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即杜甫居住在沦陷的长安的次年春天所写的作品。
　　首句反映诗人爱国的深挚感情。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来铿锵有声，气势不凡。说“山河在”，可见随着国家的残破，京都中往日繁华都已消失，只有山河依旧。次句一个“深”字，是经过锤炼的诗眼，写出劫后长安景象。春天本来绿草如茵，“深”字却显呈草木芜丛的景象。起两句用对仗，是律诗中的“对起格”。三、四句一般的解说是，花鸟本为怡情悦目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作者见花闻鸟而堕泪惊心。但也不妨作另一种理解，即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会溅泪，鸟也会惊心。两种解说，虽则不同，但精神却能相通。一则触景生情，一则移情于物；好诗正可两兼，凭读诗者各自体会。诗无达诂，见仁见智，此之谓也。“烽火”“家书”两句，分别从“感时”“恨别”转出，但下旬又因上句而生，自然深挚。“家书抵万金”，能说出消息隔绝、久望音讯不至时，人人心中所有的想法，所以这一联脍炙人口。既无讯息，于极无聊赖之际，不免搔首踌躇，末两句即就此而结，说自己顿觉短发萧疏，几不胜簪。这样，在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又叹息衰老，就更增一层悲哀。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辞：“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介绍“三吏” “三别”的文章不少，《石壕吏》尤为人们所熟悉。这里对诗本身的分析就从略了，只就认识上有分歧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三吏”“三别”揭露了唐代统治阶级的腐败横暴和封建兵役制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这当然有深刻意义。但另一方面，作者也还勉励人民忍量巨大的创痛，去参加平叛战争，为此，还替“王师”及其统帅讲过好话，说军队里“抚养甚分明”“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仆射(指当时守洛阳的郭子仪，他曾为左仆射)如父兄”(《新安吏》)等等。这样写是否美化了封建兵役制，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如果杜甫不这样写，而只作揭露，是否能更提高“三吏”“三别”的思想性?《石壕吏》是否因为它只在揭露，所以是“三吏”“三别”中最出色的一篇?《石壕吏》中为什么诗人目击这件事而不作声?是否过于冷漠?
　　我们以为问题恐怕不能这样看。“安史之乱”的酿成，固然是李唐王朝政治腐败，对人民剥削、压迫太重，加剧了内外矛盾的结果，但主要代表着北方落后民族统治集团利益的安、史叛乱势力的猖獗，却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祸害。因而，平叛战争在当时不但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王朝的利益，同时，也基本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战争是必须进行的。当然，战争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人民的头上，取得胜利的巨大代价，也得由人民的生命财产、血泪痛苦来偿付。国家与人民，在讨伐叛乱这一点上是既矛盾而又统一的。忧民忧国的伟大诗人在这种历史环境里，内心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必然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要求诗人只能揭露控诉，不能颂扬慰勉，这是不顾历史具体情况的简单化态度。杜甫之伟大，正在于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在特定历史环境里的人民的情绪和要求。
　　《新婚别》中“暮婚晨告别”的女子对自己“守边赴河阳”去的丈夫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石壕吏》中把自己三个儿子全献给了国家的老妇人说：“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甚至像《垂老别》中看着自己“老妻卧路啼”而不得不与她诀别从征去的老头儿也叹息说： “万国尽征戌，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些不都是代表人民群众思想的一个方面吗?难道他们全都只顾念个人一家，而没有想到这场平乱战争是非进行不可的吗?普通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独独要以此去责备诗人呢?
　　杜甫当时刚从洛阳(诗中提到的河阳，就在其对面)出来，去往华州。他对那里急需兵员和服役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垂老别》中老人说那里“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守备比较坚固，敌人很难渡河；“势异邺城下”，与不久前九节度使围攻邺城而溃败的形势不一样。这和《新安吏》中诗人所说的掘壕牧马、劳役尚轻的慰语是相合的，当非谎言。何况，防守洛阳的就是后来收复长安、平定叛乱的功臣郭子仪。杜甫说他对待士卒抚养分明，亲如父兄，虽为了安慰征人及其家属的需要，或不免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不负责任的欺骗。《唐书》本传说：“子仪事上诚，御下恕，赏罚必信。”这不正是“抚养甚分明”吗?郭子仪自己上书则说： “臣愿陛下斥素餐(吃白饭的官员)去冗食，抑阉寺(限制太监的权力)，任直臣，薄征弛役，恤隐抚鳏；委宰相以简贤任能，付臣以训兵御侮，则中兴之功，日月可冀。”可见，他并不是“西屠石城取紫袍”、一心邀功、不恤士卒的哥舒翰之流的将领。
　　总之，这一点并不能看成“三吏”“三别”的短处，恰恰相反，我们以为杜甫作品的诗史式的深刻性正在这里，他并没有违背事实去颂扬朝政清明、王师无敌。如果因为征兵的宫吏横暴，兵役负担沉重，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痛苦，在诗中就只是控诉兵役制残酷，忘了战争本身的正义性，忽视了人民群众有着极其可贵的平定叛乱的愿望和自觉性，那是不可能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的。杜诗中揭露的分量和它的艺术感染力，要比他的慰勉话重得多，深得多，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人民的种种苦难毕竟都是杜甫亲眼看到的，并不断地激动着他的。
　　“三吏”“三别”既是组诗，就互为补充，每一首可以各有侧重。比如《潼关吏》中的吏就不是谴责对象，诗人对他只是告诫、勉励。《石壕吏》是写得出色的，但如前所述，不能把原因归于只有揭露，《新安吏》《新婚别》等也是写得很好的。同时，组诗中每一首写法也可以不尽相同。《新安吏》《潼关吏》，作者作为诗中人物出现，有对话，有议论；在“三别”中，作者就不出场，仅仅作客观描写。《石壕吏》中的作者，地位处于两者之间，他虽上场，但只充当事情经过的目击者，而不作剧情中人物，所以只在诗的起结处点出他投宿与告别。这又是一种写法。这样写，既说明此事是亲身耳闻目见，增加了它的真实感，又因客观描写而把对这一家人命运的同情和对事情的思考、议论，全让给了读者。有人看到诗人写这件事而没有写自己出来讲话，就以为他是保持沉默，不表态，只是一个“无言的旁观者”，从而对诗人的漠然态度表示惊异，这多半是不明诗人构思立意或对诗人有偏见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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