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燕子素有“天女”之美称,是古今文人极钟爱的生灵。中国叙事文学中的燕子故事震荡于文人情思和民间传说之间,以玄鸟生商传说为起点,包含了“燕女坟”故事、“传书燕”故事、“燕化女子”故事和“乌衣国”故事等文人文学系统,以及“燕子报恩”的民间文学系统。通过挖掘梳理,呈现燕子故事的文本全景,从中挖掘燕子吉祥、信义、忠贞的文化内涵,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燕子故事 中国叙事文学
　　
　　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曾写道:“讲不清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选家禽以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1]
　　燕子,又称玄鸟、元鸟、意而、乌衣侣,因体态轻盈,素有“天女”之美称,是古今文人极钟爱的生灵。因为这份钟情与偏爱,燕子成为文学表现中的一个重要物象。杜诗中有53次提及燕子[2],作为“婚爱的象征,兴亡的见证”,燕子更顺理成章地飞舞在唐宋词的浅唱低吟中[3]。
　　目前学界对燕子形象的研究,集中在抒情文学领域内狭义的意象研究,如对杜诗、唐宋词、晏殊词、徐灿词中的燕子意象研究,总体研究仅《燕子的象征与意象》一篇。对于叙事文学领域大量存在的燕子故事,关注并不多。本文将目光集中于叙事文学中的燕子故事,通过文本的梳理,呈现叙事文学中燕子故事的文化景观。
　　中国叙事文学中的燕子故事,震荡于文人情思和民间传说的双壁之间,包含了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两个系统。以玄鸟生商传说为起点,分别生出了文人文学系统的“燕女坟”故事、“传书燕”故事、“燕化女子”故事和“乌衣国”故事,以及民间文学系统的“燕子报恩”故事。
　　
　　一、传说中的“玄鸟生商”故事
　　
　　《诗经·商颂》中有《玄鸟》篇,讲述殷民族始祖契的诞生过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4]《史记·殷本纪》将“天命玄鸟”具体化:“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6]此外,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竹书纪年》、《列女传》等书中,也都有天降玄鸟、玄鸟遗卵、吞卵而孕的记载。这个故事被当做商民族起源而流传至今,神话学家袁珂称之为玄鸟神话。
　　玄鸟神话在汉代之前是普遍流行的,它凝聚了整个母权制时代的朦胧记忆。司马迁将玄鸟神话写入民族史中,神话被历史化,在客观上加速了其消亡。但燕子形象不断出现在文学中,则说明玄鸟神话已然沉淀在人的记忆深处,燕子具有了文化符号的意义。玄鸟神话是文学中燕子形象的源头,从文化原型角度考察玄鸟神话,对于后世文学中燕子形象的内涵解读,具有始源性的启发意义。
　　古有高禖祠祀,男女聚会以祈求子嗣。源于简狄吞鸟卵而孕的神话,简狄成为殷人的高禖神。《逸周书》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随着高禖仪式的推行,民间认为燕子是与生育密切相关的吉祥鸟。唐代有“梦玉燕投怀”的故事[7],记宰相张说的母亲,因梦玉燕从东南飞来,投入其怀而怀孕,生张说大富大贵。此外,青岛地区至今仍保留有清明节吃面燕以求子嗣的习俗。由此可见,玄鸟神话中“玄鸟生商”演变成了一种民俗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燕子是吉祥鸟的认识基础,使得文学叙述中的燕子多了一抹神奇的色彩。
　　
　　二、“燕女坟”故事及其演变
　　
　　对于燕子信义的赞美,始见于西晋,夏侯湛《玄鸟赋》有云“类鸾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傅咸《燕赋》则进一步将燕子的美德具体化:“信进止之有序,秋背阴以龙潜,春晞阳而凤举。随时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处”,“惟里仁之为美,托君子之堂寓。待来春而复旋,意眷眷而怀旧。一委身乃无口,岂改适而更赴!”[8]
　　南朝梁王氏《孤燕诗》也将燕子描述为重情讲义的动物,“昔年无偶去,今春尤独归。古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并以此表达自己对丈夫忠贞不渝的感情。这背后有一个“燕足红线”故事,《南史·孝义传》:“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所住户有燕巢,常双飞来去,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更来,犹带前缕。”[9]
