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评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事后中华书局据此出版了《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一书。由于周汝昌先生、中央电视台和中华书局的名望和地位之非同寻常,周汝昌先生对“四大名著”的评说,自然产生了较大影响。周汝昌先生对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的评说如何,这里姑且不论,但就《三国演义》而言,周汝昌先生的评说似有欠公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三国演义》的思想和艺术。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此提出个人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周汝昌先生。
　　
　　一
　　
　　究竟该如何来评价《三国演义》,尽管人们的看法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在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悬殊。而周汝昌先生却别出心裁,用所谓“三才主义”和“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三国演义》的内涵:
　　《三国》,还有一个中华文化上无比重要的思想意识观念,是什么呢?好像谈的人不多,我多次把它揭起来,写过论文,参加过文艺、文化峰会,我都用这个主题。我今天提醒一下,不知你们诸位想过没有,叫“三才主义”。主义是我加的,主义是从西方借过来的,我们中国人原来不知道有什么主义,只讲“三才”。
　　哪“三才”?天,地,中间有人,这叫“三才”。这个“才”不是吟诗作赋,佳人才子,这个“才”是你的抱负,你的能量,你的才华表现,你的志向,也就是你要做一份什么事情,你能够做出什么事情,都在这个范围之内。[1]
　　天、地、人“三才”,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抓住了,这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内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
　　所以,有这么样一个说法,曹操占了中原是占天时;孙权占了东吴,东南六郡八十一州,他得地利;刘备,什么都没有,被赶来赶去,到西南那一角,就是入了川,才得以稍微地安定。这样为什么能够鼎足而三?你看人家那个势力,那个条件,刘备什么都没有,就有个刘关张,就有个关张赵马黄“五虎将”,他得什么呢?这就是小说家、一般中华人,已经种了这么一个念头:刘备得人和。[2]
　　其实周汝昌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新近提出的。周汝昌先生曾在《中国文化》1993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时隔15年后,此文略加补充又以同题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上重新发表。在这篇论文中,周汝昌先生提出所谓作为“中国文化思想之纲”的“三才主义”:
　　三才,华夏古词;主义,西方今语。如今组而合之,倘能见容于时尚乎?《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以成卦。”三才的观念,见于文字,似当以此为最早。
　　古人不会说“主义”,晚近出现了这个新名词。“望文”而测之,大约是主张、宗旨、理论、设想等等意思。我借用它,以便说明一种拙见:我们中华文化思想之纲,可用“三才主义”来表述。[3]
　　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周汝昌先生还用“三才主义”来评价《三国演义》,并把“三才”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
　　三才的另一表述方式是天、地、人三种条件的获取与分配,即:天时,地利,人和。
　　村民父老,并不识字,却喜闻《三国》之故事,是故人人皆知:曹操逢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得人和。
　　天之曰时,包括时机、运会、气数。此天道运转推迁,非人力所能左右者。地之曰利,包括山川、形势、交通、物产。此亦本出天然,但又半赖人力以开发之,以种植之。人之曰和,则今之所谓“人际关系”,实包人心之向背、人才之归散、政治之清浊、制度之良窳等等而言。[4]
　　不仅如此,周汝昌先生还进一步发挥:
　　三才观念的另一变相,即人事的上应天象,人物的上属星辰。仍以《三国》为例,诸葛武侯是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人才,京戏里也唱他是“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他时常“夜观天象”以定机谋。他步斗禳星,以祈年寿。最终,五丈原秋风悲气,大星陨落。这类事例或意识,在传统小说戏本中举不胜举。这种人与天地紧紧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三才观念,就在《水浒》《红楼》中也能窥见其踪影。[5]
