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明清是我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明清小说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起构成了纵贯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中《三国演义》首开古典小说章回体之先河。国内外学界对明清小说尤其是对《三国演义》的研究经久不衰。今年,韩国鲜文大学的朴在渊教授在韩国发现朝鲜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起了中国、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新一轮研究热潮。为给专门从事《三国演义》及其它明清小说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对明清小说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讨论交流的平台,本刊特开辟“《三国演义》与明清小说研究专栏”,每期将刊登国内外有关《三国演义》及明清小说研究的精彩论文。
　　本刊真诚欢迎专事《三国演义》及明清小说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不吝赐稿(字数尽量控制在1万字以内,特殊稿件可不限字数,专栏文章稿酬从优)。
　　
　　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人物就有几十个,如曹魏集团的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刘晔、夏侯惇、夏侯渊、张辽、于禁、张郃、徐晃、典韦、许褚、庞德、司马懿、司马昭、邓艾、钟会,刘蜀集团的刘备、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庞统、魏延、王平、邓芝、姜维,孙吴集团的孙策、孙权、周瑜、鲁肃、张昭、诸葛瑾、黄盖、甘宁、吕蒙、陆逊,以及不属于这三大集团的董卓、吕布、陈宫、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等;而诸葛亮、曹操、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艺术典型。
　　不过,由于罗贯中“尊刘贬曹抑孙”的创作构思的限制,小说对孙吴人物的塑造,总体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存在相当大的发掘和拓展空间。这里拈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三个人物,略加评说。
　　
　　一、性格复杂的孙权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般都会觉得虎踞东吴的孙权是一个善于识才用才的明君。
　　其实,历史上的孙权和封建时代的许多创业之君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一生作为,充满了矛盾。在人才问题上,他就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
　　首先应该肯定,孙权确有识人之鉴、用人之明;特别是在关系孙吴集团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优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先后重用的东吴四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 都可以说是选拔得当,并称其职,均为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以弱击强,大败曹兵,不仅维护了孙吴集团的生存,而且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鲁肃不仅早就向孙权阐明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天下大势,提出了“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方针(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而且首创孙刘联合,共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为孙刘联军在决定命运的赤壁之战中获得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其执掌兵权期间,又坚持联刘拒曹,巩固了东吴的基业;吕蒙偷袭荆州,实现了孙吴集团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全据长江的目标,大大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以后又屡次击败魏军,成为支撑东吴江山的栋梁。对于这几位杰出的人才,孙权放手使用,尊崇有加,甚至脱略行迹,恩礼备至。对周瑜,他视之如兄,亲厚异常;当周瑜去世时,他“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直到多年以后称帝时,他还颇为动情地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就连周瑜的子女,他也特别关照。对鲁肃,他始终待以殊礼,比之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当他称帝时,也没有忘记鲁肃,对众公卿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对吕蒙,他十分赏识,认为其“筹略奇至”,仅次于周瑜;当吕蒙病重时,他极为关切,以重金召募医者,千方百计为之治疗,并随时观察其病情,见其能吃东西便喜笑颜开,否则便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吕蒙病死,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对陆逊,他倚为干城,极为信赖,特地把自己的印留一枚在陆逊身边,每当与蜀汉交往书信,总是先请陆逊过目,若有不妥,径直改定盖印发出;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南侵,他以陆逊为大都督,统兵迎击,并亲自为之执鞭;以后,他又让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重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如此厚待辅弼之臣,实在难得,所以后人往往传为美谈。
