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放飞心灵的自由（下）何永生中学语文·教师版2009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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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10期 ID: 135951

[ 何永生文选 ] 　　

《逍遥游》：放飞心灵的自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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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放飞心灵的自由（下）

◇ 何永生

　　我们不妨先谈“逍遥”,再说“游”,而后诠释“逍遥游”。
　　谈起“逍遥”一词,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庄子,想到庄子的《逍遥游》,其实,“逍遥”一词并非庄子首创。《礼记·檀弓上》有“孔子早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的记载,《诗》中有“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诗经·郑风·清人》)的歌唱,屈子有“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远游》)的行吟。这些语典中的“逍遥”,是对于叙述对象和抒情主人公形体徬徨徘徊的描述,很有具象写实的意味。与《庄子》语篇中自由自在安闲自适、重在神情之“逍遥”可能言同意殊,不复绝类。可见“逍遥”一词面世之早,足见古远。
　　“逍遥”一词虽说古远,但也并没有逍遥于今人言语书写之外,反而被说得不绝于口、写得不绝于书,征之于人,神形皆备、褒贬兼具。比如,生活中人们把安闲自适的人称作“逍遥公”;把不拘形迹、行动徘徊的举止称为“逍遥自在”;把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叫做“乐逍遥”;遣责犯了罪错而不受法律制裁,仍然自由自在的嫌疑人“逍遥法外”;现代武侠小说中那些浪迹江湖,游离门派之外的自由侠们的名号也大多以“逍遥”命名;互联网上的中文网站以“逍遥”冠名比比皆是……“逍遥”成了现代人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成了一种摆脱了种种清规律法,令人心向往之的人生境界。
　　至于“游”,简而言之就是行走,不过即便行走,各类行为主体“行走”的方式也不一样,依地而走者足行,凭空而走者飞行,蹑水而走者涉行。人生天地间,衣食住行乃基本所需,为了某种目的的出行,都是“游”,为觅师寻友,谓之“游学”、“交游”;为山川之美,悦目阅历,谓之“游历”;为衣食俸爵,投师干谒,谓之“游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即便如孔子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孟子所谓“夫子与之游”(《孟子·离娄下》),都不过是“身游”,或称“游身”,这些“游”都不过是史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已。但庄子语篇中的“游”与这些“利游”不仅目的全然不同,而且其“游”所依凭者也非一般之所谓仗车马、依舟楫,而是要“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这样一种向往,一经《庄子》首篇《逍遥游》提出,即贯穿全书。《庄子·齐物论》曰:“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何谓四海之外?”曰:“无谓有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应帝王》曰:“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庄子·顺应帝》曰:“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在这里,其所游之方所谓“无穷”者、“四海之外”者、“尘垢之外”者、“六极之外”“无何有之乡”“圹垠之野”者,一言以蔽,即无穷无涯之宇宙。
　　看来,庄子的“逍遥游”并非如一般的要寄身世外的“身体力行”,而是一种“心之游”,或者说是“游心”。“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世间》),《庄子·德充符》又说:“不知耳目之所宣,而游心乎德之和”。
　　所以,“逍遥游”固然可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自由行”,然而这里所谓“自由行”断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往来于港澳与大陆通关便利的意义,更不是一种安泰自适、徬徨徘徊的行止体态,而是一种人之生命意义上的不受制肘与充分的精神自由。
　　说到人的“生命”和“自由”,也不可一概而论。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和理解到的生命维度至少不下于三重意义,即属于生物有机体的物质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这三重生命对于自由的诉求也各不相同。
　　人之第一重生命,即所谓血肉之躯,是由百分之七十的碳水化合物构成的物质体,其满足自由的表现应该是健康。若不健康,身体上任何器官的不舒适都会以或强烈或隐晦的存在方式使得相应的行为付出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不自由。
　　人之第二重生命,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为个人提供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满足这个意义上生命自由的条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即政治自由,只能存在于自由政体,特别是选举权的制度之下;另一个是非政治层面的,即外在环境允许个人为自己的利益做其所愿意做的事的条件。
　　人之第三重生命,即人的精神生命。满足这种生命的自由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用今天西方的哲学用语来说叫自由意志,通俗地讲就是一切人都是自由的,这是人生来就被赋予的权利;另一个层面是指当一个人在获得了充分的德行和智慧之后,就能很自主地做他应该做的事,一切的道德律令和自然法则于他而言都是伪饰,他无需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努力也能过合乎理想的人性生活,行乎所当行之,止乎所当止之,无可无不可,随心所欲而无矩。这叫自由,这种自由存在于一个人的精神或心性之中,完全独立于一切外在的环境。这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只有庄子所说的那些“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而“恶乎待”者、“无己”之“至人”、“无功”之“神人”、“无名”之“圣人”方可为之。
　　如果以上对生命和自由的陈述可以作为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前提,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一个“逍遥游”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是肉身、灵智,还是身心合一、灵肉一体,即是形游、神游,还是形神共游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游世,或者说是世游的问题。
　　对于人之形身,也就是我们所谓生物体的肉身,庄子向来主张安命自适,顺其自然。《庄子·大宗师》曾经提到几个安命无为的人物,可以看作庄子心中对待肉身遭遇的理想人物。我们看其中一个叫子舆的情况。
　　(子舆)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发髻上指天空。
　　(子祀)曰:“女恶之乎?”
　　“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鴞炙;浸假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这段文字讲子舆生病后,腰背驼橐弯曲,五脏血管突兀,面颊凹陷肚脐中,肩膀高过头顶,(后脑勺)发髻直指天空。子祀问他:“你讨厌这种情形吗?”子舆说:“如果造化将我的左臂化公鸡,我就用它来司晨,如果造化将我的右臂化为弹弓,我就用它来打鸟烤着吃,如果造化把我臀部化为车轮,精神化作马,我就乘利就便,连车也不用驾了。人本来就不能抵御自然,对于自然带来的变化又怎么可以厌恶呢?”这种对身体顺物而化,安然待变的态度,能对任何肉体上的不适都安之若泰。所以,庄子的“逍遥游”追求的不是身体的潇洒。
　　关于“游世”,也就是我们之所谓人的社会生命的问题,陈鼓应先生认为“庄子的生活态度并不是出世的,而是介于避世与入世之间的”(见刘笑敢《庄子的哲学及其演变》,陈鼓应《序》,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乍一看,这似乎是“入世”与“出世”的折衷,然而,经过仔细斟酌,诚以为这是不同于那些通行于大陆的几种哲学史和各种大中学校教科书中“庄子消极避世”之所谓定论的中肯之论。
　　“游世”即游于“入世”与“出世”之间,所谓“入”自然是要生活在人世间,不行“弃世”的极端,不仅不“弃世”,还要在一个列国纷争的乱世中游刃有余,坚守自己的麦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庄子的“入世”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上,既不随波逐流,也不“王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庄学家们洋洋十余万言的确证就是很好的证明。遗世而独立,且寿终而正寝,这是十分需要生活技巧的。社会的危机导致了整个社会固有价值的解体,精神的家园不复存在,如何活下来成为人生的第一要务,人们对安全的极度焦虑,何止于一点点“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意味。这大概就是《庄子》里有很多篇章都在讲生存技巧的原因。身处乱世,生存已极度不易,而作为一个不仅要存活下来,且绝不放弃自由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难免会遭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困厄,要么荣华富贵而放弃价值坚守,要么敝衣鄙食泥濩终身。其实,这正是庄子遭遇的人生困境。感谢史迁为我们记录了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