　　“三才”之说出于《易经》,周汝昌先生文中已经指出,因此人们对“三才”的说法或许并不陌生。“三才”之说大约产生于南宋,流传极为广远的《三字经》中也有“三才者,天地人”的说法。“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周汝昌先生并没有说明来源,或许以为人们对此较为熟悉的缘故。此说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6]“天时”指适宜作战的时令、气候,“地利”指适宜作战的地理形势,“人和”即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孟子意思是说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孙膑兵法·月战》也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殃)。”[7]《三国志》吴书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8]
　　元无名氏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
　　(正末唱:)虽然地利天时夺了第一,喒仗人和创业开基。[9]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定三分亮出茅庐”诸葛亮对刘备说: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10]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诸葛亮)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11]
　　李卓吾本回夹批批:“天时、地利、人和,分得没理。”[12]李卓吾本回总评:“以天时属操,地利属权,人和属玄德,孔明之为百姓而出也,已可知矣。”[13]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一回总评中指出:“人谓魏得天时、吴得地利、蜀得人和。”[14]
　　由此可见,“天时、地利、人和”之说主要是通过《三国演义》而广为人知的,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魏蜀吴三方都是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只不过各有侧重。
　　曹操不惟得天时,亦有地利、人和。曹操占据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交通方便的中原,这就是地利。谋士和将领对他忠心耿耿,乐为其用,各尽其才,这就人和。怎能只强调一个天时!刘备、孙权也是审时度势的乱世英雄,他们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逐渐形成独霸一方的势力,这不是天时吗?在军事防守上,孙权有山河之险可以凭恃,但刘备不也进兵西蜀,找到一个可攻可守的基地吗?就人和而论,刘备集团固然是精诚团结,尤其是刘关张、诸葛亮等兄弟、君臣,但孙权集团在经过赤壁之战后尤其团结一致,这就是最好的人和。
　　荀子曾把“天时、地利、人和”用于农业:“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15]荀子所谓“天时”是指农时,“地利”是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陆世仪在《陆桴亭思辨录辑要·修齐类》中也进而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16]认为一切事理都包含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农事尤其如此。
　　综上所论,笔者感到周汝昌先生以“三才主义”来论《三国演义》是大而空的,这样的说法放到什么地方几乎都可以,缺少个性。他自己不也说《水浒传》、《红楼梦》也是如此吗?再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并没有任何新意,并且也照样是用到什么地方都不错,政治是这样,军事是这样,农业也是这样。总结出《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化精神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弘扬传统文化吗?那何必非得《三国演义》?
　　
　　二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不可能十全十美,评说一下它的缺点,本无可厚非,况且前人也曾指出过《三国演义》的种种不足。但是周汝昌先生却说什么:
　　本来《三国》、《水浒》都是民间积累故事,跟一个个别作者的创作,比如说巴金作《春》、《秋》,不太一样。《三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民间流传。不知是多少代了,可能三国一结束,当时个别的故事就已经在那里传说,谁谁谁,他怎么怎么的,哎呀,我听说,我爷爷还赶上过关公,这是情理之中。他怎么怎么的,是这么来的,来了以后不断积累,串联了多少故事。然后,出来一个罗贯中,到底是不是罗贯中,没人敢保,反正是出来一个文人,把它整理、编整、调理、润色——还不行,他不放心,这就是文人的缺点,他说,这个不合正史。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想象,就是所谓编造、虚构,便找来一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边的编年,从头到尾三国的事情都有,他去一核,有不对的,就改了;正史没有这个细节啊,这是哪来的,这不行,也删了。麻烦了。他往正史那儿拉,老百姓喜欢的艺术上的那个趣味、那个情调减了。这是损失,这并不是好!
