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命题:睁了眼看钱理群语文建设2011年第1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语文建设 2011年第1期 ID: 138971

[ 钱理群文选 ] 　　

鲁迅的命题:睁了眼看
参读
联读
摘读

鲁迅的命题:睁了眼看

◇ 钱理群

　　这些年，人们为了打破对鲁迅的神话，非常强调“鲁迅也是人”，强调鲁迅是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等等。关于鲁迅，我们应该要讲两句话：一方面，鲁迅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另一方面，鲁迅又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特别的人”，他有一般人所不及的特别的思想、独特的见解、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给我们从别的思想家、文学家那里得不到的特别的精神启迪和享受。我们就要逐渐进入鲁迅世界中那些仅属于他的独特方面，也可以说是鲁迅思想与文学的更深层面——“鲁迅的命题”——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观察和表达。
　　鲁迅的第一个命题是“睁了眼看”，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题目就叫“论睁了眼看”。本来孩子一出生，他就睁着眼睛看世界了。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人是要睁着眼睛看世界的。鲁迅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回到这个常识上来。
　　但是在中国，要真正落实到常识，睁着眼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于社会采取的态度，常常是闭着眼看的。鲁迅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命题，一个是睁了眼看，一个是闭着眼看。中国国民对一切事情，特别是受到了欺负、侮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闭上眼睛，好像闭上眼睛这个侮辱就不存在了，一切就圆满了。
　　鲁迅要追问的是，这样闭着眼睛看意味着什么。鲁迅说，这意味着“六无”：一，无问题；接着就是无缺陷，一切都圆满了；于是就无不平，没有问题，一切圆满，还有不平吗?因此就无解决，问题还是存在，只是你不承认，问题就解决不了；最后是无改革；进而无反抗。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这就是闭着眼睛看世界的后果，其要害就在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维护既得利益。这也是中国人处事的方法，即所谓“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鲁迅把它概括为“瞒和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深刻的概括，中国人就是讲瞒和骗，历史如此，现实也如此。
　　这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就有一个瞒和骗的传统。鲁迅分析了中国写才子佳人故事的戏曲，开始可能会有一点不幸，小小的不幸，然后才子考试中举了，奉旨完婚，就“大团圆”了。鲁迅因此给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以很高评价，因为他“敢于实写”，说出世事的真相，但高鹗的后续，结尾也落入了“大团圆”的窠臼，虽然被抄了家，最后还是“家业再振”，连宝玉也“入圣超凡”了。从《红楼梦》的后续对原作的变动，就可以看出中国“瞒和骗”的传统的深厚。
　　鲁迅还考察过一个民间传统故事的演变过程。故事的原初，是一个女子自愿服侍病危的丈夫，最后治疗无效，两人感情太深，就一起自杀了。后来有人把它改编了，说妻子如此尽力照顾丈夫，就感动了神仙，变成一条小蛇，跑到药罐子里，丈夫把药吃了就痊愈了，终于皆大欢喜。鲁迅因此发出感慨：在中国，“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读者因此而陷入迷误，“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这是很能说明瞒和骗的本质的，就是要粉饰太平，制造一派光明的假象。而这样的粉饰太平的文学是代代相传的。
　　如果有些事情无法回避，又怎么办呢?比如岳飞死了，关公死了，这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中国人还是有办法，就说岳飞是前世命中注定要死的，死了也是一种圆满；关公就更简单，他死了干脆把他变成神，供起来，就更圆满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就都用在这“别设骗局”上了。鲁迅由此得出了一个十分沉重的结论一一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这里所谈的，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弱点：一方面，不敢正视自己和社会的问题，表现出本质上的“怯弱”；一方面，又始终感觉良好，陷入自我“满足”，显示出自欺欺人的“巧滑”。
　　鲁迅对于我们，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存在，他的命题，不只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他当年的召唤，今天也依然有力一一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
　　鲁迅要召唤的，当然不只是中国的作家，也是针对今天中国的国民，“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和态度，不管现实多么严峻和残酷，都要有勇气去正视它。
　　无可讳言，在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今天，许多历史与现实的真相，都是被遮蔽的。因此，鲁迅就要追问：那些被竭力遮蔽的历史与现实的黑暗与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揭示。就“睁了眼看”这一话题来说，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鲁迅睁开眼后，他看见了什么。
　　鲁迅指出，中国的文明，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人肉的筵宴”。
　　这自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判断。很多人都指责说，这是鲁迅的偏激之论。但我还是这样的态度：先不要忙着指责与拒绝，而要先弄清楚，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这样的命题的，他的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他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先看鲁迅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命题。鲁迅在《灯下漫笔(二)》里第一次提出这个命题，而且是从大家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引发的。鲁迅在考察当时(1925年)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时，发现了一个现象：“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很多外国人，都在写文章赞扬中国的文明，有一个日本人，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北京的魅力》，说北京最大的魅力就是北京的东西好吃。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吃文化，中国的固有文化，确实有它独到之处，在世界文化中当然应该有它的地位，赞扬本身似乎也没有错。但是，鲁迅在“睁了眼看”以后，发现这样的一片赞扬声遮蔽了在他看来也许是更为重要、更应该正视的中国现实，中国文化的另一面。他尖锐地指出——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坟·灯下漫笔》)
