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著名文学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赴美访问学者。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
　　
　　 黄思思：樊教授，您好！很荣幸能跟您探讨一些文学热点问题。最近，随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出炉，我省作家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最终与莫言、张炜、刘震云以及毕飞宇的作品共同获得了此项殊荣。这不仅是对刘醒龙本人创作成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湖北作家整体创作实力的再一次展示。《天行者》这部以讲述乡村民办教师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契合了近年来一直流行的“底层文学”写作的热潮，体现了作家的一种底层关怀的情绪，能请您谈谈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吗？这部小说同湖北作家陈应松以及其他类型的“底层文学”创作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樊星：《天行者》是在《凤凰琴》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而《凤凰琴》曾经是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作品。当年发表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影响很大。你认为《天行者》“恰好契合了近年来一直流行的‘底层文学’写作的热潮”，很有道理。新世纪以来，关注“底层”的文学成为大家聚焦的“热点”。其实，这个“热点”起码在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就已经形成了。当时，河北作家谈歌、何申、关仁山关注“大厂”工人的生存困境（谈歌的《大厂》）、“穷县”的一筹莫展（何申的《穷县》）、农民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的作品给了文学界以猛烈的冲击，使大家去正视被现实的浮华遮蔽不了的“底层”。除了他们以外，阎连科、鬼子也都在九十年代就写出了直面“底层”苦难的作品，像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耙耧天歌》、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等。我个人觉得，阎连科和鬼子的这些作品比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更具有现代感和震撼力。虽然“现实主义冲击波”是文坛为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的作品打造出来的一个流行词，但其实文坛上一直就不乏关注“底层”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新写实小说”就是主要写“底层”的悲剧人生的。刘震云的《塔铺》、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都是写“底层”的。虽然说深入辨析起来，“新写实小说”写“底层”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写“底层”风格不一（“新写实小说”写“底层”，常常聚焦于“底层”人生的“原生态”，笔触相对冷峻、悲凉；而“现实主义冲击波”则比较接近“问题文学”的传统，笔触常带有“干预现实”的热度），但在关注“底层”这一点上其实没多大区别。说到《天行者》与陈应松关注“底层”的作品（如《马嘶岭血案》）的不同，我觉得也许在于：《天行者》中对于“底层”的关注是满含热泪的，散发出“为民请命”的热能，而《马嘶岭血案》则非常冷峻，冷峻中又透出悲悯。
　　 黄思思：湖北省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也是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但是不同于湖北省先前两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姚雪垠和熊召政创作的《李自成》《张居正》这样以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为主题的作品，当今湖北作家几乎是纷纷转向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为主，以小视角深入剖析和挖掘社会生活。您觉得促成作家的创作态度发生如此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因素是什么？
　　 樊星：这个问题不好一概而论。其实，除了《李自成》《张居正》，湖北作家写历史小说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杨书案的《九月菊》《秦娥忆》《孔子》《老子》《庄子》《炎黄》等，在台湾就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庄子》曾获台湾首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还有广水的胡晓明、胡晓晖兄弟，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唐太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写岳飞的故事），他们的《洛神》曾经得过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也就是说，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是湖北作家夺得的。还有襄阳作家李叔德，已经出版了以三位襄阳籍唐代诗人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也是很有功力的。此外，荆州作家孙昌宇的长篇小说《绝代奇才——施耐庵》也曾经畅销过，恩施作家龚光美讲述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沧海之恋》也很有看头。由此可见，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阵容相当可观！只是由于宣传不够（尤其是主流媒体宣传不够），影响不如那些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大。所以，我觉得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湖北作家为本土历史名人写史的意识（上面谈到的《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都是）值得提倡。湖北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值得大写特写。写多了，就是湖北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惟楚有才”的有力证明。