　　节义寡妇与孤燕的形影相吊引发了文人的创作情思,使得这一故事不断演变流传。唐代李公佐有小说《燕女坟记》,将女主人公改写为从良的娼女姚玉京,并续写了结尾——孤燕与玉京相伴六七载,玉京死,孤燕亦悲鸣死于玉京坟前。这一结尾强化了孤燕与寡妇的惺惺相惜之情,将燕子之德由信义发展到节义。
　　宋代以来,《丽情集》、《类说》、《绿窗新话》、《青泥莲花记》等都记载了这个故事,玉京为丈夫守节,与孤燕惺惺相惜,彼此知音,通过类比,人鸟相互衬映,燕子也被赋予忠贞的品质。
　　从“燕足红线”到燕女坟,随着故事的演变,燕子形象从信义、节义到通灵、死义,强化了燕子忠贞的美德,进一步使燕子成为爱情传奇的代言人。
　　
　　三、“传书燕”故事及其影响
　　
　　唐张说有小说《传书燕》,《开元天宝遗事》亦有“传书燕”条[10],写长安富家女郭绍兰,嫁富商任宗。任宗南下经商,经年不归。绍兰吟诗系于燕足,任宗见诗,感泣而归。
　　在这一故事中,通过燕翼寄情,表达思妇对远方行人消息的渴望。正如郭绍兰《寄夫》诗云“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此时,乌衣侣不仅是爱情传奇,还是爱情传奇的见证。
　　“传书燕“故事中的燕子,一方面继承了抒情文学中燕子意象相思怀远的内涵,同时又强调了燕子的功能性,燕子成了有情人的信使,传递相思之情。“传书燕”之后,燕子能传情成为一种共识。宋代“乌衣国”故事中,燕子为王谢和燕女传递情诗。明代阮大钺的《燕子笺》传奇,以“飞燕衔笺”为关目,展开贵族小姐郦飞云与霍都梁的爱情故事,在第十一出“写笺”中,飞云的诗笺被燕子叼去,丫鬟感叹道:“天天!莫不是玄鸟高媒,辐辏姻缘?”[11]正是由于燕子故事的世代积淀,这一关目设置能让人产生会心一笑,《曲话》评曰:“《燕子笺》一曲,鸾交两美,燕合双姝,设景生情,具徵巧思。”
　　
　　四、“燕化女子”故事
　　
　　玄鸟神话中带着神奇鸟卵的燕子是从天上而降的,这极大地刺激了文学家的想象力,于是生发出“燕化女子”故事。
　　托名唐陆勋的《志怪录》记载:“昔有燕飞入人家,化为一小女子,长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12]《睽车志》则将之描写为“程迥者,伊川之后……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飞入,径著于堂壁。家人就视,乃一美妇,仅长五六寸,而形体皆具,容服甚丽,见人殊不惊,小声历历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为祸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为小龛,香火奉之,颇能预言,休咎皆验。”[13]
　　燕子化为女子,能言吉凶,这带有极强的神话意味,后者描述尤其详细生动,燕子化为美妇,能与人沟通,得到香火供奉,同时造福生民。明代《稗史汇编》、《古今笑史》中也有关于“玉贞娘子”的记载,收在“邪魅”或“妖异部”。
　　“燕化女子”故事的出现,表现了神话对于文学构思模式的影响,这些在民间被当做轶闻的小故事,一旦被文人捻住,便成为色彩斑斓的小说,丰富和刺激着后人的想象,从而创造出更加新奇的故事。“燕化女子”可视为玄鸟神话在文学中的再植,它昭示了神话历史化之后,玄鸟形象神圣意味的逐渐消弭,和随之而来燕子灵异形象的突出。
　　
　　五、宋代的乌衣国故事
　　
　　宋代的叙事文学中出现了想象中的燕子国——乌衣国,《青琐高议》有“风涛飘入乌衣国”,记唐富商王榭航海遇大风,船倾后,王榭独附一板飘到乌衣国,受到了一对老夫妇的热情招待。二人称他为主人郎,引荐他见国君,并让他和自己的女儿成亲。后来王榭思乡,国君送他渡海回家。回家后,王榭才悟出乌衣国即燕子国。
　　乌衣国故事如一则童话,其兴奋点在描述王榭的奇遇,它虚构了一个南方大海深处的燕子国——有长桥王宫,都市繁华,人人着皂衣,国君和大臣都是女子,而且颇知礼仪。王谢与燕女的爱情是一个闪光点,燕女是着力塑造的人物,“俊目狭腰,杏脸绀鬓,体轻欲飞,妖姿多态”,“甚美色,或进茶铒,帘牖间偷视私顾,亦无避忌”,寥寥数语,将燕子的生物特征人情化,一个纯洁、天真的美少女跃然纸上;婚后燕女更表现了温婉的一面,因害怕分离,“女多泪眼畏人,愁眉蹙黛”,而一旦离别,又“悲泣不能发言”。
　　此外,故事中的很多情节都突出了燕子的超能力。如国王送王榭渡海回家时,“命取飞云轩……当闭目,少顷即至君家……但闻风声怒涛,即久,开目,已至其家”[14];燕女赠王榭的还魂宝丹,神奇地救回了王榭爱子的性命;离别后,梁上燕子还为王榭和燕女传送情诗等。
　　显然,“乌衣国”故事在构思上受到了玄鸟神话的影响和启发。神奇的燕子是它的创作起点,而燕子国和燕女的爱情,则是文学中“神奇的燕子”与爱情的首次联姻,人鸟恋情的描写,极富想象力和文学意味。
　　
　　六、民间文学中的“燕子报恩”故事
　　
　　在民间,燕子能够衔物成了一种共识。人们在燕子身上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生发出大量的燕子报恩故事。燕子报恩的方式,一般表现为衔来孕育财富的种子。