　　然后,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又出来一个毛宗岗。毛宗岗是批点家,他也做了这种工作。他自己在凡例里边说得很明白,就是我有增,有删,有改,还有什么,好多条。坏了!他是个文人,他一看不对味,不喜欢,他有个人的酸甜苦辣,个人的胃口,他不管咱们,他删了,删了不就是个大损失!坏了!又往正史那边拉了一步,大概是如此。[17]
　　这里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罗贯中的创作和毛宗岗的评改;二是如何看待历史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属于累积型的作品,其成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由作家罗贯中写定,罗贯中应该拥有《三国演义》的著作权,这应该不成问题,对此迄今并无人怀疑,因此周汝昌先生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到底是不是罗贯中,没人敢保”,是很不合适的。退一万步说,不讲罗贯中的著作权,但对《三国演义》的成书,罗贯中还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如果没有罗贯中、毛宗岗,《三国演义》该会怎么样?创作了《三国演义》和加工了《三国演义》的人,本是对《三国演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劳动要尊重,对他们的评价应该公正。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并没有完全往正史上靠。在写作过程中,他或许借鉴过《资治通鉴》,但绝不像周汝昌先生所说那样,找来一部《资治通鉴》去一一核对。周汝昌先生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就像真的一样,这太坐实了,不是学者应该说的话。评说《三国演义》不是写小说,也不是讲故事,不能虚构,不能望风扑影,更不能想当然,这样的说法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高儒《百川书志》曾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18]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是完全符合《三国演义》创作实际的。有论者曾指出,所谓“据正史”,意即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而“采小说”,盖指宋元以来的“说三分”及三国戏等;概言之,《演义》乃是作者依据正史,间采小说编演而成的。[19]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20]。笔者有文章专论《三国演义》借鉴裴松之注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文中说明罗贯中所采用裴松之注有很多就是传说故事,并非都是正史材料。[21]笔者还曾有《三国演义的情节移植》一文,专论《三国演义》化历史真实为艺术真实的问题,也可以说明罗贯中并非一味往正史上靠。[22]罗贯中还喜欢引用诗词曲赋,创造出富于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如把苏轼描写周瑜的“羽扇经纶”加到了诸葛亮身上,借用杜牧《赤壁》诗中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创作出用来描写诸葛亮智激周瑜的情节,这些也都说明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虚构性,更不是往正史上靠。
　　退一步说,就算罗贯中往正史上靠,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三国演义》毕竟是历史演义小说,大的方面必须尊重历史,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否则就不是历史演义小说了。当然尊重历史,并不等于不要虚构,不要艺术加工,历史真实必须与艺术真实和谐统一。比如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温酒斩华雄、鞭打督邮、刘备招亲、空城计等,都有很多的虚构,罗贯中并没有完全往正史上靠。章学诚所谓“七实三虚”,不仅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其实也成了后世创作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范式。
　　周汝昌先生的说法与鲁迅当年对《三国演义》的批评有某些接近,他自己并没有提出新东西。笔者曾有《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对这一问题有较为详尽的论述,[23]此不赘言。
　　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不能说没有不足,但功是远远大于过的,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就算讲其不足,一般也是多认为经毛宗岗评改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更浓了,但这也不是在往正史上靠,最起码并没有往《三国志》上靠,也没有往《资治通鉴》上靠。何况“拥刘反曹”也是得到后世读者所普遍接受的,反映出了民心的向背,其意义也不能低估。因此,周汝昌先生对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改,贬之过甚,是很不公允的。
　　
　　三
　　
　　周汝昌先生对《三国演义》的不满意,当然还远不止于此。他还说:
　　《三国演义》还有一大缺点我不满意,就是好像是木偶人耍帝王将相,没有任何一个别的身份的人,能够占据他们的地位,好比走马灯转来转去,好比木偶人耍来耍去,总是他们,那个身份、品格、阶层。下面真正的中国的人生、社会,其它各种人,我不敢说绝对没有,我的印象当中很少很少,大概可以这么说。这样的作品,我能否说它有缺点?当然诸位可以说,那个时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种性质的群雄割据一方的故事,您让它像我们今天一样写群众人民,这个要求是否太苛了一些?可能有这样的观点,这个我不敢自作主张,我只是向诸位表明我个人怎么看,怎么想,这也是今天这个小小讲座的基本目的。[24]
　　《三国演义》的缺陷,上回我略微触及了一点,就是说它把三方面的文武人才都悬空了,没有其它的基础,好像跟社会、民众毫无关系。[25]
