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匡超人这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吴敬梓的伟大:1.作者注意于细处着墨,将匡超人灵魂的精髓——乖觉,表现在其每一处的言行之中。2.处处注意人物言行前后的暗示与照应。3.在典型环境中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着重于马二、李本瑛、景兰江和潘三对匡二的熏染。为了告诉读者此人的未来,最后作家通过两个场景的勾勒,一方面,表现匡超人此时性格已经成熟;另一方面,预示着未来。
　　关键词:乖觉 暗示与照应 场景勾勒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最多。在清朝,讽剌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1]并且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剌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由此可知,《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的确,《儒林外史》从它诞生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历代文人学者都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无论是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一直为人所称道,鲁迅先生说:“讽剌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2]可以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部小说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儒林中各种变态畸形的人物,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士林百丑图,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和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揭示了这个腐朽没落的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作者的高明之处:一在于开创了一种独特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3]作家着意于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现实。二在于作者刻画人物手法的高妙,作家以冷峻的笔触,点染生活琐事,使得读者“只要一记起他们,就不免联想到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些熟人。”“似乎觉得他们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张天翼《读<儒林外史>》)
　　小说中,作家以如椽巨笔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本文就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匡超人,来谈谈笔者对该书的理解。
　　
　　一
　　
　　匡超人在小说中从第十五回出场到第二十回结束,很能反映这部小说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色,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更多的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纯客观地描写,作者对这个堕落成性的儒林败类,常以纪实的手法,向人们展示其一言一行,作家将其对人物的厌恶与痛恨之情深藏于文字背后,传达于读者心中。
　　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匡超人出场时,作家选取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词语“乖觉”。乍看,似乎无甚特别,细思之,你便会为之拍案叫绝,不仅匡超人之性情全在“乖觉”二字,而且,作者对此人褒耶?贬耶?亦不得而知。如果将“乖觉”换成其同义词机警、机灵、狡诈、奸滑等,则作家褒贬自明矣!诚如是,则失大家之气而成平常之辈了。可以说“乖觉”是其灵魂的精髓,体现于其每一处的言行之中。接着作家继续以客观的笔调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加以点染:马二先生向他了解情况,他说到伤心处,“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了下来”;知道眼前之人就是书封面上的马纯上时“慌忙作揖,磕下头去”;马二关心他时,“又落下泪来道:‘……我生为人子,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当接马二衣裳、银子时“两泪交流”;和马二先生分手时是“洒泪告辞”;在路上想搭乘顺便船时,作家又点出其“为人乖巧”,“向老爹作了揖”,“一口一声只叫老爹”,使“那郑老爹甚是欢喜,有饭叫他同吃。”读到这里,一个穷苦、纯朴、孝顺而又机敏的农村青年形象跃然纸上,若无后面的堕落变质,则这里的“乖觉”完全可以换成机警之类的褒义词,然而作家的高明正是不动声色,不带自己的感情,客观、真实地再现生活,联系匡二后来的堕落变质,读者便会再次为这两字拍案,此绝非别词可代替也!匡超人后来的所作所为也都和这“乖觉”一词紧密相关,他善于从与他交往接触的人中吸取“毒液”,去 “精”取“粗”,正直善良的东西不学,无耻腐朽的东西一学就会,以致最后连自己原有的一点良心都丧失殆尽,最后成为一个无恶不作、厚颜无耻之徒。