　　钟敬文在《中国民谭型式》中指出“燕子报恩型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类型之一。燕子报恩的文本散布于各民族之间,如维吾尔族有《燕子的故事》,纳西族、景颇族有《燕子与葫芦》,满族有《姑嫂放燕》,蒙古族有《锯葫芦的姑娘》,布依族有《阿三与燕姑娘》等[15] [16] [17]。这类故事的基本情节是两个善恶对立的人,在偶然的情况下对燕子有不同的态度,燕子分别给两个人带来葫芦种子(或西瓜种子);种子长大后剖开,有恩于燕子的人得到金银财宝,而恶人的,里面则是要人命的毒蛇猛兽。这些故事,不仅表白了百姓“善恶有报”的价值判断,也寄托了人们对于远方的好奇和对财富的向往。
　　燕子报恩故事也流传到了海外,朝鲜著名的小说《兴夫传》,讲述一对兄弟因对燕子态度不同而各有所报的故事。韩国小说研究者们认为,这个故事“不是我们乡土固有的,而是来自大陆,广泛传播到朝鲜、日本的。”[18]
　　燕子报恩故事发展了玄鸟神话中燕子衔物的功能,淡去了神话意味,充满了劝善惩恶的道德色彩,神奇的燕子是玄鸟神话为民间文学增添的一个新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布依族《阿三与燕姑娘》故事中,燕子已经变成了下凡的神女,表现出“衔物报恩”和“人鸟恋”的合流趋势。由此可见,玄鸟神话在文学中的移植,是在文人情思和民间传说的双壁间来回震荡的。这一过程大大激发了民间文学的发展,创造出了很多情节曲折、深入人心的故事。
　　综上所述,从玄鸟神话发展而来的燕子故事,一开始就带有神奇的特质,在文本流传中,燕子故事呈“神异——信义——传情——化女——人鸟恋”的发展态势,在文人文学系统和民间文学系统表现出了互文性。
　　玄鸟神话历史化之后,燕子形象中的神话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然而,玄鸟依然从遥远的历史时空飞来,在文学中给普通的燕子赋予了神奇的超能力——它们是天女,能言吉凶;它们懂得报恩,给勤劳善良的人带来财富;随着与人日益亲近,燕子被赋予了信义的美德,它们知恩报恩,惩恶扬善;又雌雄颉颃,一如人间的伴侣;它们是人的知音,传情递笺,不离不弃;与爱情联姻后,燕子又被赋予多情、忠贞的品质。
　　由此可见,燕子故事有着丰富的文学表现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双飞燕子作为一种和谐的象征,已然为我们描画出春光无限的美妙图景;进一步挖掘燕子吉祥、信义、忠贞的文化内涵,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张中行:《旧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期。
　　[2]赵金斌:《试论杜甫诗歌中的燕子意象》,中国校外教育,2009年,第15期,第193页。
　　[3]卢林锦:《婚爱的象征、兴亡的见证——浅析唐宋词中的燕子意象》,现代语文,2006年,第2期,第31-32页。
　　[4]于夯译注:《诗经》,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5][6][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页,125页。
　　[7][10][五代]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95页,96页。
　　[8][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8页。
　　[9][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43页。
　　[11][明]阮大钺:《燕子笺》,清宣统间暖红室刻本。
　　[12][明]陶宗仪:《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7页。
　　[13][宋]郭彖:《睽车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8页。
　　[14][宋]刘斧:《清琐高议》,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09页。
　　[15]刘发俊编:《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399页。
　　[16]丽江地委宣传部编:《纳西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
　　[17]汛河编:《布依族民间故事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119页。
　　[18][朝]金台俊:《朝鲜小说史》,全华民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李春燕 天津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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