　　小说题材决定小说的人物形象,这恐怕不会有任何疑问。既然《三国演义》展示的是百年历史风云,讲述的是“群雄割据一方的故事”,于是多表现“帝王将相”,应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读《红楼梦》,读者就不能埋怨曹雪芹不写“帝王将相”,多在“哥哥妹妹”上做文章;读《水浒传》,读者也不能指责施耐庵集中笔墨写草莽英雄;读《西游记》,读者也不会反问吴承恩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妖魔神怪。如果理解了这些,《三国演义》的读者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批评罗贯中写“帝王将相”。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也塑造了一些较接近现实生活的人物,如吴国太就很像《红楼梦》中的贾母。她讲话的口气,她对孙尚香的溺爱,都距离现实生活很近。
　　在《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人物一出场时的小故事,都写得很有情趣,就像现实生活一样真实可信。如嘉靖本中所写曹操祖父曹节之“仁慈憨厚”:
　　有邻人失去一猪,与节家猪相类,登门认之,节不与争,使驱之去。后二日,失去之猪自归,主人大惭,送还节,再拜伏罪。节笑而纳之。其人宽厚如此。[26]
　　这样的情节来自现实生活,人物形象不惟真实自然,而且很可爱。再比如,描写东吴君臣关系,也多用一些小故事,来增添生活情趣,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诸葛子瑜之驴”的故事,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由这小故事,读者也可以看到东吴君臣关系的自然和谐。类似这样表现人物少小时候的小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许多,就算后来这些人物或许有可能成为“帝王将相”,但这些小故事还是把人物个性表现得非常生动,拉近了小说人物和读者的距离。以此来看,周汝昌先生的说法的确是“太苛了一些”。
　　
　　四
　　
　　周汝昌先生还批评《三国演义》缺乏情感,指出:
　　这部书读起来,没有什么感情。感情是文学的灵魂,不管写什么事、什么人,如果当中缺了感情,那个事情、那个人再打动我们,打动的仍然是表层,而不是我们的真心。当然,《三国演义》也有个别地方是写得比较好的,我最忘不了的就是到了后来,诸葛孔明六出祁山都不成功,最后在秋风里坐着四轮小车到了五丈原,冷气刺骨,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写得特别凄凉,带有诗的境界。这段描写打动了我,为什么?因为里边包含了一个个人的内心活动。[27]
　　《三国演义》果真没有什么感情吗?否!《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不是什么言情之作,的确不会以抒情取胜。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小说中不仅渗透着作者深厚的情感,而且还艺术地表现了人生丰富复杂的情感,浓郁动人的情感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三国演义》并非纯粹地演义三国历史。作者在描写三国兴衰历史的时候,体现出强烈的爱憎情感,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了鲜明的抒情特征。
　　《三国演义》敢怒敢恨,爱憎分明,主观色彩极为突出。《三国演义》中寄托着作者的美好理想,作者总是饱含着浓厚的情感去表现他的理想社会,塑造他倾注着无限爱的理想人物。小说每当描写西蜀和刘备、诸葛亮等人时,其歌颂赞美之情便自然溢于笔端,感染着、激励着一代代的读者,让人们同作者一起对那些理想社会和仁君贤相产生无限向往之情。《三国演义》还以强烈的憎恶蔑视之情描写了北魏集团,塑造了奸雄曹操形象,并且予以口诛笔伐,大加贬斥,无情嘲讽,严厉批判,可谓不遗余力,厌恶痛恨之情透纸传出。《三国演义》还充满了对水深火热、兵荒马乱中百姓的深切同情。“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28]。小说形象地描写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极大灾难,从董卓迁都长安、李傕郭汜之乱,到曹操血洗徐州等一系列争战,我们看到了人民遭受野蛮迫害、疯狂屠杀的悲惨情景,其中流露出了作者对百姓苦难的极大同情。《三国演义》自始至终贯穿一种爱国情感。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爱国志士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寄寓了作者最深厚的爱国情感。诸葛亮身上的忠君爱国情感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为蜀汉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但他南征北伐,为匡复汉室用尽全部心血,最后死在讨敌前线,无疑作者借此突出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感。正因为《三国演义》始终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情感,有歌颂,有批判,所以才引起一代代读者的强烈共鸣。作者因情生文,寄情于文,是《三国演义》感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国演义》不仅渗透着作家全部的爱和恨,凝结着作家饱满的情感,而且小说本身也向我们展示了绚烂多彩的情感世界。有兄弟之情:《三国演义》以热情歌颂的笔调,大写特写了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结义之情。有父子、母子、母女之情:父子之情主要在关羽、关平身上体现出来;在徐母、徐庶身上体现出的是母子之情,小说对此写得比较集中,也很感人;母女之情主要体现在吴国太和孙尚香身上。也有夫妻之情:孙夫人对刘备的一片忠贞之情感人至深。有离别之情:刘备送徐庶的情节,情意绵绵,无限惆怅,具有诗一般的意境,细腻生动,委婉缠绵,凄恻动人,突出了刘备爱才、惜才的一片痴情,使我们也可以从中体味出这位戎马倥偬的一代枭雄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世界。有吊亡之情: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三国演义》的情感世界里,没有像《红楼梦》等‘言情’小说抒情的特点,一般很少有脉脉含情的细节描写,也不具体细腻描写人物情感的细微变化,所表现的也不是以深沉、细腻、柔婉、蕴藉为基本特征的柔润式情感,决不会给人以或如涓涓细流、濛濛春雨,或如幽谷香兰、晴空游丝,或如笑语盈盈、饮泣吞声的感觉,而是健笔写豪情,让人感到那情感如火山爆发,不可遏止,或如江河流泻,一去千里,或如崇山峻岭,电闪雷鸣,气吞山河,壮烈雄伟。如果说《红楼梦》等小说,是一种润泽心田的优美的话,那么《三国演义》则主要写英雄的豪情,风格慷慨悲壮,呈现出阳刚之美,是一种撼人魂魄的壮美。《三国演义》这种抒情的美,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它未必能催人泪下,但它却能激人奋起,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29]
