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具有诗学传统的国家,由此衍生出的传统“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思想和言语方式,而且自成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教育财富。
　　“诗教”对学生个人而言,是“灵魂工程”,在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原始的推动力。朱光潜先生说:“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1]这是讲“诗教”对于个人的“情性”的洗刷、塑造作用。陈良运先生道:“诗之教,使学生‘温柔敦厚而不愚’,启迪心智,提高情感品位与审美能力,可以说是真正的‘灵魂工程’,由此而及政治、伦理、道德与其它内容的文化教育,皆可谓是‘诗教’的辐射。”[2]这又递进了一层。
　　在强调素质教育、人文素养的今天,鉴于“诗教”结果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的一致性,在此试对“诗教”的价值观进行讨论。
　　“诗教”价值观的核心为“情志观”,这种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在“情志”合称之前,“诗言志”的记载是先于“诗缘情”的,近人朱自清先生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3],虽“诗言志”观念出现的具体时间仍有争议,也许不可能发生在《尚书》记载的远古时期,然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记载郑国君臣在垂陇设宴招待晋国大臣赵文子出现的“《诗》以言志”,可推出《诗》与‘志’发生联系,当在前546至前469年(《左传》记事终止之年)之间。先秦诸子著作中也有表达“诗”与“志”关系的:一为《庄子·天下篇》的“诗以道志”,一为《荀子·儒效》的“诗言是,其志也”。两者都用“志”这一特征把“《诗》”与《书》、《礼》、《乐》、《易》、《春秋》加以区别,如果不去理会“六艺”确定的时间,这里的“志”不但与《诗》相联系,而且成了《诗》的最显著的特征。而在先秦诸子中,说到《诗》最多的是孔子,真正以《诗》为教的也是孔子,“兴观群怨”是“孔子对三代以来诗歌教育作用认识的理论概括”[4],即孔子“《诗》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且比“诗言志”说得更具体些,其中折射着他的政治理想——想要建立一个重礼的社会,一个礼乐之邦。
　　陈良运先生认为对“诗言志”的规范始于荀子,因为“孔子把《诗》看作一种历史文献”[5],到荀子才“重新‘发现’和评价了文献《诗》‘言志’功用和开创了文体诗‘言志’的模式”[6],也就是在这时,荀子对“志”进行了界定。“志”最初与“诗”为同一个字,到了“诗言志”时已发展为“怀抱”的意思(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辩》),当“怀抱”又被界定为“圣人之道”时,“诗言志”便进入了儒家思想体系,“诗教”成为了重要的教育教化手段,发展到两汉则沦为“政教”,如罗根泽先生所言:“两汉是封建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绩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地享受那时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于儒家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它的护身符。”[7]而“从此你添一针,他缀一线,由是诗的地位逐渐崇高了,诗的真义逐渐汩没了。”[8]
　　“诗缘情”的张扬则有赖于精神自由、个性张扬的魏晋时期。虽在此之前诗歌本体的抒情性已被发现,比如说:《毛诗序》已从诗歌创作角度谈“情”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同时也有了“止乎礼义”的限制,比如说对《离骚》的讨论以及文人五言诗的成熟等。但真正到了魏晋,儒家理论框架内的“诗言志”遇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而“诗缘情而绮靡”——“虽然仅是片言只语,却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缘情说的意义不在于情感的发现,而在于情感的解放,即容许情感脱离儒学和经学的羁绊”[9],是公然的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反叛,高举“诗美”旗帜,不再把诗的情感依附在道德上,而是抓住诗的情感特征和美感作用,使诗教成为审美的教育。
　　刘勰是此时期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其《文心雕龙》“对诗的起源、诗的价值、诗的文体演变和诗的生成及创作活动都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0],而“‘情’字也是刘勰诗学的关键词”[11],他在《明诗》篇中的“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提到了“情性”,实际上是强调诗的本质特征——情感。对于诗歌本体来说,“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易于引起读者共鸣的,是感人的,也是美的。“发愤”抒情可追溯到“诗可以怨”,是一种强烈的抒情,也是对现实的反映,这种创作动机及过程是进步的。诗人必须有感而发,刘勰在《情采》篇提出了必须“缘情”的理由,“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他对诗歌中的“情”以及“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是予以肯定和继承的,但纪昀于《云林诗抄序》中说:“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其发乎情……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至少说明了“诗缘情”口号发出后诗歌的另一种发展趋向,即“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虽然让诗歌为封建礼教服务是不对的,但是也并非只要是缘情之作都是好的,如“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的“宫体诗”即是一例,确有“入歧途”之嫌。所以,刘勰在当时也看到了这种不良的发展趋势而强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提出“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
