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始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尚古的文化现象和思潮来质疑现代文明的现状,要求返璞归真。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独特视角来排拒城市文明的侵扰,把湘西文化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他在文字世界中构筑了一个“中国梦”,其书写行为正暗合了西方社会重新寻找文化“他者”、把“他者”文化作为反观之镜来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两者殊途同归。
　　关键词:沈从文 原始主义 意义 反思
　　
　　原始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推崇原始主义状态下的本真倾向,以批判文明带来的痼疾为特征。方克强先生在《文学人类学批评》一书中认为:“广义而言,原始主义是指一种尚古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反映人性的一种基本情感和特征;狭义而言,原始主义是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以原始批判现代为主要特征,它或者重新塑出原始人的心态和情操,或者运用神话的想象方式表现原始主题。” [1] 原始主义文学创作的根本动机在于对文明的反思和改造。在沈从文具有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品里,他从事的方面——湘西的民风民俗和人的方面——“乡下人”原型,从这两个方面对古朴湘西世界的原始题旨进行深入的挖掘。通过对乡村的眷念与对都市的反感,对东方传统以至原始情操的赞美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讥讽,建构起他原始主义倾向互补的两面。沈从文的原始主义创作倾向在主观上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而是出于对现代文明弊病的不满,希望以原始的蛮勇与活力来对抗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从人性全面建设的角度来探讨原始人性、潜能的保存和发展,使之自然健康而具有现代理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沈从文原始主义创作倾向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和在文化上的一种选择,是文明自我反思和改造的产物。
　　
　　一、构筑“中国梦”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梦。弗洛伊德曾经给梦下了一个断语:“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2]这不仅指生理性的夜梦,也涵盖了文学创作的白日梦。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就做着文化复兴的民族之梦。文化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撞击背景下执着的民族之梦。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对中国文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再度思考:如何克服民族文化危机,来建立新的文化发展规范。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文化理论界一致认为存在两种文化选择。其一,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强调西方道路是我国现代化文明可行之道。泛而言之,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整个人类文明通向未来的唯一选择,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归宿。第二种是保守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复归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在于复兴现代新儒学,寻找继先秦儒学、宋代理学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完成返本开新,重振内圣外王之道。泛而言之,把儒学复兴作为世界文明之经典,世界文明才有希望。笔者认为,沈从文在寻求文化复兴的生态资源时,异于他人的是把目光投向了湘西古楚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儒家理性文化,它具有强盛而执着的生命意识,更尊重生命的自由表达和人的原初感性。在寻找中国文化复兴理论资源的道路上,沈从文以独具色彩的文学活动,用小说和散文建造起了特异的“湘西世界”,实现了重构经典的文学理想,从而也实现了对乡土中国形象的守望。沈从文的这种原始主义倾向,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代表了一种试图从边远少数民族文化中寻找国民“再造”之源的梦想。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人类文明发展中人性演变的历史过程,由此,他借助其历史洞察、文化思考和审美想象,营造出一个特异的中国梦。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作为一种文化复兴的资源而存在的,它所内蕴的古楚文化是作为反拨传统儒家理性文化和现代文明弊病的反观之镜,具有象征意蕴。“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3]但是古朴的湘西面对现代文明的浸染与堪忧,其质朴的人性也逐渐走向堕落。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论及:“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性格灵魂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范型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如何贫穷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良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4]沈从文在《边城》、《湘西》、《湘行散记》、《长河》诸文章中展示了湘西边远之地原本淳朴的人性的堕落,表达了其深沉的忧思。沈从文如此表达自己的内心:“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被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的隐藏的痛苦也忽略了。”[5]
　　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势扩张,湘西楚文化走向失范。湘西土著的生活形式全面变化,文化迷失,人性走向堕落,这些让沈从文常陷入一种“无言的哀寂”中。概而言之,沈从文的“返璞归真”倒并非真的要从物质生活上退化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他反对的只是由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人性的堕落和衰微。现实社会戕杀了过去时代的素朴人性美,他才向往着“返璞归真”,但又知道回到过去不可能,所以还是信仰未来,希望未来能够“复归”已经失去和“异化”了的人性。他的理想一言以蔽之,既要有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又要在精神道德方面,保持着过去存在过的素朴人性美。面对文化选择的两难,沈从文尝试做着在两种文化中取样,化合为一种新的民族灵魂的实验。他试图将两种文化的优点集于一身,使自己具有重造理想民族的标本意义,并希望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中诞生一个文明而强悍,富有知识而又自然纯朴的新的强大民族。
