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特点是重视读，特别是大声朗读。老师富有感情的朗读本身就是传统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式，学生通过聆听老师的朗读，即会对作品产生深刻的感受。
　　文史学家罗庸回忆初中的学习时说，语文老师的朗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操着本色的宝坻土音，声如洪钟，语言缓慢而沉着有力，读本文时抑扬顿挫，一字不苟，尤其是语势的转折，虚字的照应。经他一念，整篇文章就像一个人在面前说话一般，不待解释，已大部分明白了。
　　程干帆先生回忆他的老师胡小石时，这样说：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
　　如果用音乐的教学做比喻，那么可以这样说：传统语文教学中老师的朗读，是把文章这一作品“演奏”给学生听，这种“演奏”变无声为有声，将文章的生气、神韵表现出来。听演奏时，正如罗庸所说， “整篇文章就像一个人在面前说话一般”，学生自然会感受强烈， “印象非常深”。而学生自己阅读文章，则有点像看乐谱，两者是无法相比的。通过朗读，已经使学生有了强烈、深刻的感受，“不待解释，已大部分明白了”，再做烦琐的讲解，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传统语文教学让学生通过朗读，把文章的内容、韵味、语言等等，都“吃”到自己的心中，变成了自己的血肉，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种办法，看似简单，但非常实用。心中有了几十篇、上百篇文章，而且，这又是自己确有感受的文章，写作就不会有问题。
　　古代语文教学还有个聪明的做法，即通过学生的朗读而判断他是否对作品真有理解。按语言学家的说法，文字是一种失真的记录工具，因为文字无法把语言的音调与重音等完全记下来。这就是说，文章中的许多东西，仅仅“看”是不够的。必须再将文字“还原”为语言，才能更好地感受到。这就是朗读。有经验的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朗读而判断他对作品是不是有正确的理解。近代诗人、学者陈衍五岁时，父亲教他《四书》《诗经》《左传》《尚书》，有一天，他读《孟子》的《不仁者可与言哉》章，又读《诗经》的《小弁》章，父亲自外归来，听了面露喜色说：“这孩子对于书理，已经有深刻体会了。”
　　近百年来，语文教学抛弃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讲得太多而读得太少。教师读得少，学生读得也少，因而学生缺乏对作品的深刻感受，而没有深刻的感受，所谓的“懂”，不过是被动接受了教材上对作品的分析而已，这不是真正的懂。多年来，我们的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学习的，实际上也主要是教者按教学参考书的要求而对课文所做的分析，并非作品本身。这些分析，顶多是对应付考试有点用处。这样的语文学习，是没有什么效率的。
　　
　　学乐器与学语文
　　
　　学习钢琴或小提琴，很有特点。首先，是必须从儿童学起。这时候，孩子的理性还没有得到发展，倒是学习乐器的最好的时期。人们都知道，若是到成年才开始学，效果就要差很多，甚至是无论下多大的工夫，都不会学得很“地道”。
　　其次，钢琴、小提琴的学习内容的选择，主要考虑其在乐器学习方面的价值，学习的曲目是相对稳定的，几十年，上百年，大致都一样，与时代没有多大的关系。
　　再次，从学习方法说，乐器的教学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教儿童一支钢琴曲，并不多讲这首曲子产生的时代背景，也不分析这首曲子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而是让孩子好好弹奏它。让孩子按教程来，拾阶而上，循序渐进。一首曲子弹会、弹熟、弹好，再弹下一首，每个乐句，每个音符都不能弹镨。简单地看看普子，试着弹一弹，浅尝辄止，还没有弹会，就弹下一首，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最后，学生是在教师的指导与严格要求下学习的。学生需要听从教师的意见，按教师的要求做，这是不能打折扣的。儿童学习音乐，不能自行其是地弹曲子，也没有哪个家长鼓励孩子对请来的钢琴或小提琴教师“质疑”或争辩，他们都知道，儿童学习一种乐器，首先得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掌握演奏这种乐器的技能技巧，让老师引领自己的孩子走进音乐的世界。当然，将来，自己的孩子对乐曲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创造性地弹奏，但那是将来的事。开始学习时，需要“听老师的话”。
　　我们可以想到，中国古代的语文教学，与此是很相似的。传统的语文教学，也是从儿童时期开始学习，让学生记忆和感受所学的内容。就教学内容说，也是选择那些最重要的、最有学习价值的东西，如《五经》及经典的诗文等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从学习方法说，也是一段文字、一段文字地读熟、背诵下来。最后，这～学习也是在老师的指导和严格要求之下进行的。