　　 黄思思：此次入围茅盾文学奖评选前20强的作品还有湖北作家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以及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虽然这两部作品最终没有获奖，让人遗憾，但是入围本身，其实也是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肯定。对于这两部作品，您认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樊星：《水在时间之下》是“汉味小说”的新收获。小说写了一个汉剧演员的奋斗史，把一个底层女子泼辣、顽强、心比天高、命运多舛的生命历程写得令人难忘。尤其是主人公水上灯好不容易成名以后面临的情感困惑，写出了成功女性也难以摆脱的人生纠结。从这个角度看，《水在时间之下》也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收获。读这部作品，我常常想到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小资”女性的典型，很有上海人的“洋气”。而《水在时间之下》中的水上灯则泼辣、强悍得多，堪称“武汉姑娘伢”的典型。《我是我的神》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英雄主义风格，写的是“红二代”的成长史。小说写出了乌力兄弟们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上下求索的浪漫与艰辛。小说中关于乌力天赫在异国打仗、乌力天扬到处流浪的故事非常感人。作家心目中的英雄显然不是雷锋式的“好士兵”，而是有些调皮、有些蛮气和匪气的当代“侠客”。这两部作品其实比有的获奖作品写得还有文学的感染力。由此可见，文学评奖常常留下遗憾。包括诺贝尔奖也不例外。有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其实成就一般。有些举世公认的大师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可见评奖是一回事，文学成就常常是另一回事。
　　 黄思思：近年来，许多湖北作家在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大部分都以关注民生、关注底层，关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为主，但是在文学创作的手法上，对于一些实验性或者是先锋性的手段和技巧似乎少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缺少对多元化的人文关怀意识的追求。您觉得这种现象会导致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单一化，最终限制文学本身的发展吗？
　　 樊星：这是个问题。事实上，文学观念创新、手法创新的高潮在1985—1986年间产生了“轰动效应”以后，很快就被“新写实小说”的浪潮取代了。为什么？一方面，创新越来越不那么容易；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重重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在西方，早就有“小说死亡”、“文学消亡”的说法流行。一个理由就是文学创新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国内也早有评论家注意到，文学正在走向哲学化。其实，“现代派”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哲理文学”，像卡夫卡、萨特、加缪、海明威的作品大都是“哲理寓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匪夷所思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所以在当代美国，“fiction”（小说）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non-fiction”（非虚构文学）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当代仍然有作家在“写实主义”与“现代派手法”的结合中走出了广阔的道路。大家熟悉的米兰·昆德拉，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略萨，他们的作品都兼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创新感。这些年，关注“底层”的文学非常热闹。可文学成就仍有高下之别。阎连科、陈应松的作品就常常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一般地渲染“底层”的可怜，而是在写出“底层”可怜的同时还写出他们的“愤怒”与“反抗”，并且将“反抗”写出惊心动魄的感染力来。在我看来，阎连科的《丁庄梦》、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就是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也常常自然地揉进了“现代派”的手法，比如变形、夸张、象征等等。所以，写实主义如何不断超越自我，如何不断写出新境界，就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像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那样的作品，基本上以一个湖北农村妇女的“口述实录体”写成，其中有很多鄂东方言，读来也给人很强的现实感和新鲜感，也可以给人很多的启迪。我总觉得，总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在改变着文坛的面貌，给我们意外的惊喜。所以，我不悲观。
　　 黄思思：在当今社会，大众的阅读趣味都偏向于单纯的娱乐性，阅读行为本身成为了一种快速消费，因而长篇小说似乎已经少人问津，像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这种大部头的作品更是让人望而却步。不过湖北省作协近年来却推出了“长篇小说重点扶持计划”，旨在促进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您觉得长篇小说的创作，应该如何在保证创作篇幅的基础上，追求经典化，以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性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呢？
