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就《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人物故事略作分析,说明宋代说书伎艺对故事特性和形象描写的内在影响,探讨它们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大宋宣和遗事》 水浒故事 人物形象 说书伎艺
　　
　　《宣和遗事》以不到三千字的篇幅叙述了北宋末年梁山人物的故事,共涉及人物三十八位。其中少数是作者着意表现的,如杨志、晁盖、宋江等;多数均一语带过,仅存名号。相关描写不仅反映出说书人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政治伦理追求,也表现了宋代市民的文化心理。
　　
　　一
　　
　　《宣和遗事》于元集结束和亨集开篇,述运送花石纲一事,陆续出现宋江三十六人聚义,最后受招降征方腊,包涵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惜等重要故事元素。《遗事》最初交待徽宗朝社会历史现状时,曾两次提及宋江:“宋江三十六人,閧州劫县”,“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杀人甚众。”[1](P35)真正的水浒故事当起始于宣和二年十一月朱勔派人押运花石纲一事。《遗事》按年编述,此事虽置于[宣和四年]条目之下,但实际发生是在宣和二年冬天。朱勔差杨志、李进义、孙立等十二人为使,去太湖等地押运花石。行动之前,十二人先结拜为兄弟并发誓,若有灾厄,定当彼此救援。其后杨志因卖刀杀人遭配送,被孙立所救,同上太行山落草为寇。
　　这一部分可视作杨志的个人小传,简短的情节叙述表现出其形象的两个特点。其一,杨志性格较为冲动鲁莽,仅与恶少的争吵,就能让他挥刀而下,犯下人命案,或多或少反映了杨志行动上的无约束性。其二,他又是一个颇有本领的人物,《遗事》叙道:“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1](P37)一刀致命,杨志的快捷狠辣可见一斑。《宣和遗事》述梁山三十六人,除宋江发生类似事件之外,只有杨志有个人杀戮行为,可见其个性特征。
　　《遗事》鲜有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但对孙立形象却有简单而客观的心理描写。孙立如约而至颍州,看到已被断配卫州军城的杨志,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1](P37)这一心理表现,既反映“义”的思想在早期水浒人物心中的重要性——因“义”相连,则他们的杀戮和落草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反映出《宣和遗事》对水浒人物形象的有意刻画。孙立心中所想,亦不过是人物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说书人从何而知?可知宋元之际的说书人已有初步的虚构意识,他懂得在简单叙述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之后作出合理想象,使故事更可信,性格更丰富。
　　劫取生辰纲是《遗事》的一个重点,主要突出晁盖的首领地位。宣和二年五月,县尉马安国奉命将十万贯珠宝担至京师为蔡京祝寿,途中被晁盖八人抢去贺寿之物。因宋江报信,晁盖得以逃脱,后又抢走晁太公,邀约杨志往太行,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叙述中也能见出一个形象较为鲜明独特的晁盖。首先,按出场顺序,三十六好汉中晁盖是第一个有名号的人物。衙吏张大年询问酒馆店主花约那八个大汉的具体姓名,花约的回答是:“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1](P38)“铁天王”之称说明晁盖武力非凡,享有很高的江湖名声。其次,《遗事》只描写了晁盖一人的相貌,虽只17个字,却见出晁盖个性。董平等人押晁太公回衙交差:“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镔铁大刀。”[1](P38)“迭料”俗称双料头,形容身体特别高大迅猛 。“身材迭料”见其外形不凡;“遍体雕青”见其非普通村民;手使大刀又见其武艺精深,以一人之力,从众人手中抢得太公,实属不易。其三,叙事虽简单,亦可见其性格特征。董平押晁太公回衙被抢一事,途中所遇大汉“自称‘铁天王’”,则晁盖敢作敢当、率性而为的特点可见一斑。晁盖敢于在自己遭官府通缉之时挺身救父,这种人性化因素的表现在梁山好汉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晁盖故事映衬下出场的宋江,更能吸引观众。宋江是水浒故事的中心人物。石碣村星夜报晁盖,体现他见义勇为的豪情侠义。晁盖故事是为宋江出场作引子,晁宋两人关系、宋江报信的动机,书中并未交待,通风报信的后果也没有明确写出,但押司身份是实在的。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向嫌犯走漏风声明显是犯法行为。然他不假思索,连夜赶往石碣村,不能不说是一个果敢的义士。郓城县快刀杀婆惜,亦反映出他不吝出手的狂徒本性。杀妻是宋江上梁山的直接原因,相对于其他人物的粗线条勾勒,宋江的行为和心理得到了相当细致的刻画。宋江大怒杀妻后曾题诗曰:“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1](P41)短短20个字,描绘出的是一个狂傲难驯、出口不凡,却无以服人的狂徒宋江。巧得天书后,他“为此,只得带领朱仝……直奔梁山泊上”[1](P45)。此前他已经做好上梁山的打算,“只得”二字似是表现他不甘心落草的心理,而“直奔”这一词又将他迫不及待的心理表露无遗。可以说在《宣和遗事》中宋江杀妻的目的为情,直奔梁山的目的为躲,说书人还原了他天性妒忌、不甘无名的男人本色。这种快意杀戮、恣意妄为的行为,符合听众的期待,使他们忿忿不平的心理得到宣泄。