　　然而,孙权也有不敬才、不爱才的时候,有时甚至发展到忌才害才的程度。试看以下几个例子:
　　张昭,东吴的开国元勋。早在孙策创业之初,就任命他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建安五年(200),孙策受伤身危,把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死后,张昭当机立断,叫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孙权上马巡军,并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迅速稳定了局势。以后,他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权数十年之久,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于张昭性格刚直,常常犯颜切谏,使孙权下不了台;孙权对他既不太满意,又无可奈何,便采取让他坐冷板凳的办法。孙权初置丞相,张昭乃众望所归,孙权却任命了孙邵;孙邵卒,百官再次推荐张昭,孙权却又用顾雍为相;不让张昭当丞相也就罢了,可连“太傅”、“太保”之类荣衔也没授予,只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官号。如此措置,未免有些薄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由此认为孙权的胸襟气度不及其兄孙策。
　　虞翻,东吴的大学者,勤于治学,著述甚丰,并乐于奖掖后进。孙策夺取会稽郡后,自领会稽太守,以他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然而,由于虞翻“性疏直”,不会察颜观色,因而在孙权手下一再倒霉。孙权掌权不久,以他为骑都尉;他屡次犯颜谏争,使孙权很不高兴,加之又遭同僚毁谤,他竟被贬到丹阳郡泾县,多年不得任用。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袭夺荆州,因虞翻兼通医术,请他随行,才使他摆脱禁锢。孙权封吴王后,大宴群臣,半醉之余,亲自行酒;虞翻偏偏不赏脸,假装酒醉伏地,不接受孙权斟酒,等孙权离开,他才坐起来。这一来,孙权勃然大怒,拔出宝剑,要亲自将他斩首。大农刘基抱住孙权,请他勿杀善士,孙权竟振振有词地说:“曹操尚且杀了孔融,我杀虞翻又算得了什么?”经刘基苦苦谏阻,他才宽恕了虞翻。但积怒在心,终难消释,最后还是把虞翻放逐到偏远的交州(治所在今广州),死后才许归葬故里(《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张温,孙吴集团的后起之秀,才华出众,张昭、顾雍等大臣都十分推重。孙权开始征拜他为议郎,不久又提拔为选曹尚书(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徙太子太傅,一度甚为信任。可是,由于张温出使蜀汉后,对诸葛亮的为政有所称美(《三国演义》第86回写到此事),孙权竟因此而暗生疑忌;又担心张温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于是,他就借张温举荐的选曹尚书暨艳得罪之机,诬指张温“专挟异心”,“无所不为”,将其罢黜还乡,使这位英杰之士在抑郁寡欢之中罹病而死(《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对于陆逊,上面已经说过,孙权曾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但当孙权第三子、太子孙和与第四子、鲁王孙霸争宠时〔原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241)病逝,孙权乃于赤乌五年(242)立孙和为太子〕,陆逊为了维护孙和的正统地位,一再上书 ,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后来,孙权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不住陆逊,曾流着眼泪对其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陆逊传》附《陆抗传》)总算认了错。
　　对比孙权在人才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表现,可以看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他的识才用才,主要见于他黄龙元年(229)称帝之前,也就是他四十八岁之前。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锐意进取,开土拓疆,深知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因而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能做到用而不疑,对某些人才的缺陷也不吹毛求疵,遂使江东人才济济, 雄视魏、蜀。而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他承受的压力有所减弱,而又久握权柄,唯我独尊,于是骄矜日甚,怠惰渐生,礼贤下士的风度消磨殆尽,忌才害才的行为却多了起来。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这样评论他:“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 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是的,在人才问题上,他同那位“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越王勾践相似,也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将孙吴集团置于陪衬的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孙权性格的各个方面,而只能选择和强化其性格的某一两个侧面。经过这种选择和强化,孙权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现,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遭到削弱。这真是一种不得已的遗憾!
