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庄子》文体特征的多样性是庄周的不羁人格的外部表现,《庄子》众体皆备的特点贯注了庄子强烈的主体精神。寓言的大量使用构成了《庄子》文体的最大特色,而非常规的汪洋恣肆的语言和随意赋形又有内在同一性的结构使《庄子》散文具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关键词:文体多样性 不羁人格 寓言 语言 结构
　　
　　毫无疑义,《庄子》是先秦诸子作品中最具文学性的一部,为历代文学家所推崇。庄子既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文学家。他笔下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恢宏谲怪的文字,深刻奥妙的思想,给了后人“不断的惊喜,不断的陶醉”(闻一多语)。在此,笔者拟从文体的角度初步探析《庄子》的文学特征。
　　
　　一、《庄子》文体的多样性——庄周不羁人格的外部表现
　　
　　从传统的文体学观念来看,作品的文体特征是作者个性、气质以及人格的表现。[1]提到这一点,人们自然会想到18世纪法国作家布封的那句经典名言“风格即其人”。所以,要了解《庄子》,得认识庄子其人。庄子生于动荡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连年战争。一方面,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于战乱,天下苍生凋零。另一方面,由于诸多政治集团的存在,消弥了思想上的绝对专制,客观上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思想状态。
　　庄子生于此时的宋国蒙地,天生好学的他“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那么,其文众体皆备的多样性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泛文体”,认为庄子多样性的文体特征不仅仅是时代所赋予的,更是庄子独特的个性所造就的,不定的文体形态来源于庄子思想的不羁与灵魂的自由。[2]这不无道理,庄子不羁的人格是构成《庄子》文体多样性的最重要原因。对于当时的世界,庄子既愤慨地出离又深切地关心。愤慨地出离于世界之外,潜心于他的精神世界,这是对充满争夺和苦难的当世的厌恶。他宁愿做一株无用之“樗”,置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3]。这既是精神上的逃避,也是精神上的独立,正如他所叹“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正是对外物的彻底超越,才使之获得精神的独立,才能“无待于物”,形成不羁的人格。所以,楚威王欲迎庄子为相,庄子说出如此一番高滔言论:“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不过,庄子出离世界却不淡漠世界,他还是深切关注同情着这个世界的。《应帝王》篇中,有一则寓言:“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从中可以看出庄子对当时专制政治的批判与嘲讽。
　　然而,在那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时代,庄子的“不羁”是一种无奈的精神选择。因为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礼乐崩坏,战乱不断,臣弑君之事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人心溃散的年代,很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厌恶,对人生无常的绝望感。此时,个人无力进行外部抗争的现实把庄子逼入内心的精神世界,以求得被严重压抑的个性的张扬和舒展。一旦这种主体诉求进行了彻底的转移,其力量往往变得令人惊叹,与儒家对个体的束缚和要求内省的标准刚好相反,庄子内心的反抗表现为外在的“逍遥”和“不羁”。在此情境中,庄子决绝地走向了自己“不羁”的内心,把独立的精神置于一切之上。这种“不羁”是一种“绝望的不羁”,是关注世界后的精神选择。
　　鉴于庄子的这种不羁人格,我们丝毫不惊讶于《逍遥游》里大鹏之“扶摇直上九万里”,也理解了何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我们也不会再误解庄子的言论是消极避世。正因为有这种豁达放旷而坐忘一切的心胸,这种超然不羁的情怀,庄子的文章才能够摆脱世俗的束缚,令世人瞠目仰视。有人说,《庄子》既是“奇异的散文”,又是“绝妙的诗”,还是“奇趣的小说”。[4]这种集众多文体特征于一身的文体正是庄子不羁人格的表现。
　　
　　二、《庄子》的文体自觉——寓言的大量运用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里说:“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虽都有其文学价值,都有其艺术性,可是,对自己文章的艺术性,有显著的自觉而自我加以欣赏的,恐怕惟有庄周一人。”[5]就文体自觉而言,庄子与其他诸子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寓言的运用。分析《庄子》的语言结构特色,当然绕不过寓言,可以说,庄子创造了一种新式的寓言文体。
　　在庄子之前,寓言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卦爻词,里面有很多历史传说和民间寓言的材料,但多质朴无文,而且其本身便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被信仰的。墨子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运用寓言的第一人,他使用寓言故事使自己的理论更加通俗易懂,如《非攻》里所用“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的寓言,便是为了形象说明“亏人愈多,其不仁慈甚”的道理,进而得出国君之“攻国”为不义,主张他的“兼爱”、“非攻”理想。与墨子相比,孟子使用的寓言数量更多,也更有文采,这些形象的寓言使孟子的说理更充分,更有说服力。但在孟子这里,寓言终归还是直接为其要阐明的理论服务的,如“五十步笑百步”是为了说明梁惠王治国与邻国并无根本差别,“邻人攘鸡”是希望国君能知错便改,“齐人乞墦”则讽刺了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人。这些寓言都有其非常直接的目的,寓言作为工具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而《庄子》则不然。《庄子·寓言》中明确提出了“寓言”的概念: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寓言、重言、卮言”是庄子寓言的三种形态,“重言”即贤达之言,而“卮言”,据郭象注,是“因物随变”之言,亦即成玄英所谓“无心之言”。[6]贤达之言和无心之言与寓言一样,都是要表达内心真正想说的话。庄子这“三言”其实都可归于寓言,清人胡远濬在《庄子诠诂·序》中说:“庄子自别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实重言皆卮言,亦即寓言也。”[7]也就是说,庄子把寓言与“贤达之言”、“无心之言”置于了同等高度,都是映射人的真实内心的必要载体,寓言在庄子这里的地位已不限于普通的表达工具了。可以说,《庄子》寓言区别于前面所谈诸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深意直接蕴含在寓言之中。《庄子》很多篇章直接由众多的寓言连缀而成,没有太多说理和论证,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寄寓在其背后的思想。
