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场文学大梦。日感岁月荣光不再的曹雪芹,希望通过文字的魔力将往昔的风月繁华与悲欢离合定格在文字之中。他以一生追忆逝水年华,完成现在与过去的交换:一个肉身的梦想者用剩余的生命力从不可再来的往昔中置换出过去,让语言以无限伟大的方式说出那些不可说的,这是一场精美的语言梦想。《红楼梦》中有两场著名的梦,一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是贾宝玉梦游真如福地。透过这两场梦中之梦,读者可以一窥曹雪芹对“人生如梦”这一绝望美学的拓展。
《红楼梦》以“女娲补天”的神话开篇,女娲补天剩下一块顽石未用,讲述这块石头静极生动“入世”的一段故事。神话作为人类对自身起源的美好想象,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梦的色彩。曹雪芹用这一人类女性始祖的神话开篇,为《红楼梦》打下了梦的美学基石。在整部《红楼梦》中,贾宝玉入梦两次,这两次梦不仅有结构全书的功用,更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这一美学内涵主要表现在:(一)梦所开启的是青春情爱的美学世界,补充了世俗世界爱的缺失;(二)梦与性的完美结合,通过曹雪芹对“春梦”的诗意描述,从另一层面加深了悲剧的美学意味。
一、“人生如梦”的绝望模式
人生如梦,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绝望姿态。《庄子》中的“庄周梦蝶”,几乎成了这种绝望的典范,此后,人生如梦就成了一种绝望的传统。而梦幻又往往是以诱惑的方式出现的,因此,绝望的姿态也有美的一面。就连庄子,也流连于梦中的蝴蝶而醒后恍然若失,甚至怀疑自己的人形只是蝴蝶的一个梦——这是美丽绝望的开始。
与庄周之梦相对,宋玉的巫山云雨之梦开启了中国文学中另一种色情话语传统,这直接启发了曹植《洛神赋》的写作。从宋玉开始,经过汉代大赋在梦境修辞上的拓展,到曹植的《洛神赋》,庄子式梦幻与宋玉式梦幻在修辞上得到了融合,加之东汉以后佛教意识对文学的渗透、道教的兴起,文学对梦幻的表现方式渐渐多样化。比如,《幽冥录》中记载的刘晨、阮肇游仙的传说,其实就是以梦幻逻辑来写游仙故事,发展到唐代,有了著名的《枕中记》,黄粱美梦、南柯一梦等成了著名的梦幻题材小说。到汤显祖笔下,有了著名的临川四梦。梦幻故事、离魂故事成了元明清文学中屡见不鲜的题材。到《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还对梦幻故事迷恋不已,以《续黄粱》续接了梦幻绝望的传统。近代作家韩子云在《海上花列传》中,还沿用了梦幻文学的结构作为小说的开头。魏晋以来形成的一些梦幻故事还传到了日本。比如,十九世纪的旅日英国作家小泉八云就记载了在日本民间流传的一些类似的故事(见《小泉八云散文选》);美国作家欧文的小说《睡谷的传说》,据说也曾受到这类故事的影响。现代作家中,博尔赫斯的一些小说也明显受到中国梦幻故事的启发。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变形记》,据说也是在卡夫卡看了翻译到西方的聊斋故事后受到启发写下的。
《红楼梦》中贾宝玉太虚幻境之梦,给小说的所有读者设定了一个想象中的“正常”的小说故事线索和故事逻辑,而整部小说对这个预设的逻辑的偏离,就成了《红楼梦》的想象源头,二者的差异造成的混乱,引发了所有的感动、猜忌和无动于衷。这种“差异性结构”给小说造成的张力,是这部小说无穷魅力之所在。梦幻展示的故事逻辑,是曹雪芹心中一部理想小说的核心结构,而后来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接近这一理想。这也是小说中日常时间和梦幻时间的伟大博弈。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历来被认为是全书提纲挈领的一个章节,其重要性也恰凸显了这一“梦”的地位和功用。宝玉这一梦开启了整个红楼女子的人生,作为全书的枢纽,宝玉这一“梦”不仅是自身成熟的象征,也是梦与性的美学结合。
贾宝玉入梦的场景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在秦氏的房中网罗了历代风流文人诗、画,每一样都极具性暗示和性诱惑的色彩。有以风流才子著称的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暗示美人春睡。另有秦观的男女情爱词,直接点出“梦”和“春”。陈列的武则天的宝镜、飞燕立舞的金盘、杨贵妃的木瓜,一样比一样露骨地展示这种性暗示。曹雪芹并不忌讳这种信息的传达,反而给宝玉从气味、色、观全方位铺路,细致地引诱青春少年对性朦胧地幻想。