　　
　　五
　　
　　周汝昌先生指出《三国演义》的又一不足是:
　　《三国演义》的问题就是基本不写内心活动,所以这部小说,我只能说尊重它的历史渊源和作用,至于我怎么欣赏它,就要大打折扣了。[30]
　　诚然,《三国演义》在心理描写的细腻程度上,不及《红楼梦》,甚至也不及《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但是,《三国演义》的心理刻画看起来很简单,似乎不值一谈,然而它却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一目尽传精神,给人留下联想的广阔艺术天地。何况《三国演义》的心理刻画艺术手法丰富多样,描写深入传神,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比如“许攸问粮”、“青梅煮酒论英雄”、“诸葛亮瞧病”和“空城计”这些脍炙人口的片断,都会使读者从中体会出人物形象的心理特征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不是孤立地静态地写某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在人物对立冲突中,对比映衬中,通过略貌取人的手法来表现双方的复杂心理,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
　　这样的艺术处理,或许与戏曲表演有关系。因为《三国演义》在成书中,曾吸收了元代三国戏的营养,而戏曲表演除唱词可以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大多都要通过对话来间接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征。多一点艺术空间,给读者留足想象余地,这本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传统,未必是其短处。细腻描写有细腻描写的好处,略貌取神,自有其妙处。虽未必像古典诗歌所推崇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样,但留下更多让读者回味的东西还是有意义的,或许比那种静态剖析更有艺术内涵。
　　《红楼梦》中,林黛玉临终前所说的“宝玉,宝玉,你好……”,没有直接刻画人物的心理,但是读者读到这里,通过调动艺术想象,还会被久久打动的。而在《三国演义》中,写周瑜临终遗言:“既生瑜,何生亮!”这里也没有写周瑜的心理活动,但读者照样可以借助想象而驰骋其间,心灵为之震颤,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李厚基、林骅在《三国演义简说》一书中对此分析得颇为深入具体,可以参阅。[31]
　　当然《三国演义》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况且又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表现题材,所以其心理刻画难免有不足,描绘不够细腻,线条较粗,展开深入剖析还不多;重智而不重情,内心情感的波动描写得过于简单,等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不视《三国演义》心理刻画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果没有《三国演义》在心理刻画上的大胆尝试和开创,就不会有后来《水浒传》、《金瓶梅》中成功的心理刻画,甚至也不会有《红楼梦》中那细腻入微、淋漓尽致的独具艺术魅力的心理描写。[32]
　　
　　六
　　
　　周汝昌先生还不满意《三国演义》的语言,他说:
　　《三国演义》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跟正史官书拉得太近。您说说,作为小说读起来,能很得味吗?读文学作品,用了老话讲,是消闲解闷,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当然,一般民众确实是通过《三国演义》获得历史知识,这也是事实,他不可能去读《三国志》,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学艺术上的享受,里面有情有味。《三国演义》太“文”。
　　《三国演义》里的“文”是从史书里抄来的。[33]
　　《三国演义》在语言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论者指出:“《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区分这些古白话因素与文言因素。《三国演义》的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受到后出演义体历史小说的仿用,形成历史演义体语言的特色。”[34]言之中的。
　　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论及《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时指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35]这段话可看作是对《三国演义》语言风格的准确而形象的概括。
　　《三国演义》的语言既不同于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也不同于后来的《水浒传》、《西游记》,更不同于再后的《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使用的是浅近通畅的文言。这种语言是文言与白话的有机结合,它把文言的“深雅”和白话的“浅俗”融为一体。
　　形成这种语言风格当与《三国演义》的选材、成书等因素有关。
　　《三国演义》要表现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近一百年的历史进程,所以选材绝大部分来自史传,而这些正史材料均为官修,其语言全是文言,《三国演义》有时整段地引用,自然就给小说语言带进了更多的文言成分。《三国演义》里还引进了三国时代历史人物的许多诗文,如诸葛亮的《隆中对》、前后《出师表》,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铜雀台赋》等,这无疑也使小说语言融入了很强的文言色彩。小说还大量采用了魏晋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如《世说新语》等书中有一些故事便直接进入小说中,这样也使《三国演义》语言增加了文言特征。《三国演义》还常常写到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外交往来,外交使者所用外交辞令自然要讲究文采,注重辞藻,使小说语言雅化;而外交使者所到之处,又常常出现诘难论辩的情景,其所用语言更应严密准确,具有极强的逻辑性,有时说话还要引经据典,这又自然会使小说语言不得不呈现出文言的倾向。