　　庄子用寓言,彻底改变了文章的语言和结构。庄子不太重视语言,他主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这是因为“言”是具体而世俗的,是人约定而成,非常有限的,并且往往带有个人的偏见。而“道”则是超越的,无限的,自古以来便存在。用有限的言语来阐释无限的“道”,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道”既是一种存在的事物,必然无法逃脱“言”而得以显现。这种悖论使得庄子选择大量使用“寓言”,寓言本身有所指,便可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或道理,但以寓言组成文章,由众多寓言背后找出共同或相似的“欲言之道”则是庄子的创举。
　　
　　三、非常规的语言和随意赋形的结构
　　
　　《庄子》的语言是非常规的语言。正如《庄子·天下》所说:“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他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进行创作。《庄子》语言以怪诞奇异著称,其语言往往回环往复却不觉多一字,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齐物论》)世界的起源和有无之辩被庄子用回旋反复的语言不断地深入探究,让读者进入一个未曾体味过的存在的悠远之境。咀嚼其语言的简洁回旋之时,读者亦能体味到庄子所要表达的对历史、对世界万物的无穷思辨。再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己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己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齐物论》)到底“我”此刻的言论存不存在,在庄子这种非常规的思辨语言下,变得迷离恍惚。
　　那么,庄子为什么要用这种“荒唐之言”呢?这与庄子的时代和庄子的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庄子所处的时代是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争取霸主地位不惜任何代价,攻城掠地,最能体会战乱的当然是像庄子这样的平民百姓,所以,在内心深处,庄子是非常同情这个世界的。同时他看到了儒家入世的无效,此时以“礼义”的主张来约束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对那些中规中矩的儒家思想言论,庄子很是反对。在《天运》篇中,庄子说“孝弟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真正的德性,是不能用这些迂腐的道德枷锁来束缚的。所以,庄子得出“虎狼为仁”这样的“荒唐之言”是不无道理的。说到底,庄子还是在用非常规的语言承载他的不羁人格和绝对自由的思想。
　　《庄子》的结构变化无穷,随意赋形。其文不拘文法,率意而为,随着思绪的跳跃而自然成章,兴到而行,无所定居。如名篇《逍遥游》,开篇即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描写鲲、鹏之大,然后话锋一转,以蜩与学鸠的对话衬托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理。又以汤与棘之对话印证此先的论证。但它的结构远非如此简单。由小智与大智之比,引出世俗中居高位者与德高的“宋荣子”,谓之“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至此,似乎可以看到庄子想表达的理想人物了,然而,结尾一句“虽然,犹有未树也”让读者逐渐明朗的思绪又搁置起来。究竟还有什么“未树”,我们不得不从下文深入思考。而下文的“列子”似乎境界更高,但“犹有所待者也”。原来,庄子的理想是“无所待”,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么,如此之“至人,神人,圣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庄子继续用他神奇的语言描绘着,答案似乎在后面的一系列寓言中。这些文字寓中套寓,发人深思。正是这样兴之所至,笔之所至,庄子的文章把我们的顿悟一个个地贯串起来,在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之中逐渐看到一条清晰之线。沿此线索我们反复回味,终将在这看似天马行空、毫无章法的文章里寻出其中至味,找出背后的主旨。可以说,这条线索把《庄子》随意赋形的结构内在地统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后人所谓“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最高境界。
　　
　　注释:
　　[1]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李小兰:《庄子文体特征与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
　　[3]郭象:《庄子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庄子》原文皆引于此书。
　　[4]李建伟:《简论〈庄子〉文体形态及影响》,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8页。
　　[7]转引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2006.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周振甫.文学风格例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李建伟.简论《庄子》文体形态及影响[J].管子学刊,2005,(3).
　　[6]李小兰.庄子文体特征与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J].江汉论坛,2007,(7).
　　
　　(陈敏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罗四初 山东省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252059)

• 陈 敏 罗四初： 狂放不羁的人格,随意赋形的结构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