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不由眼酸，鼻酸，心也酸。鲁迅给瞿秋白的赠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闪现脑海。在这个世上，人，知音难觅；书，解人难得。
　　时至今日，对《多余的话》，读者还是歧见纷纭，口水战不休。看来，《多余的话》注定要翻搅历史的浊水，也注定要翻搅人心的浊水。
　　口水战第一回合：瞿秋白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在当时，即关系到国共两党士气的涨歇；在事后，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书写；并且，自始至终，关涉到对瞿秋白人格的评价。中共高层给瞿秋白定性的一波三折恰好说明了此一问题的重要和棘手。然而，只要我们撇开利害关系和固定思维，做一点心平气和的分析，问题的真相并不难以揭示。
　　我们不妨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瞿秋白在被俘后要放弃自己曾为之奋斗的信仰，原因或目的何在？
　　答案是唯一的：为了活命。放弃信仰的唯一原因是苟延残喘，保护生命，但《多余的话》中，随处都可见“厌世”的语言。作者开篇即说：“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算有话，也可说可不说了。”册子末篇又说：“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的一切，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话语间洋溢着对生命的留恋，但也决绝地表达了必死的决心。既然已经抱定必死决心，何必摇尾乞怜，自污其名，寻求他人的理解呢？
　　如果瞿秋白公开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国民党高层是否会给瞿秋白以一条生路？
　　答案是肯定的。瞿被俘后，国民党动用各种资源劝降瞿即是明证。当事者宋希濂的话“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次打击”把个中心曲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
　　国民党当局有没有给瞿秋白一条生路？没有。假如瞿秋白改变了信仰，国民党当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昭告天下。国民党当局有没有如上反应？没有。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部分刊载了这篇《多余的话》。这本身说明，能够让国民党抓到有利于自己的宣传内容实在少之又少。按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内容，《多余的话》也不见什么不利于共产党事业的内容。“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这句话，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在“拆共产党的台”，但这里面表现的仅是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以自己为例劝告青年切勿盲目听信政治宣传，少走政治之路。理由当然是政治生态的恶劣，政治斗争的残酷。假如国民党有心利用瞿秋白的“自白”，他完全可以将“什么主义”明确化，因为瞿秋白也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并且参加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什么主义”不明确，可导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不良后果。“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这似乎是瞿秋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个铁证。然而，任何一位读者，只要他不是有意地断章取义，他就应该注意到接下去的那两句话：“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别的办法。”作者是以最审慎的态度和最委婉的方法，从最细小的角度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社会的真理性（并且是唯一的真理）。他的要害是对政治厌倦了。“最主要的是我没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瞿秋白必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其理至简至明。
　　口水战第二回合：《多余的话》是真是伪？
　　《多余的话》一出，连瞿秋白的知心爱人杨之华也判其为伪作。因为《多余的话》中流露出了一种作为共产党领袖不应该具有的颓唐、萧瑟意绪。在人们心中，临难不屈的领袖遗留的应该是气冲霄汉之语，而非《多余的话》中的愧悔自省之言。越是坚信瞿人格、意志之人，越是怀疑《多余的话》的真实性。
　　然而，笔者以为《多余的话》必为瞿秋白遗墨。理由简单列举如下。
　　一，《多余的话》中的思想与其平素所有之思想高度吻合。据杨之华之妹杨之英回忆，早在瞿秋白事业处在巅峰时期的1927、1928年，瞿秋白就流露出不胜其劳的思想。他说，“我属狗，做的却是牛的活，我已经不能胜任更多的工作了”。《多余的话》中最令人意外的类似感慨与此一脉相承。所以，当杨之英被记者问及是否相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作时，说，“我瞎猜，没有真凭实据，（《多余的话》）应该是瞿秋白写的”。这不是瞎猜，而是基于人性的认识做出的正确理解和判断。瞿秋白在沉重而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有意识地克制了可能让人误解、不利于自己工作的情绪。而内心的真实感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只能在私下场合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尚未成年的杨之英宣泄。
　　二，当时除鲁迅等数人外，没有其他文化人能有这么高的思想水平、文字水平创作《多余的话》。世上唯有大担当、大修为者，才能有大智慧、大痛苦、大忧患。《多余的话》中所显示的大智慧、大痛苦、大忧患，绝非一般甘为人爪牙、甘为御用者所能有。《多余的话》处处在最细节处，显示作者的大修为。全文倒数第二句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作假者敢写这样的句子么？不敢。能写这样的句子么？不能！即使写出，也会在审查时“枪毙”，因为这样的句子，似乎太把共产党的领袖儿戏化了。然而，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潜台词？对生的留恋？当然。一个年仅36岁的政治精英，有什么理由不留恋自己的生命。对中国最普通的饮食文化的赞美？当然。一个有士绅气质的文化精英在临死前带有这种对文化的赞叹，自是再自然不过了。对自己不能再享受这种生活、这种文化的深深遗憾？当然。这极其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文人个性。而类似的文笔在文中处处皆是。
　　三，《多余的话》如系伪作，那唯一的作伪者应是国民党当局。但综合各方面信息，我们以为国民党绝无作伪、篡改的可能。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如国民党果真欲作伪以欺天下，它必动用一切资源，尽可能将伪作造做得天衣无缝。假如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想要伪造一篇文章，连一点基本的事理都不能编造得圆乎，那成何体统！但《多余的话》中多次出现了纰漏，即瞿秋白的误记之处。这些纰漏，只要有资料可查，极易发现，也极易纠正。这些纰漏正好是瞿秋白狱中缺乏材料、仅能凭记忆为文的写照，也正是《多余的话》不是水货的明证。假如是国民党有心编造，它势必要将此明显纰漏一一修补。