　　《三国演义》如果纯用文言,势必影响其流传,一般文化水准的普通读者读来不免感到艰涩难懂,这就必然会使《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创作小说时,注意使小说语言尽可能做到通俗流畅,浅切自然,达到“易观易入”的目的。同时,小说中还采用了大量的稗官野史、民间传闻中的材料,以及其他具有民间文学或大众化色彩的素材,如《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等,这样便又使小说语言较接近口语,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
　　《三国演义》的语言既取文言的简明精粹,而舍其深奥板滞,又学白话的生动浅显,而弃其粗俗低劣,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而这恰好使《三国演义》雅俗共赏,更受读者欢迎。何况《三国演义》人物语言也很有个性,如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尤其是张飞的快人快语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可见,周汝昌先生说《三国演义》语言“跟正史官书拉得太近”,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国演义》不是《红楼梦》,我们不能拿《红楼梦》的标准来要求《三国演义》。对于这两部小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偏爱。周汝昌先生喜欢《红楼梦》,而不喜欢《三国演义》,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作为一位影响巨大的学者,在《中央电视台》评说四大名著,并且事后讲稿和“讲后小记”又由中华书局这样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成书,那就不完全是周汝昌先生个人观点的问题了,其负面影响在所难免,因此本文才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周汝昌先生商榷。
　　
　　注释:
　　[1][2]周汝昌:《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第14页。
　　[3][4][5]周汝昌:《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版,第1期。
　　[6]李炳英选注:《孟子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7]孙膑:《孙膑兵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8]《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2页。
　　[9]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3页。
　　[10]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
　　[11][14]《全图绣像三国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第1页。
　　[12][13]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第485页。
　　[15]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页。
　　[16]陆世仪:《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版,第109页。
　　[17][24][25][27][30]周汝昌:《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15页,第39页。
　　[18]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19]纪德君:《试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学术研究》,2004年版,第5期。
　　[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1]刘永良:《〈三国志〉裴松之注与〈三国演义〉人物塑造》,《曹魏文化与三国演义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386页。
　　[22]刘永良:《〈三国演义〉的情节移植》,《三国演义艺术新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20页。
　　[23]刘永良:《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齐鲁学刊》,2009年版,第6期。
　　[26]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28]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29]刘永良:《〈三国演义〉的情感世界》,《三国演义艺术新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31]李厚基,林骅:《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32]刘永良:《〈三国演义〉的心理刻画》,《三国演义艺术新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8页。
　　[33]周汝昌:《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4-35页。
　　[34]柳士镇:《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版,第6期。
　　[35]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
　　
　　(刘永良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21004)

• 刘永良： 对周汝昌先生评说《三国演义》之商榷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