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影片《叶问》,在同类型影片层出不穷而屡遭失败的情况下,2008年末上映,一个月内突破一亿票房,2010年《叶问2》出世。《叶问》在票房、口碑和艺术表现上均取得突破性成绩,原因之一在于其对单纯性艺术的充分运用。它以“巧之朴,浓之淡”的单纯性艺术,达成一次民族审美的复归,从而取得影视艺术的突破,对民族影视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叶问 单纯性艺术 复归
　　
　　单纯性艺术,是直叙、白描、纪录式风格等艺术手法手段的概括提法,是一种简单朴实,却传神达意、深邃悠远的艺术。
　　从影片《英雄》、《十面埋伏》,到《无极》、《夜宴》、《霍元甲》,武侠、传奇、功夫类型电影层出不穷。但尽管制作方一再加大投资、雕琢故事、创新技术,影片均难有突破,甚至遭遇惨败。2008年末《叶问》上映,不仅在四周内突破一亿票房,也打破了同类电影怪圈,把对武术、人物、时代的描写推向一个新高度。这不能不归功于其对单纯性艺术的充分应用。
　　
　　一、《叶问》单纯性艺术应用举隅
　　
　　纵观影片,不难找出《叶问》中单纯性艺术应用的实例:
　　1.丰满而一致的人物性格
　　叶问从少爷到宗师,起起落落,并非单一性格,但始终是“叶问”式的。切磋点到为止,待妻尊敬爱护,交友坦诚大方,武德只不过是其整体仁德的一部分。个人性格不仅通过鲜明的戏剧冲突,如手卸左轮、打死三浦等来体现,更渗透在喝茶、吃饭的生活之中,所以具有整体统一感。《叶问》中一致的人物性格,是当代文艺人性复归趋势的表现。《投名状》、《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片的设计,始终停留在人性异化阶段,为突出人物的权势实力往往杀戮过重,甚至六亲不认,仅仅借几段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莫名其妙的情爱,表现其所谓人文精神,无法满足观众复归心理的渴求,而“温柔敦厚”的叶问形象适时弥补了这种不足。
　　人物性格本应立体多面,但这并不是说所有人物都要有双重、复杂的性格。作品只注重性格的前后差异变化,却忽略其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具备的一致性,最终造成性格转变突兀生硬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名作《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从漠不关心,至倾力相救,到最后跪地痛哭,都缺少伏笔,仅有寥寥几处提示(如红衣小女孩之死),不免给人缺憾之感。
　　悉德·菲尔德在《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中提出“动作即是人物”[1],而我国的武侠、传奇、功夫类型电影,因传奇特性,常常缺乏剧烈冲突之外的日常生活描写,所以缺漏性格转变的必要“动作”。这也是为何《叶问》的文戏频受称道,而其他功夫电影则屡遭“文武戏权失衡”批评的缘由之一。[2]
　　2.始终如一的武术核心
　　武打拍摄,本应次次出新,场场不同。但《叶问》武术指导设计在求新之余,还反复强调咏春拳“连消带打”的理论核心,并将理论具象化为“日字冲拳”、连环快拳等经典招数,从而将中国武术往昔复杂飘渺的银幕形象单纯化、鲜明化,推出了一个能令国人着迷的武术派别。这本身就是《叶问》在武术设计思想上的重大创新。而此前,大多数同类影片都一味以扩大场面、提高技术来出新,即使较少借助特技、主要依托功夫班底的《黄飞鸿》、《霍元甲》,直至影片终了,也无法使观众较深地理解、记忆片中的武术,无论是对武术的精神内核,抑或是对武术的招式套数。
　　中国文化一贯不追求拳脚上的胜利,更看重以武辅文,以武求德。《叶问》武打设计强调咏春拳的以被动求主动,遇强愈强等特色,避免了盲目跟从美式动作片的科幻化、机械化和港式动作片的黑帮化、武侠化的趋势。同时,符合民族审美的武术与叶问个人性格、中国文化再次契合,并相互强化。
　　3.中国水墨的写意特色
　　《叶问》的色彩与人物造型,用渲染的平实朴素色彩,来塑造人物形象,为武打场面营造气氛。影片伊始的练功场面,全景中叶问一身素衣,周边皆是花式摆设景物,偏偏以彩之静为陪体,烘托素之动的主体,奠定“大巧若拙”、“大浓若淡”的基调。与日本人的两场对打,叶问身着肃杀黑衣,日方则以白色为主,复仇之黑击溃张狂之白。仅看场中色彩对垒,即可感氛围、知用意。唐代张彦远总结色彩应用云:“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3]这恰与老子“五色令人目盲”[4]的思想相合。虽然理论上彩色与写意属于不同范畴,并不矛盾;但为追求华丽视觉,仅将中国特色表现为色彩铺陈,就是《英雄》、《夜宴》这些影片不能由象传神的弊病所在了。
　　控光方面在《叶问》中表现为,光线随着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众人的尊崇,叶问尽管总体沉稳大气,初时仍略带锋芒:教训李钊、手卸左轮、提醒廖师傅,用光较强,场景明亮,暗示此阶段是个人乃至国家意气风发时期。后半段光线转为暗淡,以硬光勾勒轮廓,正是叶问真正沉郁、自悔无用的斗争时刻。以光为喻,符合简洁凝练、随形赋神的白描手法的特点。
　　《叶问》的镜头、造型等元素以中国水墨风格贯通首尾,没有过分的铺张绚丽,却生动传神,配合和谐,如同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二、《叶问》单纯性艺术的复归意识
　　
　　无论从票房还是口碑来看,毫无疑问,《叶问》通过对以上单纯性艺术的充分应用,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审美共鸣,成功契合了中国审美传统的复归意识。
　　1.民族审美的境界——复归
　　老庄道家有“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5]的主张,释家禅宗有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走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终复归“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6]的三重境界,孔孟儒家也有在小康目标之上复归三代大同的向往。复归意识不仅属于古代政治思想,更渗入民族审美传统。我国的山水田园诗歌,在西方牧歌文学出现数百年前,就开始以返璞归真抵御人性异化;水墨白描笔法,一直是中国画理之调和阴阳、忘形写神的最高追求。