　　而且鲁迅还要追问：为什么我们只看见吃烧烤、翅席的中国，而感受不到“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的痛苦?鲁迅把它归于中国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级制度。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每个人都处在某一等级上，自己被等级在上的人凌辱，但也可以再去凌辱等级在下的人，即使是处在等级底层的人，回到家里，也还可以凌辱地位更为低下的老婆和孩子，而老婆也还有希望：等到“多年媳妇熬成婆”，又可以凌辱媳妇了。这就是“自己被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鲁迅指出，正是这样的等级制度造成的等级社会，把人们“各各分离”，就“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这样也就不会有反抗，因为他也可以通过压迫别人、吃别人获得补偿，这就是中国天下太平的原因。
　　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鲁迅所说的“吃人”，其内涵究竟是什么?
　　应该说“吃人”是鲁迅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我看来，鲁迅说的“吃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这是实指，就是真的吃人，杀人。《狂人日记》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完全是狂人的狂想，而是有历史根据的(当然，在细节上可能有出入)。比如，小说提到的中国古代的易牙蒸子，把自己的孩子蒸了吃了，这在《管子》里就有记载。《左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当年宋国的都城被楚国围困的时候，宋国人为饥饿所逼，就互相交换了儿子来吃。《狂人日记》中提到的徐锡林(麟)，是秋瑾的战友，被捕以后，他的心就被清兵炒着吃了。
　　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因为灾荒，因为战争，都会发生人吃人的现象，这叫“求生性吃人”。更可怕的是还有一种“习得性”吃人，就是在一种理论指导下的理直气壮的吃人。比如中国就鼓励为“尽孝道”而献身，把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献给自己的父母长辈给他们治病，让他们吃。鲁迅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判《二十四孝图》，就是因为它歌颂这样的孝道鼓励的吃人。听说这些年又有人在向青少年推荐《二十四孝图》，莫非又要鼓励这样的为“尽孝”而自愿被人吃?真是不可思议!中国还有一种迷信，认为吃人肉或人的某个器官，可以增加性功能，很多人就因此想方设法吃人。这大概就是为养生而吃人吧。中国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习得性吃人， “食人”是和“忠”“孝”“养生”这样一些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吃人。这样的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地吃人，而且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默认和鼓励，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令人恐惧的是，这种吃人已经进入了文学，被审美化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水浒》《三国演义》中都有吃人的描写，而且都是绘声绘色，给吃人涂以“道德美”的神圣光圈。《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备被吕布打败了，想投靠曹操，在投奔的路上住在猎户刘安家里，刘安很崇拜刘备，想随他去打仗，但他家里有一个老母，为了尽孝道，他不能走，最后就杀了妻子，给刘备吃了。这样，他就用吃人的行为实现了“忠孝两全”的儒家最高理想。问题是，不仅作家赞美这样的“德行”，我们读者(包括我自己)读到这里竟然一点不觉得可怕，没有人进行谴责，我们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是很美好的事，可见我们的心灵麻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也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问题：它给吃人的现象赋予了伦理的、审美的合理性。
　　问题是这样的“吃人”，在鲁迅以后的中国，依然不断发生。大家知道，在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革命”中都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而且相隔时间只有几年。
　　而且还有新的理论，就是为了革命而吃人、杀人。“文化革命”中广西人吃人事件中，食人者就这样说：“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是我把他杀了，吃了。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可怕的就是这“心红胆壮”，这“全村拥护”。这是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 “杀反革命，天然合理”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集体无意识。而所谓“反革命”，并非因为其触犯了法律，而是由掌握了包括杀人权在内的一切权力的统治者决定的。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杀人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宣布你不是人，清朝皇帝要杀自己的亲兄弟，先把他们的名字改了，叫“猪”叫“狗”，既然是猪是狗，就可以随意杀戮了。现在的办法是先宣布你是“反革命”，把你从“革命队伍”中开除，要杀要吃就由“革命者”说了算了。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反对革命，而是因为他的意见或行为违背了掌权者的意志，是一个异己者，有的干脆就因为掌权者看着不顺眼，这样的“杀反革命”实际上就是滥杀异己和无辜。
　　这样的“吃人”的悲剧是怎样产生的?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原因。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也就是鲁迅在《兔和猫》里所说的，“将生命造成得太滥，毁得太滥了”，所以中国人就缺少珍惜、敬畏生命的观念。缺少对生命的珍爱，就形成一种内在的嗜杀性，或者说嗜血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历史就有可能重演。
