惜这孩子长到18岁，刚参加工作却不幸得脑癌去世。
　　 不过曹师傅死在他儿子前面。他得了肝癌，在1990年代中期去世。
　　 曹师傅离开人世前，杨师傅将他照料得很好。
　　 曹师傅去世几年后，一个中年女人来镇上寻他。这个女人是曹师傅的中学同学，当时暗恋着他的女孩子之一。她没有找到昔日的偶像，将带来的许多东西放在曹师傅的弟弟家，走了。
　　
　　 陈建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编校：张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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