　　而复归单纯、本真的意识,之所以占据民族审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单纯性艺术以退为进,能够开创出无穷无尽的艺术发展空间。儒释道三家始终坚持看似不合理的“倒退”,实则是以形式回归寻求精神超越。尽管由于时代局限,这种传统思想对于前进性表现不足,但以黑格尔的哲学三段论法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验证,显然也包含朴素的真理。“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7],复归是否定之否定,即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8],以归求动,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2.《叶问》的艺术复归意识
　　《叶问》即是通过艺术复归,来达到艺术突破。全片对主题的揭示罕用直接说教,叶问即便是当面被问切磋之事,也只是不语,提点廖师傅亦不过用了三个字——“自便了”;个人的准则与抉择,大多由故事、细节来体现。《叶问2》片尾打赢龙卷风,尚有胜利后的倾吐寄语;而《叶问》中打赢三浦后,只给出了一个慢镜头——主人公站在台上面露迷惘之色的,此景更为切合实际,也更为慎重深沉。透过写实的镜头审视文化力量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叶问笃信的儒、仁文化,在片中的大多国人身上也已缺失;谦逊礼让的中国文化,更是被骄横霸道的日本帝国击打得伤痕累累。文化角力前途渺茫,使影片更增添现实主义色彩。
　　虽然文化的输赢不定,拳脚的胜负却很明确。不乏有诟病与三浦一战过于轻取的观者,亦有质疑整部影片主题,发问“除了殴打外国人,还能玩点别的吗?”[9]的网上影评。显然,话语权只在赢家手中,观众或许曾紧张一把,但绝不担心扮演民族英雄角色的叶问会落败。从戏剧性考虑,导演的安排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从传达民族意识的目的而言,则无可厚非。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相关实验中,当美国女性看到电影《洛基4》中美国拳手败给俄罗斯拳手时,表现出民族自尊感的丧失。[10]有人认为,指望以一场胜利的象征来唤起凝聚力和自豪感,不过是“赢了你,输了世界又何妨”[11]的阿Q精神。但不屈的失败和甘心的奴化,绝不可等同而言。如片尾所示,叶问证明中国人也可取胜,以不争的事实,鼓舞了民众。至于普通国民境界问题,练武修心本就非人人可成。然标准总要立高。一个人的武德不代表平均水平,但可以以叶问来树立最高水平,这样才是为人师表、开枝散叶的根基。
　　即便是传达这样一个“必胜”主题,《叶问》仍然是平实记述,不带造作的。镜头运用上,影片对于人物、事件,多次采用俯角引入、仰角引出,暗示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展开。而对事件的观察,又多次巧妙地借助视点转换,产生纪录片风格的效果。观众透过摄影机看到的李钊家老弱妇孺,即是叶问发觉李之难处;民众门外望见金山找落败而归,即是观众观察金之颓丧;观众随着影片聚焦叶问行动,而叶问看见的是武、人、世之变化。叶问并非无敌,他终究还是被枪击倒,中国的反抗也未必是人人学咏春拳来抵御侵略,片中人物与片外观众共同沉思命运谜题,没有过多褒贬,只有平实观察。以直接描写取代刻板说教,是超越自我的求道方式。“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就是在物我同化之后,超越山水本身,也超越看山水之人的境界。所以不凭说教论理的《叶问》,能依托话语留白,越过自身“民族自强,抗击外侮”的层次,更深刻地表现民族命运,言尽而意无穷。
　　虽然情节设计、符号运用上未臻完美,《叶问》依旧可算成功,因为它以“巧之朴,浓之淡”的单纯性艺术来完成一次民族审美的复归,从而达到影视艺术的一次突破。这一对相反相成的艺术关系,在东西方文艺共同追求人性回归的新时期,对民族影视乃至民族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注释:
　　[1][美]悉德·菲尔德著,鲍玉珩,钟大丰译:《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电影艺术,2002年,第2期,第123页。
　　[2]雷凌航,周琳子:《东方暴力美学的多重书写——简析影片<叶问>》,电影评介,2009年,第8期,第25页。
　　[3][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
　　[4][5][8]老子:《道德经》(第十二章),(第二十八章),(第四十章),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
　　[6][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七)》,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7][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四三)》,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9]安东@杀猪网:《除了殴打外国人,还能玩点别的吗》,引自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604170,2009-1-1
　　[10]See Nyla R. Branscombe and Daniel L.Wann, ‘Collective self-esteem consequences of outgroup derogation.when a valued social identity is on trial’,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4(6),(November December 1994),p641–p657.
　　[11]施一楠,朱新义:《电影<叶问>背后的故事》,少林与太极,2009年版,第3期,第57页。
　　
　　(崔言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081;薛南 江苏省扬州教育学院中文系 225009)

• 崔 言 薛 南： 巧之朴,浓之淡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