　　宋江出场之后,就成为梁山其他故事和人物的中心。刘唐送钗、杜千寻晁盖、九天玄女庙得天书,梁山泊稳坐首领,带领梁山众人朝东岳还愿……这一系列看似彼此无关的事件,均通过宋江连结起来。事件中的人物形象大都较为模糊,虽关涉三十八人姓名,但有事件有个性者甚少。宋江性格仍是这几个故事板块背后的逻辑主线,从中亦可见出宋代说书伎艺对人物塑造的影响。
　　
　　二
　　
　　宋时“说话”大盛。说话是一门伎艺,其目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挣钱的途径。说书人为实现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愿望,将自己读到的、听说的、甚至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联缀编纂成一篇故事,以说书方式赚钱。二是出于对这门伎艺的传承,将历史事实、传奇经历加以润色并流传开去,具有一定的宣传效应。两类行为均有说书人自己的精神理念渗透其中。
　　其一,说话伎艺反映说书人审美视角上的选择。宋代“说话”流行之前,唐五代已有“俗讲”一类讲说讲唱活动,所表现的对象不是王室贵族,即是得道高人,和现实生活有较大的距离。这些故事也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却并未有意发展为市民文学。宋代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所说之“话”往往以市民阶层为反映的对象,无论故事的取材,还是人物的表现,皆有一种可感可见的生动性。《宣和遗事》中梁山好汉故事,正是极好的说明。他们最终走向水泊,名号震天,但在变身豪杰之前都是普通平民,持有的重义重利特点也是市民阶层遵循的交往法则之一。李进义和孙立等为了救出杨志,甘愿落草为寇。宋江身为有职份的官员,也可以为一“义”字放走晁盖。市民阶层的人也很重利,为了拥有财富,他们能去劫取生辰纲而置生命于不顾。在接受了宋江的通风报信之后,晁盖安排刘唐向宋江答谢,并送去礼物金钗一对,这也是以利衡量行为的价值,其中也包含市民有恩必报的朴素思想。利义结合,是一种符合市民做人准则的的理想境地。
　　其二,说书人往往将个人的政治旨归渗透其中。《遗事》具有一定的讲史性质,在讲述历史事件时看似芜杂不一,但仍体现出说书人对事件的政治倾向、人物爱憎的整体看法。这种判断不会在故事的所有细节中,作为读者和听众,只要把握了说书人的主要思想,就能够明白其中的枝节之所以呈现该种面貌的原因。梁山故事在《宣和遗事》中只占很小的篇幅,总体看来,《遗事》“并不是为着保留宋代水浒故事而集中了那么一个看似《水浒传》的缩影”[2](P100),宋江起事有其历史依据,是宋代的确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宋史》、《东都事略》、《十朝纲要》、《宋会要稿》等书,都有宋江起事、投降的简单记载;《遗事》将史实详细摹写,并加以合理虚构,旨在渲染证实徽宗一朝在蔡京、童贯、高俅等人的惑乱下呈现的腐朽状况。《元集》开篇即明确指出国家政事的阴阳之变,“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是也”[1](P1)。以此相证,宋江等人上梁山聚众甚至杀戮行为,都可解释为由人主之恶导致。而说书人之褒贬已包含在其中了。
　　出于这一明显的政治倾向,宋江才会一直被当做侠义的表率为群众接受,其打家劫舍、杀人甚众也并不为世人诟病。但说书人又没有完全跳脱传统的局限,虽然对统治者提出质疑和批评,骨子里仍坚守忠君思想。出于对国家社稷的长远考虑,他们寄希望于帝王的英明统治,在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直接谏言,表达痛心疾首的心情;又会为了维护君主统治,对民间的反抗势力作出合乎自己要求的批判。在不反帝王的前提下,民间艺人通常自己构想出解决的方案。《三朝北盟会编》载曰:“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数郡之民,皆为立生祠。蜡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谍察之其险要,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卷二百十二引《林泉野记》)”[3](P447)这段记录只叙及宋江、方腊二人最终结果,并不能说明究竟哪个团伙危害更大。《遗事》强化了他们二人相敌对的态度,将“忠义”和社稷之望寄托在口号较鲜明的一方匪盗身上。
　　如果说方腊是一股反动的势力,宋江众人也未必有更好的济世抱负。相反,他们的杀戮行径也常令人发指。《遗事》两次明确提到宋江等人应以保家卫国为宗旨进行活动。一次是在九天玄女所授天书中要求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另一次是吴加亮重复晁盖临终寄语,宋江等须“助行忠义,卫护国家”。但是梁山泊一群人的实际行动如何呢?“各人统率强人,掠州劫县,放火杀人……”“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1](P44)究其本质,他们不过是一群规模庞大、啸聚山林的盗寇集团。民众对宋江和方腊持有不同接受态度,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江团伙虽杀戮百姓、强抢财产,却始终举着“忠义”的旗号,在根本上并没有动摇大宋社稷,相反是为了“卫护国家”。而方腊则不然,他带领的大军响聚各地,杀害的大多是朝廷官员,甚至一些良将良臣也不能幸免;在劫掠后,又往往攻州夺府,树立自己的大旗,有明显的争权意识。在说书人看来,这才是真正危害江山的行为,当然要反对。因此,同样是民间的强人组织,宋江等会被当作豪侠,并最终联合朝廷的势力攻陷方腊军团,加封节度使。