　　 樊星：这是个问题。一般说来，需要扶持的，常常是潜伏着危机的。但长篇小说是否已经乏人问津？事实上，二月河的“清帝系列长篇小说”、唐浩明的《曾国藩》那样的历史小说一直是畅销书。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姜戎的《狼图腾》那样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也是畅销书。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网络文学”，而网络上那些当红写手的作品不是也常常是长篇吗？像《盗墓笔记》《杜拉拉升职记》《蜗居》……不都是长篇小说吗？可为什么大家追捧不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中的某些鲜为人知的阴暗场景（例如《盗墓笔记》），某些非主流的价值观（例如《杜拉拉升职记》中对于职场“潜规则”的描写，《蜗居》中对于婚外同居的理解），可能是能得到网民青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关键还是在于：长篇小说能否创新？如何创新？能不能发现新的人生？敢不敢写出当代人的新困惑？在任何时代，经典都是少数。能否成为经典，除了刚才说到的能否创新以外，还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大众心理因素。
　　 黄思思：据我所知，值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湖北省有许多作家创作了一些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方的小说《武昌城》以及她最近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中篇小说《民的1911》。除了小说之外，也有许多湖北作家创作了史话散文一类的作品来纪念百年辛亥，比如罗时汉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董宏量《钢铁的沧桑与梦想》等。可以说，许多湖北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作品中传达的不仅是文字本身所显示的意义，更多的是通过文本向读者展示一种地方史、文化史以及心灵史。您能否就此谈谈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这二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樊星：我曾经在《湖北日报》发表过一篇短文：《湖北作家的辛亥革命记忆》。其中介绍了牛维佳、余启新、望见蓉写辛亥革命题材的小说创作。也谈到了罗时汉的《城市英雄》。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实在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不同，民风就不一样。文学作品写人，当然风格也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觉得，“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还应该补充一句：“越是地域的，才越是民族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京派”、“海派”，都是地域文化影响文学创作的证明。另一方面，同一块地域的文化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别，像都是写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与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历史背景就不一样，当然，还有作家的人生观、文学风格的不一样。同样是写武汉市井生活，方方的《风景》中的“河南棚子”也与池莉的《生活秀》中的吉庆街风格不同。由此可见，同一地域又可进一步分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街区、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这些，都为地域文化题材的写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这样的作品写多了，就是一个地方的风俗史。以前谈到“汉味小说”，就是池莉、方方那些描写市井生活的小说。其实，武汉这块地方还曾经是历史文化名城。而那些写辛亥革命的作品就展现了武汉的这一面。武汉民风泼辣、强悍，这样的民风是产生革命的社会基础。另外，武汉是著名的商埠，描写“汉商”的作品也有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那样的佳作。彭建新的长篇小说《孕城》中也有关于武汉买办商人的故事。地域文化是一片得天独厚的沃土，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是开放在这片沃土上的奇花。
　　 黄思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在中国当代文坛比较有名望的作家之外，湖北文坛还有一大批默默耕耘的作家们，他们身体力行，笔耕不辍。或许在多年以后，这些人会成为文学鄂军的生力军，为湖北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评论家，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和建议吗？您对湖北文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樊星：湖北已经是文学的大省了。有些作家虽然名气不大，但已经写出了非常有特色的作品。例如宜昌作家吕志青的《南京在哪里》就获得过上海第六届长中篇小说奖的中篇三等奖。荆州女作家王君的作品几次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转载。荆州女作家王芸的散文、小说都颇有特色。安陆作家曹军庆的作品也频频出现在《上海文学》《天涯》《山花》杂志上。襄阳作家谢伦的散文也写得很有个性。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的作品也很有影响……他们的作品，有的以新锐的哲理取胜（如《南京在哪里》）；有的以聚焦现实的残酷而引人注目（如王君、王芸、曹军庆的许多作品）；还有的则富有地域文化的风情（如王芸、谢伦的散文）。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在创作的作家，是湖北文学的希望。虽然评论界一般认为，现在湖北作家挑大梁的还是一批“50后”，“60后”、“70后”作家还缺少众望所归的所谓“领军人物”，我仍然还是乐观地展望未来的。保持、发扬湖北文学既关注现实、也追求个性的传统，锐意创新，“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会有更有希望的未来的。
　　
　　 黄思思，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本文编校：李凤兰

• 樊星 黄思思： 关于湖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