　　但后来的语文教学，就不同了。我们让孩子学习的，不再是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作品，而是最符合当代要求的东西。如大跃进时期就学习《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文革”时期就学习《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直至前不久，有些教材的编者仍然是以时代性的名义来调换课文，如把刘翔的事迹编入语文课本。从学习方法看，今天的语文学习，仍然没有重视文本。与前些年不同的是，那时是老师的讲解占了大量的时间，而现在，若按新课标的要求，则是学生的讨论填充了课堂。
　　今天的语文教学，有必要从音乐教育那里学习一些东西。
　　
　　小学语文宜更名
　　
　　“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名字，是很晚的。叶圣陶说过：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就是说，按叶圣陶的意思，语文的“语”指的是口语，就是“说话”。这样，语文学习中，“说”以及“听”就占了半壁江山。后来他强调语文学习要“听说读写”并重，也是很自然的。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教育确实有重大的贡献，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存在许多的问题，也是不能否认的。这就包括他的语文观以及“听说读写”论。显然，儿童的听与说的能力主要是在家庭、社会中培养的，而人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与学校教育没有多大的关系，许多没有文化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弱。作家王蒙甚至说道：“越是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上过学受过教育的人，他叙述一件事越生动。”这是有点道理的。例如，《红楼梦》里凤姐比贾政的口语表达能力强，《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比范进口语表达能力强。学校的语文教育，主要不是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
　　自然，叶圣陶先生也不是不重视阅读与写作，但他认为，写是建立在说的基础之上的。故提出“写话”说，认为说清楚了，把这写下来就是好的文章。这个观点，是似是而非的。书面语绝不是口语的纪录，它是另一种语言。有经验的老师都能注意到，写和说是两回事。余昱在《走向学校教育》一书中就这样说： “学生不是都会说话吗?让学生作文不就是让他们把刚才所说的话用笔写下来吗?但实际情况经常是，一些本来能流利地、有条理地、有表情地叙述各种事件的学生，在动手作文时，却一下子变成了咿呀学语的幼儿一样，无从下笔。”对此，专家学者早有论述，如心理学家、教育家维果斯基就说过：“书面语在自己的最重要的发展特点中丝毫也不复现口语的历史，两个过程的相似是外部征兆，而非实质性的。书面语也并非口语到书面语简单的转化。”
　　写的基础不是说，而是阅读。阅读的过程就是学习、掌握书面语言的过程，写作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当然，阅读不仅仅是为了写作，它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按照维果斯基的说法， “心理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掌握凭借词语传递的全人类的经验”。阅读的意义正在于让孩子通过这一过程掌握“全人类的经验”。同时，写作也不仅仅是使孩子学会几种文章的写法，将来在社会生活中“能用”，写作的意义，主要是发展儿童的各种素质。词语在书写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写作也在培养儿童思维能力方面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这也如维果斯基所说：“书写是有学校以来学校教学的主科之一，它能引起儿童尚未成熟的一切功能的发展。”
　　总之，在基础语文教育中，强调“听说读写”并重，是不适当的。语文教育的重点是阅读与写作，为突出读与写，有必要将目前小学的“语文”课更名为“读写”。
　　
　　推荐理由：传统语文教学有很多宝贵经验，比如，集中识字、重视背诵、多读多写等。作者能够在阅读中注意积累那些散在的经验，这本身就是一种自觉自知的研究和继承。要真正实现中国语文教学的民族化和科学化，对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的梳理是第一步，然后才谈得上反思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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