　　这里，还需要谈到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第二方面，就是象征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吃人”。这里涉及鲁迅对“人”的独特理解，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叫“立人”。他曾明确地表示，“立人”的基本道路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就是说，他所看重的是人的生命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认为，中国所要创造的“近世文明”(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不能仅限于物质的富有、科技的发达、民主政治的推行，还要有人的个体精神的自由发展。因此，他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这样一种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观念，恰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我们比较强调人的群体性、集体性。传统观念中的“人”，是家庭的人，是父亲的儿子，是国家的人，是皇帝的臣民，而很少强调个体的独立和权利。尽管强调人的集体性和群体性，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同时也遮蔽了人的个体性，忽略了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在鲁迅看来，这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和剥夺，是更深层面的“吃人”，即精神的“吃人”。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观察。
　　鲁迅在“睁了眼看”中国历史时，发现所谓“一治一乱”的历史，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他的这一概括是在《灯下漫笔(一)》里作出的。
　　中国的“乱世”，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的“治世”，就是统治者“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奴隶时代”，中国人始终是奴隶。
　　当鲁迅强调中国的文明是一个“人肉的筵宴”，指出人们所神往的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许多人在承认他的认识的独到和深刻时，也不免要怀疑，鲁迅是否把中国社会和文化看得过分黑暗?中国社会和文化难道没有光明面吗?后来，鲁迅写了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他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以为鲁迅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
　　首先是肯定中国历史和现在都存在真正的“人”。尽管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说到中国是一个“人肉的筵宴”，无数中国人在肉体上被残害，在精神上受奴役，但依然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构成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真正的光明面。因此，鲁迅强调，我们必须有民族“自信力”，要“自信”，而不是“他信”，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反抗黑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恩赐。——可见，说鲁迅否认中国的传统，鲁迅眼里只有黑暗没有光明，缺乏民族自尊、自信，不是误会，就是鲁迅说的“诬蔑”。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脊梁在哪里?我们寻找中国的光明，眼光应往哪里看?鲁迅说，在“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里，是看不到这些真正代表光明的中国的脊梁的，他们是被瞒和骗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这又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不要被自欺欺人的谎言所欺骗，才能看到真正的民族的脊梁；不要只看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状元宰相，要目光向下，看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切切实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那些人，地底下的那些中国老百姓、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
　　第三个方面，也是鲁迅最感痛心，要着重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被遮蔽”的问题。鲁迅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看外国的历史和文学，常常可以感觉到，外国有许多的硬汉，但是中国历史给人的印象就好像硬汉比较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刑法的残酷是全世界少有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国家里，一旦出现在酷刑下能够坚持自己信仰的硬汉，整个民族就给他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圣徒，而且代代传下来。但是中国恰好相反，中国出现硬汉，不但不表彰，还要想方设法地把他遮蔽起来，不发表，也不进入历史记载。这样就造成一个假象，好像人要活下去，就必须妥协、屈服，反抗毫无意义，不仅要承受酷刑，而且还要被抹杀，这实际上就鼓励那些卖友求荣的人，背叛自己理想的人，屈服于现实、苟且偷生的人，而且造成一个假象，在后人看来，似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硬汉，一片黑暗，不见光明。鲁迅说，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酷刑就永远不会停止，作为民族脊梁的不屈的硬汉永远被遮蔽，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就会中断，那整个民族就真的没有希望了，这是一条民族灭亡之路。这是真正的振聋发聩之言。
　　我又想起了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所谓“直面”“正视”，就是要“睁了眼看”。按鲁迅的观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吃人”的血腥——以任何形态出现的、对人的生命的残杀和对人的精神的奴役；一是不要遗忘历史和现实的血性硬汉，要为他们抹去血污——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这样睁着眼去看，揭示真相，当然需要勇气，因为它会给你带来真正的痛苦，沉重的精神负担；但你也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敢于正视，也就意味着敢于承担：这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