　　小说中,作家对匡超人的肖像只字未提,透过这“乖觉”,结合其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想象其眼睛,这显现“乖觉”特征的眼睛肯定不会是水灵灵的、炯炯有神的,必然是贼眉鼠眼的,乌贼似的眼珠时常在不大的眼眶里乱转。这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匡超人出场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就是作家多次写到其流泪,凭其“乖觉”很能把握流泪的“度”。“眼泪如豆子大”、“又落下泪来”、“两泪交流”、“洒泪告辞”,可以说,每次都是泪如泉涌,是动了真感情的。后面还有三处写其泪:一个是其父死了,匡超人呼天抢地“逢七便去坟上哭奠”,孝子之心立现;二是告别新娘子辛小姐时,“包含着一包眼泪”,这人情味何其浓;而第三次就大不同了,当他回家取结时,郑氏娘子死了,匡超人“止不住落下几点泪来”,接着便吩咐匡大,“将来在家,也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提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氏之死,都是因他“逼”其回乡下,才把“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而这时的他,是“落下几滴泪来”,可见其对发妻之死是毫不悲痛,还未成官时,倒先摆起了臭架子,显然,这几滴泪是挤出来给郑家人看的。这里,我们不妨揣测一下他这时的心理:当初停妻再娶时,厚颜无耻地认为“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我想,在他“宴尔新婚,享了几个月的天福”的同时,也一定会考虑将来怎么处理郑氏娘子的问题,这甚至成了他当时最为棘手的问题。按匡二性格发展来看,即使郑氏此时不死,将来必然死在匡二手上,这点,从他对潘三的态度上即可证明,因为他此时已感到“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当此之时,郑氏之死对匡二来说可以说是死得正是时候,省去了他一大堆的麻烦,若不是在郑家,他可能会放声大笑,他在落下几滴泪的同时,说不定心里暗自庆幸:“天助我也!”而此时,作家把这无限的想象空间都留给了读者,这是何等的绝妙!
　　
　　二
　　
　　作家在刻画人物时还十分注意前后的暗示与照应。开始时,匡超人对马二说不能侍奉父母“禽兽也不如”,而到后来不顾病父在床,为了功名,“上府去考”,几十日不归,不正是禽兽不如的体现么?他后来的无恶不作、厚颜无耻,对潘三之态度不正是禽兽不如么?
　　在回家看见久别的老娘时,他娘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不做也罢!”不久,他为了避祸不顾恩师李本瑛且不说,从此便撇下老母,从再度赴杭到离杭赴京考取教习后,回杭取结赴任也未见他怎么孝顺母亲。为了做官,他已“义无反顾”了。
　　匡父的临终嘱咐:“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得顺些,就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地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从匡超人的为人来看,匡父的遗言是很有针对性的,可以说“知子莫如父”,他最担心的事最后件件都发生在这个“大孝子”身上。他只愿和对他有知遇之恩且辈份至少比他高一辈的马二先生拜为兄弟;当恩师李本瑛被参摘印时,他不是为其洗雪,而是自怨“晦气”而逃之夭夭,足见其“势利见识”;停妻再娶辛小姐,足见其“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不要“穷人家的儿女”;当对他恩如父兄的潘三被抓时,他竟然说:“便是我做地方官,也是要拿他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见其狼子野心、蛇蝎心肠,完全抛弃了乃父“功名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临终告诫,完全“改变了小时的心事”。其父最不放心的事,偏偏件件都在其身上得到应现。
　　最不可忽视的是马二先生对他的评价:“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这“才气”照应了其“乖觉”;其“理法”,除了马二先生教给他的“虚实正反、吞吐含蓄之法”外,联系其势利熏心、无恶不作、恬不知耻、劣迹斑斑的表现,我们还应理解成作者的匠心独运:无“法”,即无法无天;无“理”,即无伦理,不讲情理。作家借马二之口说明:此人即是凭其乖觉而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厚颜无耻之徒。他的勤学只是向上爬的手段,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还在乎什么理、法呢?所以,他作诗便是把《诗法入门》“看了一夜,早已会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笔来就做,做了出来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这必当令盛唐诸公汗颜,更何况在他眼里是“理法有余,才气不足”的马纯上呢?