　　沈从文政治文化战略的长远规划和时代要求的近期效应的严重错位,注定了其人生道路和文化人格在现代中国的悲剧性。当年沈从文看到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都市人的人性已经异化堕落,而且昔日曾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也几乎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于是,沈从文试图用天人合一、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生命的异化和人性扭曲。虽然不免显得缥缈,但未必不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这里,沈从文无疑是契合了世界文学中的共同思考和探求,并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再回首,这应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记忆的重新定位,它的作用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传统文化是在隔绝的情况下形成的,封闭性是它与生俱来的弱点。中国人要重建中国文化,但文化的遮蔽性使他们 必须参考外来文化,而且对外来文化的参考应该是系统性的,非表面的浮光掠影。沈从文的个案就体现了如果不引进外来文化,真真切切对自身文化进行反省,所建立的文化模式最终又将回到传统本身,其意义是耐人思寻的。
　　
　　二、人类学意义的书写特征
　　
　　德勒兹提出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6]人类若想在未来更多地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那就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党同伐异的心态,开始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因为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尊重、理解文化他者是我们发现自身缺陷、破除自我中心主义的最好契机和最有效的帮助。沈从文具有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沈从文在湘西和都市两地较长的生活经历,使他基本上成了“跨文化的人”(transcultural beings)。不同文化的碰撞塑造了其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产生了与单一文化生存环境下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方式。沈从文在不自觉中调整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调整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文化的党同伐异的心态,突破本土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不可通约的局限,采用跨文化阐释方法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湘西的地方知识。如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所说:“研究原始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原来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察看生活时所戴的专门透镜。那些没有超越自身社会地平线(视野)的学者不可能期待他们觉察到作为他们自身思想原料的习俗。人类学持有一面给人照看的巨大的镜子,并让人在其中看到他自己无数的变种。”[7]沈从文借助湘西故事、苗家人物形象,从文化异质影象中反射出城市文明的黑暗虚伪。他的文化阐释及文化批判旨趣并非是把湘西土著文化作为“物”来研究,而是作为一种反观之镜、人性天堂的理想之镜来处理的,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性和批判性。从沈从文回归湘西、对湘西文化精神特质进行重新理解和再阐释来看,主要还是对“文化身份”的反思性选择,特别是对自己所从属的文化价值的反观性认识。他的书写行为正暗合了西方社会重新寻找文化“他者”、把“他者”文化作为反观之镜来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理念,两者殊途同归。
　　史蒂芬·罗德在《再看西方》一书中写到:“技术进步、能力增强和危险把我们带入了相互依存之中。为了在这种依存中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技术的奴仆生活,我们必须成为地球本身的世界公民。我们无法在太空中获得全球性。我们只有同时是来自某地的,才能成为全球的。”[8]沈从文具有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品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及幻想的世界中,工具理性的膨胀使人的心灵世界失去了丰富性和生动性。通过“他者”可以寻找一个外在于自己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用他者眼光的反观之效,发现和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与局限,从而在认识论上,在情感、心态上真正消解民族中心主义,超越本土主义的束缚,获得文化反思的认知能力,使得理性观照下的再阐释成为可能。“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9]我们把目光投向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或许能为渴望得到治疗的当代人寻求一面投射理想的反观镜。这为今天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活和生命,不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吗?
　　
　　(本文为益阳市社科联项目,项目编号:[2010]7号;湖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湘教通[2004]284号。)
　　
　　注释:
　　[1]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2]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页。
　　[3]杨瑞仁:《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CV.Boungas:《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7]Clyde Kluckhohn:《Mirror for Man》,New York,1970年版,第19页。
　　[8]史蒂芬·罗著,林泽诠译:《再看西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9]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刘淑莉 益阳 湖南城市学院党政办公室 413000)

• 刘淑莉： 反思沈从文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文化书写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