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茨威格是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传记作家。他的作家传记成就斐然。他创造性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结合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经历来探讨作家独特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并建构起一系列富于张力的作家传记体系,形成了以文学价值为本的本体论批评立场。
　　关键词:精神分析 整体性建构 本体论批评
　　
　　茨威格是一位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德语作家,他的作品中译本数量仅次于歌德。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茨威格就是德语文学中成就仅次于歌德的作家,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茨威格在德语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茨威格以小说闻名,尤以心理分析见长,他能准确捕捉人物内心世界最微妙的波动。“茨威格的小说‘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化莫测的情感起伏,也就是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1]茨威格的心理小说业已成为20世纪初精神分析流派的典范。
　　茨威格不仅在小说领域成绩斐然,在传记方面也是功勋卓著。茨威格前后共创作了十二部传记(包括自传《昨日的世界》)和一部历史特写《人类群星闪耀时》。 这些传记作品涉及到人类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传主既有“建筑世界”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又有品格卑劣上下其手的政客(约瑟夫·富歇),也有以良心反抗暴力的思想斗士(卡斯特利奥)、以血肉之躯探索世界未知领域的探险家(麦哲伦)。这些传记题材广泛,文笔清丽,富于理性又饱含激情,读来生意盎然。特别是其中的作家传记,在通过成长背景与人生经历来阐释作家作品和人格的同时,以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准确而深刻地审视了传主的历史贡献及其缺憾,形成了一套以文学为本体的价值体系,体现出茨威格深邃的文学史观和文学价值观。
　　
　　一、知世论人的心理分析手法
　　
　　弗洛伊德发表于1910年的《达·芬奇》,“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正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2]茨威格十分推崇弗洛伊德的为人和学说,精神分析的影响贯穿了他三十岁之后的整个文学生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和启迪,茨威格在传记写作过程中更是忠实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形成了自己传记中独特的精神阐释学。茨威格努力从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经历等方面入手,探讨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精神分析层面,而是更深入地挖掘作家成长过程中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真正做到了“知世论人”。
　　在《三大师》的巴尔扎克传记中,茨威格则着重探讨了时代与巴尔扎克人格成长之间的联系:“外部风起云涌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巴尔扎克内心里不断增长的阅历。很早他就经历了价值的彻底变革,既经历了精神价值的彻底变革,也经历了物质价值的彻底变革。……几百年来严格禁止的一切,现在都渗透进来了,甚至泛滥起来了。”[3]政权的急剧变动导致了人们精神和价值观的震动:在社会的巨变中没有绝对的道德和权力。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为巴尔扎克提供了一个审视社会百态、观察芸芸众生的机会。激荡不息的时代精神激励了巴尔扎克创作的欲望和意志,鼓舞他用手中的笔征服世界。同一位传主,不同的写作笔法,各有侧重又互相勾连。茨威格的作家传记在继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精髓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入了历史、社会等宏观因素,全面探讨了形成传主文学创作风格的各种原因。
　　在茨威格笔下,在文学风格和思想上与巴尔扎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狄更斯。两人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非常相似,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的差异,二者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狄更斯生于1812年。当他的眼睛能够张望四周的时候,世界变得昏暗了,将要烧毁欧洲各国腐朽的梁架结构的巨大火焰熄灭了。近卫军在滑铁卢被英国步兵粉碎了。英国得救了,而且看到夙敌孤独一人流放到了海岛上,既没有了大炮,也没有了权力,毁灭了。”[4]这个曾经跟拿破仑、巴尔扎克一样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本来也是坚定自信地迈开大步前进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柔软的,半坚硬半松软的沙地里走得很疲乏了。而且后来愈来愈经常走进击老宽大的传统的脚印里了。狄更斯被他的时代控制住了”[5]。巴尔扎克征服了世界,狄更斯则为世界所征服。不一样的时代风尚,不一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大师。
　　
　　二、作家传记的整体性建构
　　
　　茨威格作家传记另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一系列有计划的整体建构。在《与魔鬼搏斗》的前言中,茨威格坦陈了他系列作家传记的规划:“我想称这个系列为《世界的建筑师,一种精神类型学》。我最关心的是,用这种类型学在天才的世界中构建一种固定不变的系统。作为充满激情的心理学家,作为有着塑造性意志的塑造者,我将我的画家艺术只驱向它驱我而去的地方,只驱向那些我深感与之关联密切的人物。”[6]一方面,茨威格对传主的选择和组合有着严格的标准,这就是精神气质和文学性格上的相似;另一方面,茨威格也将自己对于文学、历史、世界和时代的立场和价值观倾注于每一部传记的写作中。