　　
　　三
　　
　　作者塑造匡二主要是通过其言行表现的,而其言行又直接受其所接触的人影响,也就是说,作家是将其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下来刻画的,刻画了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匡超人的典型性格。“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常常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促成的。”[4]
　　生活在匡超人周围并且对他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有四个人:马二先生、李本瑛、景兰江之流和潘三。马二先生本意是想让他掌握八股这门“学问”,一心一意地去觅取功名富贵,而他没有掌握这“学问”,却挑起了他追求功名的欲火,凭其“乖觉”,不但摒弃了马二之迂阔酸腐、仗义疏财和诚挚恳切,而且从此也背离了一个农家子弟的纯朴等优秀品质,走上了一味追求功名利禄的邪路。
　　在马二先生的帮助下回乡后,作家浓墨重彩地写了他的吃苦耐劳和恪尽孝道。主要写了他侍奉卧病在床的父亲,包括出恭之类的小事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到;用马二给的钱做生意,杀猪卖豆腐挑起了养家的重任;处理“三房里叔子”的恃强凌弱,想低价买房之事的乖觉和半夜大火时抢救父母嫂子的沉着冷静;同时写了他平时用功读书,夜晚念文章,“每夜四鼓才睡”之勤心苦读。这样把一个出身贫寒、勤劳能干、好学上进的农家子弟的形象“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中国小说史略》),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可爱、可亲、可敬。
　　也正是这种事亲至孝和苦读不缀的精神,得到了潘保正尤其是知县李本瑛的器重,从此这位爱贤的知县为其仕途铺平了道路。其实,对知县来说,他是错把狗屎当黄金;而对匡超人来说,正是借着这强劲东风开始了其堕落蜕化变质之途,从此,追名逐利之心迅速膨胀,在追逐“功名富贵”之路上越陷越深,直至最后完全抛弃了其仅有的一点良心变成一个利欲熏心、蛇蝎心肠的人。当他有了知县这位老师后,便不认教官为师;而当知县被参时,城里的普通百姓尚且知道坚持正义“鸣锣罢市”,“要夺回信印”,留此好官,而他,对待他恩重如山的老师,在人劝说下才勉强到城里转了一圈,在家躲了七八日,只有自怨“晦气”之声,然后,便逃之唯恐不远地消失了。更有讽剌意味的是连最没良心的衙差根据知县对他的照顾都想当然地认为他应参与闹事。于此,匡超人之猪狗不如之心便可见一斑。
　　在此恩师的关照下,他仕途上从此便一路绿灯,岁考中取得第一,宗师又把他题了“优行”入贡,安排他考取朝廷教习等,作者在描写他仕途通达的同时,也描写了他道德的沦丧,腐朽的社会风气和科举制度使得一个农家青年迅速走上了一条不讲“文行出处”之路。
　　如果说小说中,马二和李本瑛还能算得上是正面人物的话,也正是这两个好人帮助了匡二,为其堕落提供了条件,一个为其追名逐利启了蒙,一个为其追腥逐臭铺平了路。
　　匡二接触的第三个人便是一群假名士的代表景兰江。再赴杭城,使匡二犹如进了一个大染缸,景兰江之流更如一把浸满了腐烂腥臭之气的大铁刷子,把匡二从父母身上遗传下来的仅有的一点点羞耻之心刷得一干二净。从此,他变得恬不知耻、吹嘘逢迎、沽名钓誉,道德全部沦丧。
　　景兰江见到匡二首先是吹,吹得匡“不胜骇然”,之后加入了假名士的“西湖宴集”,学会了做斗方诗,经这伙假名士的熏染,终于成了一个自吹自擂、道德沦丧的假名士。于是,他开始做选家,“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又把假名士的一通胡吹“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在上”,捞得选金;还厚颜无耻地说“这是极好的事”,真是无耻之极。从此他不仅深得做名士之三昧,而且大有发扬而光大之势。这里,作者着意描写了假名士对他的精神毒害,揭示其蜕化变质的社会根源。
　　对匡影响最大的第四个人便是潘三。如果说景流出的是酸臭之气,使匡二嘴尖皮厚丧尽廉耻的话,那么潘三就如同一条浑身沾满毒液的巨蛇,“触草木,尽死”,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小说主要写他参与了三件不法之事:私截人犯,伪造婚书和充当枪手代考。此时他还未涉官场便已劣迹斑斑,可想而知,他发迹后必然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贪官酷吏。另外,为了表现其虚伪薄情和道德沦丧,作者还不厌其烦写潘三对独在异乡的匡二亲如父兄般的照顾,详细地写了他帮匡二娶亲前后的各种琐事,并且写了他的江湖义气,这些也反衬了匡的薄情寡义和忘恩负义。
　　经过这些人的言传身教,到结文之时,匡二已成为一个更加奸猾更加无耻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作者让其在两个不同的场景里现身说法,通过其言语的无耻妄言自相矛盾对他作了最后的讽剌和愤怒的谴责。可以说此时无耻之匡超人已经“成熟”。