　　说书人所表现的种种旨趣,既是个人认识,又取决于听众的喜好。无论讲说内容有何区别,究其本质依然是面向市民的一种伎艺表现。那么市民的心理诉求应当成为说书人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讲史的说书人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因为“比较接近下层,往往在评话中反映了以市民为主的平民群众的愿望”[4](P310)。这种“平民的愿望”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是对盛世太平的渴望,这往往同说书人的政治理念相契合;其二是对传奇性和神秘色彩的推崇。
　　宋代是一个城市经济开始发达的时代,市民们在有钱有闲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十分注重精神层面的享受。在勾栏瓦肆听说书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这一行为既不用花费太多钱财,又可以使自己平庸的生活增添色彩,了解到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于是说书人往往极尽虚构之能事,以传奇的人物和故事吸引听众。除了风花雪月的爱情题材,最受听者欢迎的就是豪侠之士行走江湖的故事。在《醉翁谈录》中有记载,言说书人常“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5](P1)等故事,这几种都是梁山人物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市民们喜闻乐见的英雄形象。《宣和遗事》也把握了这一思想,赋予梁山主要人物以传奇性的经历。
　　在说书过程中,说书人为吸引观众注意力,非常重视故事中人物的言谈举止和所叙事件的奇异色彩,甚至过分夸大人物的行动能力。如杨志卖刀终至杀人,且一刀致命,刀落颈断。因为阎婆惜与吴伟暧昧交往,宋江一怒杀两人,可以纾解听众心中的郁结之情。至于晁盖劫财、玄女降书等故事,就越发让听众欲罢不能了。为了使自己所说故事更为逼真,让听众如临其境,说书人还会细致地描绘主要人物的面貌,模仿他们的声音口吻说出切合环境的语言和心理动态,使得口中人物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这些都是说书人为了迎合听众主观愿望所做的艺术加工。
　　
　　三
　　
　　《遗事》所收梁山故事,内容短小简单,情节不够集中,但它却是小说《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重要链环。
　　首先,《遗事》汇集加工了宋江起事的历史材料,较之《宋史》、文人笔记诗文、民间说唱文学更加丰富,人物描写也更具体。讲述历史故事,基本史实多有所据,但“一涉细故,便多增饰”[7](P92),这里的增饰就是虚构。此前人们了解到的都是零散不成系统的单个故事,发展到《遗事》才将其联系起来,成为粗具规模的水浒故事。《遗事》将史书记载和《宋江三十六赞》相联系,设立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聚义梁山的故事框架。赞文中的名号在《遗事》中以天书形式出现,天书言明宋江将带领三十六人广行忠义。所列三十六人,同《赞》之名号虽有出入,然大致相同。其中人物性格面貌,也多据此而来。如铁天王晁盖,其赞曰:“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3](P452)《遗事》所写晁盖外貌,明显脱胎于赞词。但说书人并不是为传播赞文而讲述梁山故事,他以玄女降天书的形式列出众人名号,既有个人创造,又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
　　其次,《遗事》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对小说《水浒传》作者有启发意义。郑振铎称之为“最初的《水浒传》雏形”[6](P36)。水浒故事的基本面貌在《遗事》中得以呈现,小说《水浒传》诸多故事人物的描写亦受到它的影响。一些重要的情节单元被小说作者保留,并加以勾连,使之趋于完整、系统。杨志卖刀和晁盖劫财本无瓜葛,《遗事》交待二人相伴入太行,也并未多做解释。小说作者将这两件事融为一体,丰富了“智取生辰纲”的情节,读之有味。同样的,刘唐送钗与婆惜之死也成为因果关联的事件。改编之后,人物形象在原有基础上更鲜明独特。
　　《遗事》的艺术缺陷也是明显的。名列九天玄女天书的史进、张顺、石秀、公孙胜、武松,没有任何故事,尤其是武松在《宋江三十六人赞》中颇见个性特征,在《遗事》中踪影全无;后归梁山的李横又未列天书。这说明《遗事》所写水浒故事,缺乏内在的逻辑勾连,整体感较差。然《遗事》对于水浒故事和人物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作为《水浒传》成书史上的一个链环,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注释:
　　[1]无名氏:《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2]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4]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宋]罗烨:《醉翁谈录》,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6]郑振铎:《郑振铎全集·水浒传的演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吴卉,俞晓红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41000)

• 吴 卉 俞晓红：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人物故事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