　　茨威格之所以选择把“敌国”的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三个人不仅仅创作了一部或者两部杰出的传世名篇,而是写出了一系列长篇小说,而这些长篇小说变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它的人物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动、生活,说明了许多问题。”[7]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地,巴尔扎克的世界是社会,狄更斯的世界是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个人和宇宙”[8]。三位大师各自都有一个完整(即使未完成)的世界,这些世界如同标本般生动地再现和长久地保存了人类生活不同阶段的截面。除了文学成就上的相似性,“三大师”的组合也隐含着茨威格的文学两格政治立场。茨威格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国家不仅在战场上互相残杀,在文化上也互相污蔑、诋毁。奥地利“那些老实正经的生意人在信封写上或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写信给报纸)一辈子也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持和瓦格纳同样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却宣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9]。人们都陷入“仇恨的歇斯底里”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至后来法国“两大师”的写作正是这种政治立场的表达:文学决非宣扬仇恨的战争机器,而应当“超脱于混战之上”(罗曼·罗兰)。
　　《与魔鬼搏斗》中的三位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则是因为“三个人被一种强大无比的、某种程度上是超世俗的力量从他们自己温暖的存在里赶往激情的一种致命的大旋风中,并过早地在精神的可怕的毁灭中,在一时的要命的醉意中,在发疯或自杀中结束掉自己的生命。他们与时代没有关系,不被他们同时代的人理解,他们以短暂的明光流星似地奔向他们命运的黑夜。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的路途、他们的思想,他们只是从无限之物走来又走向无限之物:在他们的存在的迅猛的升与降之中,他们几乎没有触及到真实世界”[10]。之所以选择为这三个悲剧性的英雄立传,还与茨威格个人的时代际遇密切相关。茨威格成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颗文坛新秀正冉冉升起的时候,法西斯的阴霾已经在欧洲大陆的天际蠢蠢欲动。三位传主无法摆脱的命运是跟自己内心的魔鬼搏斗,而茨威格的命运则是跟世界反人道的暴力搏斗。
　　
　　三、文学本体论批评立场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茨威格的作家传记系列都蕴含着“非文学”的因素。“描述自我的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体现了茨威格所坚持的以文学本身为最高评价标准的批评立场。茨威格对这三位大作家的考察和评价,丝毫没有文学之外的目的。茨威格之所以选择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立传,仅仅是因为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文学的根本形式,那就是襟怀坦荡。请看:卡萨诺瓦把自己同当年的酒肉朋友鬼混的那段荒唐往事从实道来;司汤达对复杂的心理加以剖白;托尔斯泰则对自己所沉迷的精神狂热津津乐道。各自给予不同层面——有肉体的,有心灵的,有伦理的——这些代表着等同的创造性功能的升华,即自我塑造”[11]。茨威格竟然把卡萨诺瓦这个道德败坏、臭名昭著、“跻身世界文学的投机分子”与人格高尚、道德完善的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简直是惊世骇俗。后者是“严峻苛刻地审视着世界,也以同样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道德模范;前者则是“冒险家”“好色之徒”。但是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两人却同样的襟怀坦荡。
　　甚至在茨威格看来,卡萨诺瓦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优于托尔斯泰:卡萨诺瓦编写自己冒险和猎艳的传奇故事时,丝毫没有道德训诫的目的,甚至毫不遮掩自己的寡廉鲜耻,正是“他对于既定的审美准则都大加嘲弄,并把道德说教扔进了字纸篓”的坦诚的写作态度,才使他得以跻身世界文坛,并且“生命力将超过无数知名作家和评论家”[12]。而当晚年的托尔斯泰“抛弃毫无所图的艺术特性,变成了一个好为人师的布道者”时,早已“远离赏心悦目的真实性(此乃构成其天才的基本要素),而在雄辩的仙山琼阁之中遗失了自己,同时进一步降低了艺术家的身份”[13]。即使是在托尔斯泰这位自己无比仰慕的大师面前,茨威格也没有模糊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理念和价值标准,执着地用文学的而非道德的尺度来评判两个在道德上有云泥之别的作家。
　　正是这种非功利、非道德的文学批评立场,让茨威格没有被这些大作家、这些他心目中的偶像们的光环所迷惑,一针见血地抓住了他们的功绩和缺陷;在呈现作家自然生命的同时,客观公正地勾勒出他们精神生命的轨迹,从相同传主的众多的传记中脱颖而出。
　　茨威格在为作家立传的过程中,还始终着眼于作家的心灵,将作家心灵中难以觉察的颤动和冲突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历史特写《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茨威格就摘取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各自生命历程中迅速而剧烈的转折点,在“记”载作家人生经历和心灵悸动的同时,也准确地阐释和解释(“传”)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和作品。除此之外,茨威格还有着深厚的历史、哲学涵养,熟悉欧洲文学传统和传主的作品;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笔力非凡的作家,从事着和传主们相同的事业。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茨威格的作家传记如此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茨威格在写作这一系列作家传记的时候并不是在为作家作传,而是在为他们的作品作传。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些作家传记本身就是一部文学断代史。这正是茨威格作家传记与其他人的作家传记,甚至与茨威格自己其他题材的传记相区别的地方。
　　
　　注释:
　　[1]张玉书:《我译茨威格》,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8月14日。
　　[2]赵山奎:《论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版,第3期。
　　[3][4][5]茨威格:《三大师》,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40页,第42页。
　　[6][10]茨威格:《与魔鬼搏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第3页。
　　[7][8]转引自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第103页。
　　[9]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茨威格文集》(第7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11]《<三作家>德译英原序》,见《三作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2][13]茨威格:《三作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版,第216页。
　　
　　(简显鹏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

• 简显鹏： 建筑世界的大师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