　　“在文艺创作中,刘勰持的是情、志相互渗透,二而一,一而二的‘情志说’”。[12]王元化先生也指出“《文心》常常情、志并举,互文足义。如《情采》先后提出‘为情造文’、‘述志为本’二语,就是企图用‘情’来扩大‘志’的领域,用‘志’来充实‘情’的内容,使‘情’和‘志’结合为一个整体。”[13]其实“情”与“志”的结合并不是刘勰的发明,早在汉代就有了,如《后汉书·文苑传赞》中的“情志既动,篇辞为贵”,张衡《思玄赋》也有“宣寄情志”的表达。由于语言的丰富和表达的需要,“情”于汉时从“志”中分化出来,它们虽然都属于心理活动,但“‘志’是理性的,容易制约,而‘情’属于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过规范的自然本质,不容易控制,容易越轨”[14]。理解刘勰的“情”、“志”并举,要先看一下《文心雕龙·明诗》中的“感物吟志”,童庆炳先生评价“感物吟志”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15],并说“这是对诗生成过程的简明概括”[16]。它继承了《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志”是通过感“物”而“吟”出的“志”,当对象“物”与内心的“情”相对应的时候,则一定会“感”,即会“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文斌》)这有些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睹物思情”或者“借景抒情”,“物是起情者,情感物而动的结果是情成为诗人心中之志。没有感物而动的过程,情与志不能同指一事”[17]。“情志”为先“情”后“志”,通过“感物”这一过程,“情”才定格或者说过滤为“志”,童庆炳先生称此时的“志”“已经是审美的‘志’”[18]。这一点很重要,“志”的审美性使“志”有了本质的进步,“言志”便是由人之情性所至,而这里的“吟”必然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诗人先是“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文心雕龙·物色》),通过“吟”才使天马行空的情感艺术化、审美化并可观可触可解。
　　刘勰于文化转折时代,对诗歌之“言志”说与“缘情”说都有承有变,并将二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儒家的理论框架内,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摒弃了汉儒强加于诗歌的封建伦理道德;他主张“吟咏情性”,但对当时那些追求辞藻、沽名钓誉或者“无病呻吟”的所谓的缘情之作予以反击。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客观上说是对诗本体的进一步关注。
　　诗歌教育价值观的核心“情志观”的脉络勾勒到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是审美的,这种审美发挥着它或纯朴或功利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言:“古者以诗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养成美感,有玩赏文学的能力,则人格不期而自进于高明。……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对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谓以诗教也,谓美感之能使社会向上也。”[19]
　　诗与美感相关,与情感的抒发、陶冶分不开,与人文素养的塑造息息相关;诗歌教育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相关,与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在学生心灵上播撒美的种子相关,因此“诗教”的价值远远胜过试卷上由默写得来的分数,它让学生的思想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升华、净化。
　　
　　注释:
　　[1]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陈良运:《艺·文·诗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4页。
　　[3]朱自清:《朱自清讲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4]夏传才:《孔子和〈诗经〉》,选自朱自清等著《名家品诗经》,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5][6]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第63页。
　　[7][8]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9]蔡钟翔:《刘勰与缘情说》,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7页。
　　[10]王柯:《论刘勰诗本体论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0页。
　　[11]魏家川:《审美之维与诗性智慧——中国古代审美诗学阐释》,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2]林伟珊:《刘勰“情志说”述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60页。
　　[13]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14]唐玉文:《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志与情》,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77页。
　　[15][16][18]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第19页,第21页,第25页。
　　[17]钱钢:《刘勰论诗歌情志及物情辞的有关系》,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第3页。
　　[19]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葛剑雄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梁宏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第七中学 012000)

• 梁 宏： “诗教”价值观之我见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