曹雪芹精心展示给读者一系列风流雅士的“风流”想象,展示了一系列集中文人关于性幻想的元素,每一样具体的物品背后都是一段艳情故事,都有了性暗示的象征作用。宝镜因为武则天对镜宽衣而有了最强有力的价值;飞燕立过的金盘,因为舞姿的诱惑而有了魅力;掷伤杨贵妃乳的木瓜,更是直露,更不用说西子浣过的纱,红娘抱过的枕了。这些真实或是虚构的物品,都被作者赋予了女性身体诱惑的意味,从而为宝玉入梦铺垫了外部情境。更值得注意的是,宝玉能一眼看出其中的好,以宝玉世家子弟的见识,没有人介绍各件物品的来历,也是会不明内里。而曹雪芹这种有意为之,是为读者所描写的。正是这种文人式想象的情景描写,大胆外露的性暗示包裹在历史文化的外衣内,从而使关于性暗示的描写有着雅而不俗的清新。曹雪芹对于青春和性爱并不贬抑,而是通过梦这一方式,使其大胆而巧妙地展示。性爱在梦中世界得以最大胆和优美的展现,呈现了曹雪芹完整的人性观。
二、梦与“性”美学的隐秘结合
《红楼梦》所展示的青春情爱世界,在曹雪芹的笔下,也是通过性的成熟完成了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仪式。这种“成人仪式”之一,便是为“意淫”正名。“意淫”在《红楼梦》中通过警幻仙姑之口得以巧妙的揭示。她对宝玉说道:“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故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在这里,警幻仙姑将“意淫”与“痴情”进行了概念偷换,为“意淫”这本身被伦理社会所不齿的行为,换上了“痴情”这一自然本性的内涵。这种“意淫”(“痴情”)则等同于人对欲望的执著和追求,也成了作者所追溯的红楼悲剧的源头。
这一回中,宝玉在警幻仙姑的指引下,完成了青年的生理和心理的成人仪式。宝玉的意淫自然是和他的童年经验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痴情”。这种意淫来源于身体的满足,但却不止于此,宝玉的痴情为这种满足注入了新的生命。宝玉的痴情就是他独有的先知先觉,他可以借此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众多隐秘之处。能够在梦中走进警幻仙境即是明显的一例,在这个梦中他不但能品尝到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仙茗,而且看到了从来都是密不可宣的人生谶语。所以宝玉的意淫最终可归结为他对人生百态的感悟,以及对人生悲剧的敏锐察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感知之者,唯宝玉而已矣。
童年经验也影响了宝玉重女性贬男性观念的形成。弗洛伊德在分析裸体的典型之梦中提出,人之所以会产生裸体的梦境,原因在于童年时期对裸体的强烈渴望。宝玉在某种程度上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裸体的梦。据此,可从宝玉的童年经验中找到一些根据。比如宝玉在出生后不久,即在家人的监督下进行了一次例行智力测验,结果他表现出了对于胭脂水粉的极强兴趣。这可以说是宝玉亲近女子的第一个人生经验。宝玉不断重复的口头禅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这一经验。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则觉浊臭逼人。”从这些看似呆气十足的话中,都可见宝玉对男女的基本感观。在宝玉眼里,女儿总是钟灵毓秀的天地精英,而包括他在内的男子则尽是须眉浊物。不仅如此,宝玉还有一种很强的想要与女儿亲近而远离男子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宝玉的这种直接和童年经验相关的强烈欲望,可以归结为裸体的欲望表现。不同的是,宝玉裸露的欲望有了一个性别的限定,他倾向于向所有的女子展现最纯粹的自己。而对于男子,他则避之而不及。
宝玉的欲望满足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满足也不尽相同。这首先表现在二者欲望的出发点并不一致。宝玉的满足是痴情的结果,即宝玉的满足来自于情的付出和获得,他总是要把自身多余的情感不断地抛洒出来,即使面对的是毫无知觉的一幅画或者一花一木。对于大观园中的诸多女子更是如此,他渴望园子里所有女子对他一片痴情,就像他对她们的痴情一样。显然这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一贯主张。弗洛伊德的出发点是身体,满足身体的自然欲望的实现。在他上楼梯的裸体的梦中,渴望自由、渴望摆脱限制的身体始终是梦中的主角。向黑暗的楼梯吐出一口痰,以发泄对楼梯中不设痰盂和年老女佣的不满。这似乎只是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入,更没有如宝玉似的一往情深。