　　
　　二、刚直不阿的张昭
　　
　　在《三国演义》中,张昭是一个颇受贬抑的人物。在一般读者的心目里,他老是给孙权出馊主意,似乎是一个目光短浅、胸襟狭隘的平庸之辈。
　　其实,历史上的张昭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杰出人物。罗贯中之所以对他作了带有丑化色彩的描写,主要是因为他在赤壁大战前夕曾劝孙权归顺曹操。对于刚刚败退到夏口,立足未稳的刘备集团来说,如果孙权降曹,则再无退路,根本无力抗拒曹操的数十万大军,很可能就此覆灭。所以,宋元以来“拥刘”的通俗文艺作家、民间艺人,包括罗贯中,都对张昭大为不满。对于孙权集团来说,举兵抗曹并无必胜的把握,奉江南而归降则可受到优待。在此之前,刘琮不战而降,拜青州刺史,封列侯(《三国演义》写刘琮被曹操命人追杀,系出虚构);在此之后,张鲁战败而降,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都是证明。所以,张昭之议,实在是为了维护孙权集团的利益,正符合“各为其主”的信条;当然,这也会使孙权失去称王称帝的可能。而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如果孙权当时归顺曹操,将大大有利于曹操早日统一全国,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
　　平心而论,张昭不仅是东吴的开国元勋,而且其眼力、胆识、威望,都堪称东吴文臣之首。当孙策开创江东基业之初,即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 张昭传》)尽管史书对张昭的具体业绩记载不详,但当时二十出头、忙于征战的孙策多方仰仗其辅佐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孙策特别尊重张昭,“待以师友之礼”(《张昭传》注引韦昭《吴书》)。建安五年(200),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遇刺身危,临终把十八岁的孙权连同孙氏基业一并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此时,孙氏基业尚属草创,强敌在北,人心未宁,孙权与文官武将们尚无君臣之固,孙权本人既缺乏治军理民的经验,又沉浸在乍失长兄的巨大悲痛之中,而周瑜尚在外地,如果张昭怀有二心,孙氏危矣!然而,张昭却不负孙策信赖,当机立断,马上立孙权为主;同时一面上奏东汉朝廷,一面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还亲自扶孙权上马巡军,从而迅速稳定了局势。“(孙)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可以说,张昭几十年不懈的、忠心耿耿的辅佐,对于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昭为人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常常犯颜直谏,使孙权这位雄主也敬惮不已。
　　孙权在黄初二年(221)被封为吴王以后,特别是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权位的巩固,威望的提高,骄纵之心日益滋长,轻狂不当之举、文过饰非之行时有发生。对此,文武大臣虽有谏劝,但往往不敢直言。唯独张昭无所顾忌,敢于面折廷争,有时甚至使孙权下不了台。
　　有一次,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孙权当时以此为都)王宫的钓台上宴会群臣,喝得酩酊大醉,不觉狂态发作,命人用水浇洒那些东倒西歪的大臣们。孙权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群臣说“喝!喝!今天要喝个痛快!定要等大家醉得掉进鱼池中,才算了事!”张昭见孙权如此胡闹,开始是板起面孔,一言不发;后来干脆起身离席,走出王宫。孙权见了,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连忙派人请张昭回宫,笑着说:“我不过是让大家乐一乐罢了,先生何必发怒呢?”张昭毫不客气地说:“想当年,商纣王造糟丘酒池,为长夜之饮,他也认为是乐事,而没想到是罪过呀!”听了这话,孙权无言对答,面有愧色,立即结束了酒宴。
　　还有一次,张昭因“直言逆旨”,得罪了孙权,一度停止进见。这时,蜀汉使臣来到吴国,称颂蜀汉之明政美德,吴国众臣竟无人能与之抗衡。孙权叹息道:“假使张公在座,蜀汉使臣哪能如此自夸呢!”第二天,孙权就派人慰问张昭,请他入宫相见。张昭要离席逊谢, 孙权跪着劝止他,请他不要起身。张昭回顾了当年孙策、吴夫人(孙策孙权之母)两度托付的情景,深情地说:“老臣虽然常常违忤陛下,但忠心报国,死而后已。如果要老臣见风使舵,苟且取容,老臣绝对不能。”对此,孙权又是感动又是惭愧,连连向张昭道歉。