　　酒楼上,匡超人把普通“教习”之职吹得天花乱坠,“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镇,都在我跟前磕头,”这时已不再是当面吹牛脸不红了,简直已经找不到他脸在哪了;“前日,太老师有病,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单只请我过去,坐在床沿上谈了一会儿出来。”其无耻之情比起鲁迅先生笔下撒谎与黎元洪称兄道弟自吹自擂的假洋鬼子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潘三之事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也参与其中,忘记了潘三对他的悉心照料,“设若是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可见自私透顶,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一场景意在说明他为了“功名富贵”,已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道德。
　　另一场景是在回家的船上对牛布衣等人吹嘘自己所谓的“九十五”本选本,连“先儒”亦不知为何物,可见这“名士”是假到何等地步,南方不好吹,吹到了北方,中国不过瘾,吹到了外国,被当场揭穿后仍是厚颜无耻,其本质原形毕露。
　　这两个场景既是匡性格发展之必然,又预示着其未来。作者设置这两个场景意在揭露其为了“名”已不顾廉耻,为了“贵”已是蛇蝎心肠,两者配合必然能谋得个“肥美的地方”,以享“荣华”,此后经历了无数次“风雨洗礼”的匡超人必然是左右逢源,仕途通达,前程似锦。作家正是以此抨击了官场的龌龊与社会的黑暗。
　　
　　四
　　
　　作为一代大师,在一些很细小的地方,也能让人看出他的高明,小说中的匡二可以说是一个不很起眼的角色,但就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吴敬梓的伟大来。
　　首先,作家在塑造匡二时,十分注意言行细节的前后暗示与照应,这一创作手法,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人物的始终,从出场时的纯朴本分乖觉到潘保正为之看相:“你这骨格是个贵相”,即预示着此人将要发迹。从匡母的恶梦,匡父的遗言上看,即表明将来匡必反其道而行之,直至最后作者细致地刻画了潘三对他父兄般的照顾,和他最后对潘三的忘恩负义形成鲜明的反面照应等等,其言行细节都可以找到前后的对照与关联。显示其结构之严谨。
　　其次作者善于不动声色地纯客观描写人物,让人物的性格在其自身的言行动作之间展现,在人物性格的演进过程中,作家常冷眼旁观,不动声色,不作任何评论与暗示,在人物的一个个舞台上让人物自己尽情地表演,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没有评论,没有渲染,把无限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如匡二的乖觉、流泪、停妻再娶等。作家让其在这些情景中极尽表演之能事,充分展示其性格。
　　第三作家在描述匡的堕落时,把他放到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来表现,通过两个“好人”(马二与李本瑛)的帮助与提携,两个“坏人”(景兰江与潘三)的调教与熏染使得一个原本纯朴的农家青年走上堕落变质之路。最后,通过两个场景的暗示,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作家就是如此高明地调动多种手段,塑造了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其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的高超。
　　总之,作家就是凭其对社会透射式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通过对整个社会状况的全景勾勒,以其妙笔雕刻了匡二这一“超人”的不朽形象。通过匡超人逐步堕落变质的过程,揭示了功名富贵对青年人的腐蚀与毒害,抨击了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恶劣的社会风气,“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悲剧性的社会本质。”[5]从而归纳到小说的大主题,显示了吴敬梓作为一代巨匠的风范。
　　
　　注释:
　　[1][2]鲁迅:《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3]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陈美林主编:《儒林外史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文史知识》2001年版,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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