　　其次，从事理层面来看，《多余的话》中出现了大量有关瞿秋白生活细节、个性爱好的内容，在特殊年代，这些内容是共产党的最高机密，仅限于瞿最亲密的亲人及最紧密的圈内人知悉。而书中所写恰好与生活中的瞿秋白合拍。不是瞿秋白，没有人能如此深刻而细致地了解瞿秋白。
　　最后，从价值层面来看，国民党当局伪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必是宣扬党国的胜利、共产主义的破产，但《多余的话》根本没有满足当局的这一要求。瞿秋白遭枪杀的两月后，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即部分刊载了《多余的话》。何以部分刊载？国民党主事者认为刊载的这部分没有不利于党国而有利共党也。不愿刊出其余部分，何也？以其不利党国而有利共党也。部分刊载这一事件，明确无误地告白了国民党当局对《多余的话》的畏惧。伪作一册让自己心惊胆战的小书，何苦来？与此相反，当时的左翼刊物却乐于刊载《多余的话》全文。1937年《逸经》杂志25、26、27期率先“全文”刊发了《多余的话》。就是这本《逸经》，于同年的33期及34期以连载方式发表了署名“幽谷”（“幽谷”即共产党员董健吾，曾安排协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并大胆刊出了全身军服的“毛泽东像”及“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由江西瑞金县始至陕西吴起镇终）”，首次在国内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事件。右翼的政府编造了一本供左翼分子宣传的小册子，情何以堪？
　　附带一提：我们如果进一步探寻《逸经》得到《多余的话》稿本的“路线图”，并以此为契机，追根溯源，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历史真相。
　　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何以有这么多读者误判《多余的话》为假？这其中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有两点：一，瞿秋白在写作《多余的话》时，其政治领袖身份和其抒写的文人襟怀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二，读者在阅读《多余的话》时，他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政治思维与瞿秋白的文人行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以上两点直接导致了《多余的话》难以被人理解。
　　诚如瞿秋白自己所言，他是个二元人物。在那个特定的舞台上，他被定性为政治人物，甚至是政治领袖；他按照别人对政治领袖角色的要求，认真演好政治领袖这一角色。然而，他的本质却是文人、思想家。
　　政治人物讲求旗帜鲜明，爱憎分明。然而，瞿秋白似乎有不少“和稀泥”的和谐思想。“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讦批判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就使得哪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看到这里，读者当然有理由怀疑这些文字不是政治领袖瞿秋白的手笔。
　　政治人物讲求生杀予夺，杀伐决断。然而，瞿秋白却似乎满腹的妇人之仁。当时的革命斗争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红色恐怖，而瞿秋白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充分理解当时斗争的残酷性的读者，怎能相信这是曾为中共最高领袖的瞿秋白的话语？
　　政治人物讲求服从、无我，隐忍成事。政治人物必须隐瞒真情，为了各种理由，比如说大局，比如说最后的胜利。但是文人需要抒发性灵，表达自己独特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思想家也不同，他需要为思想而说真话——所谓思想，其实是不可隐瞒的事物的本质。瞿秋白在被捕后，没有隐瞒自己的思想。他剖析自己走上政治道路是“历史的误会”，“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后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煅烧而表现十二分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以文人、思想家身份兼政治家的职务，可见其难为，甚至可以说是有了人格分裂的迹象。
　　但是就本质而言，他是个典型的文人，他在思想上会有一点为“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骨子里头会有一点“绅士意识”和风度，生活上会有一点名士做派。他觉得做政治工作“都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这些心事，在他被捕之前，在现实的工作中，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是无法或不能表达的。但是在被捕后，在得知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瞿秋白卸下了戏装，一个真正的瞿秋白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感情细腻，甚至多愁善感；他行事中庸，很少剑拔弩张；他温柔胆小，没有叱咤风云的豪气；他喜欢文艺，有点厌恶政治；他喜欢平静悠闲，不喜欢热闹动荡。但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演政治领袖角色时间长了，“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人们只承认他的政治领袖形象，而不承认其已被陌生化了的文人形象。“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多余的话》作为文人心曲，颠覆了瞿秋白的政治形象，所以不得不让人心生怀疑。我们以政治之模之范去框瞿秋白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如何不会误判？
　　他临死前的两个举动最直接也最直观地暴露了他的本性。其一是他临刑前写绝命辞：“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方提笔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其二是临刑前歌吟：“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这两事多少有些嵇康、金圣叹的味道。因其表现得太过“传奇”，所以有人不敢信其为真。然而，就此事而言，如假包换。因为有很多当事人高度一致的回忆在。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也在第一时间披露，瞿秋白就义时“谈笑自若，神色无异”。这种诗意而隽永的谢幕，非真文人不能做出。
　　再次就《多余的话》说几句话，我想，这并非多余。因为，在“多说”的过程中，我们又温习了“真理越辩越明”这一命题。因为，在“多说”的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历史会还原世间真相”的信念。因为，在“多说”过程中，我们又找到了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坐标：内心感情。
　　
　　（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32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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