　　嘉禾二年(233),孙权因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遗使称藩,十分得意,轻率地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带领一万人马,携带大批珍宝礼品,浮海前往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张昭进谏道:“公孙渊因为害怕魏国征讨,这才向我国求援,并不值得信任。如果公孙渊变卦,把我们的使臣拿去讨好魏国,我们岂不贻笑天下吗?”孙权不以为然,张昭再三劝阻,态度越来越坚决。孙权勃然大怒,按着佩刀吼道:“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寡人,出宫则拜先生。寡人对先生已经够尊重了,而先生动辄当众顶撞寡人,寡人恐怕要对不起先生了!”好张昭!面对如此威胁,毫不畏缩,直视着孙权说:“老臣之所以如此苦谏,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前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啊。”话到此处,这位七十八岁的老臣已是热泪长流。孙权见状,扔下佩刀,与张昭相对而泣。然而就在此后,利令智昏的孙权仍然命张弥、许晏前往辽东。张昭对这种刚愎自用的作法非常气忿,称病不朝。孙权恨张昭又一次扫了自己的面子,命人用土塞住他家的门,表示不准他出来;张昭也犯了犟脾气,又在门内用土填塞,表示决不出去。不久,公孙渊果然杀了张弥、许晏,将其首级送给魏国,吞没了吴国送去的兵员物资。孙权这才感到自己错了,几次遣人向张昭致歉,张昭却称病不起;孙权亲自到其门口呼唤张昭,张昭依然以病重推辞;孙权命人放火烧门,想逼张昭出门,张昭反而把门关得更紧;孙权又命人把火扑灭,在门外停留良久。张昭的儿子们怕事情闹得太僵,共同把老父搀到门外,孙权把他载回宫中,狠狠责备了自己一顿。在这种情况下,张昭的气也消了,重新恢复了朝会。一场喜剧,总算到此了结。
　　正因为张昭忠心为国,刚直不阿,举国上下对他都心存敬畏,孙权也常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这对于协调君臣关系,减少国君的过失,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陈寿在《三国志》中赞扬他“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孙权不让他当丞相,终究还是胸襟不宽,“以此明权之不及(孙)策也”(《张昭传》评)。
　　张昭的上述言行,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更是专制主义君权恶性膨胀的明清时代的士大夫们难以想象的。比之那些唯唯诺诺、只会磕头作揖的愚忠者,这位倔强的老先生不是有点可爱之处么?
　　此外,张昭还是一个博学君子,曾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颇为时人称道。
　　我说了这么多,绝没有指责《三国演义》之意——小说那样描写张昭,毕竟是宋元以来民族心理的产物,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像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实在值得好好地重新塑造其艺术形象。
　　
　　三、孙吴栋梁陆逊
　　
　　在《三国演义》写到的东吴人物中,除了孙策、周瑜性格比较丰满之外,正面描写较多,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陆逊了。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他出身江东大族,二十一岁进入孙权幕府,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晋升定威校尉,初显才干,受到孙权赏识,以孙策之女嫁之。建安二十四年(219),与吕蒙定袭夺荆州之计,任偏将军、右部督,代吕蒙守陆口,麻痹关羽。吕蒙夺得荆州,成就大功;陆逊与之配合,居功第二,因而升任右护军、镇西将军,封娄侯。黄武元年(222),任大都督,在夷陵一线与刘备亲自率领的蜀军相持,待其疲惫时实行火攻,大获全胜,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黄武七年(228),又大败魏国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北)。次年,孙权称帝,以他为上大将军(《三国演义》误为“上将军”),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州),深受倚重。赤乌七年(244)任丞相,成为孙吴头号大臣。
　　作为孙权重用的东吴第四任统帅,陆逊目光远大,足智多谋,不愧为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对其前的三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孙权认为各有所长,对东吴的贡献都很大,而对周瑜评价最高。他曾对陆逊说:“公瑾……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可见陆逊在孙权心目中分量之重。实际上,陆逊兼有周瑜的雄才大略、鲁肃的远见卓识、吕蒙的智勇双全。如果说,在孙吴建国以前,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是制定方略、开疆拓土的元勋;那么,在孙吴建国以后,陆逊就是并峙蜀魏、维持国运的栋梁。