宝玉与弗洛伊德的第二点不同表现在,宝玉的欲望并不以性作为要求,而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却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宝玉在情的付出中寻求的正是情的回报,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杂念的掺杂。弗洛伊德则不然,在他那几个关于典型的梦的叙述中,性的因素总是在其中若隐若现。例如当梦到一辆汽车碾过自己的身体,这便是身体中始终存在的渴望性交的欲望在作祟。而宝玉的梦却恰恰与弗洛伊德的讲述截然相反,在梦中行云雨之事的宝玉,口里念的和心里想的却只有兼美二字。在这里兼美作何理解是我们认识此梦的关键,按照《红楼梦》前文中的交代,兼美乃是警幻仙姑的妹妹,而警幻通常被认为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女神,那么兼美就是情的使者。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兼美理解为是兼二者之美而为一,即兼黛玉和宝钗之美的意思。而黛玉和宝钗正是宝玉之情的主要施与对象,自然二者就是情的象征了。所以当宝玉正在行云雨之事时,他的欲望指向仍然是情,仍然是在情的需求下获得意淫的满足。
在大观园中,除了宝玉一个男子,再不允许其他男人进入,“这就为宝玉自私心理的形成做了铺垫。”而且这种自私在宝玉的甄、贾宝玉会面的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梦里,宝玉首先来到一座花园之内,之后他不觉诧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更又有这一个园子?”当看到一班丫鬟过来,他越加诧异:“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随后,当许多丫鬟取笑他时,他的诧异变成了更深的纳闷:“从来没有人如此涂毒我,他们如何更这样?真亦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走到了一所院内。宝玉最后一次诧异道:“除了怡红院,也更还有这么一个院落。”一连五次不断重复的诧异,将宝玉自私的形象暴露无遗。梦中丫鬟对他说的一席话,似乎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宝玉不是从身体出发而是从情出发寻求欲望满足的,但是这种满足依然是自私的,这大概可以归结为宝玉的情极之毒,宝玉的情是那样阔大,同时又凛然不可侵犯。这自私将宝玉的用情之深,也充分体现了出来。就如同在弗洛伊德性的理论中,一个人只会允许自己身体的介入,而不允许他人的身体同时介入。
综上所述,王国维采用西方美学理论挖掘《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为这一经典的解读又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本文从中国文学“梦”的传统,结合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进入曹雪芹笔下的“梦”的世界。这个梦的世界,以青春情爱为主线,不避性文学的诗意描写。“梦”成了一种文学形式,具有多重美学意味,而性则是展现人性美的内核。两者相映生辉,从而使《红楼梦》成为梦幻题材文学的集大成者,集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所有有关梦幻的诗意方式,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人生如梦”这一主题的最高峰。作者对“性”文学性的诗意描述,也体现了作者对情爱、性爱的态度,不是压抑而是自然的袒露。曹雪芹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于情色的优美描述,为整个红楼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虽然,宝黛之爱仅限于精神层面的相融,而止于身体层面的单纯接触,但是宝黛之恋的悲剧美学意味,恰是梦的美学特征。梦的悲剧,加深了全书的悲剧意味,正如王国维所言,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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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41;周宏仁 日本福冈 日本西南学院 814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