　　在汉末三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陆逊纵横驰骋达四十二年之久。——周瑜(175-210)从协助孙策开拓江东到逝世,共计十五年;鲁肃(172-217)从归附孙权到逝世,共计十七年;吕蒙(178-219)从大约二十岁任别部司马到逝世,共约二十二年。——如果说,在三国鼎立正式形成之前,英杰辈出,群星灿烂,陆逊可算其中一颗耀眼的大星;那么,在魏、蜀、吴先后建国之后,尽管才干优卓之士仍不断涌现,但真正顶尖的第一流人才,众所公认者可能只有三人:蜀有诸葛亮,魏有司马懿,吴有陆逊。
　　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常常自称“书生”,袭取荆州之前致信关羽时,夷陵之战中告诫诸将时,都自称“书生”,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常胜将军。建安二十四年(219),他协助吕蒙袭取荆州后,率部继续西进,夺取宜都郡,又大破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黄武元年(222),在号称汉末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的夷陵之战中,他任大都督,把握战机,大获全胜;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刘备一败涂地,勉强逃回白帝城。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攻吴,他再任大都督,假黄钺,与朱桓、全琮三路并进,大败魏军,“斩获万馀,牛马骡驴车乘万两(辆),军资器械略尽。”出兵前,孙权亲自为之执鞭;凯旋时,孙权又命以御盖覆其车,可谓尊荣已极。从此,陆逊声威远播,魏国将领皆惧他几分。如此巍巍战功,实际上超过了诸葛亮,在当时罕有其匹。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陆逊视为可与诸葛亮抗衡的顶尖人才,对其谋略功绩作了比较充分的表现。特别是在“夷陵之战”这个情节单元里(第82-84回),陆逊的艺术形象更为突出。如果说,在袭夺荆州之前,他向吕蒙献计还只是初露锋芒的话,那么在这里,他的雄才大略便大放光彩了。当蜀军节节获胜,东吴人心震骇之时,孙权要他“总督军马,以破刘备”。这位资历不深,声望不高的“书生”毫无畏缩之态,只是一再提出:“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倘文武不服,何如?”待到孙权当众赐以白旄黄钺、印绶兵符,并且宣布:“阃以内,孤主之;阃以外,将军制之。”他便毫不推辞,欣然受命。寥寥数语,写出了他充满自信的神态。当他到达前线后,尽管众位老将不服,甚至暗暗讥讽,他却毫不在意,从容部署。当众将纷纷请战时,他一再阻止,命令全军养精蓄锐,以观敌之变。而当诸将以为蜀军阵脚已固,难以击破时,他却断定“取之正在今日”,使众将尽皆叹服。他巧妙布置,发动火攻,大败蜀军,使东吴危而复安,立下了赫赫功勋。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他始终高瞻远瞩,不急不怒,因势利导,指挥若定,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夷陵之战的胜利,使他赢得崇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东吴政权的擎天柱,成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作者在“忍辱负重”四字上大作文章,使陆逊形象独具个性特色。
　　晚年的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大事。孙吴与蜀汉交往,孙权都要征求陆逊的意见。“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逊传》)可以说,陆逊为维护孙刘联盟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赤乌四年(241),颇得人望的孙登病逝,年仅三十三岁。孙权乃于赤乌五年(242)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次子孙虑先已去世);半年后,又封第四子孙霸为鲁王。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但孙权对孙霸却“宠爱崇特”,其待遇与孙和几乎没有区别,这就违背了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法则——“嫡庶有别”,“尊卑有序”。这样一来,孙霸恃宠骄纵,处处与孙和分庭抗礼;他身边一帮热衷利禄之徒也巴不得他能取代孙和,以便攀龙附凤,飞黄腾达。对此,孙和及其侍从之臣也不能不有所防范。于是,两宫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了。陆逊深知历史上因诸子争立而造成内部分裂的教训(袁绍集团就是前车之鉴),为了巩固孙和的地位,维护孙吴的长治久安,他一再上书,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一国栋梁,竟然就此摧折!可惜《三国演义》未写此事;若能就此展开描写,不仅孙权的形象将会丰富得多,陆逊的形象也将更加深刻,更加丰满。
　　
　　(沈伯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10072)

• 沈伯俊： 孙吴人物三题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