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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7年第9期 ID: 81934

[ 胡根林文选 ] 　　

有关文学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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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学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 胡根林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带头人。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旷野的呼声》《放逐与回归》《现实悲歌》《基督教文化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等著作多部，在《文学评论》《二十一世纪》《文化中国》《复旦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论文多次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
　　
　　胡根林：杨老师，您好。为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您觉得当前文学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杨剑龙：从中小学情况来看，现在盛行的应试教育冲淡了文学教育。应试教育的零碎化、机械化、知识化把文学教育的整体性、形象性、情感性都给异化了。上海有一所中学曾经请我去讲鲁迅，讲之前，我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我内心十分沉重。我请喜欢鲁迅的同学举手，结果现场一百多位同学中，只有两位同学怯生生地举起了他们的手，而且还不敢把手举高。像鲁迅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文学大家，怎么会让学生不喜欢呢？我分析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堂把鲁迅政治化、模式化，将鲁迅异化成了一个只讲斗争、感情冷漠的斗士，掩盖了鲁迅形象的丰富性、情感性，因而，在人们眼中，至少在中学生眼中，鲁迅成了一个不讲情面的、多疑的、没有爱心的人，成了一个没有人的血肉和情感的符号。这个小小的调查反映出我们语文教学存在的很多偏执和不足。
　　胡根林：您认为造成文学教育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剑龙：不可回避，这里面有老师的问题。我曾带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去中学实习。我发现，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语文老师对文学作品还能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可能因为工作的繁忙，很少有时间独立钻研教材，对文学文本缺乏投入式的阅读，常被动地尾随于教参之后，人云亦云，于是文本解读的能力逐渐被弱化了，我们难得看到有个性的文学课堂。许多老师出于应试的需要，把一篇篇充满丰富形象的、有着丰富情感内涵的文学作品，肢解得零零碎碎，没有把自己对作品的情感共鸣和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给学生听。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新教材出来、配套的教参还没有出来时，有的老师竟对于新的语文篇目束手无策，教学不知道如何下手。
　　这种僵化的文学教学模式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六七年前的一个暑假，美国一所大学的师生代表团来访，我们派了一批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和他们搞了个活动。大家一起来解读同一篇文学作品，然后由双方的教授互换着给同学打分。这篇作品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美国，而是作为第三国的西班牙，内容主要涉及父子两代的代沟问题。结果发现，美国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甚至有学生谈到要注意口腔卫生（小说中涉及到刷牙）。但中国学生往往从段落大意、主题思想进行分析，基本上属于社会学主题式的解读思路。其中我们学校一位研究生稍有创新阐释得到了中美教授截然不同的评价，中国教授认为他怪，美国教授却特别推崇。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教育中形成了从意识形态或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作品的惯性，以致于离开这套话语体系就没法对一篇文学作品作出分析，已几乎构成了一种模式化，多共性而少个性，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这是相当可怕的。
　　胡根林：您是如何理解文学阅读过程的？
　　杨剑龙：在我看来，文学阅读关键是两个因素，文本的因素和读者的因素。读者接受不是被动的图解式的，而是主动的创造的过程，这种创造建立在读者生活积淀、情感期待的基础上，表现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呼应，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005年，我到纽约大学访学一个学期。在此期间，我选修了几门课。上课时，我常常感受到美国课堂那种互动的氛围。学生围绕一个话题，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同学对话，与老师对话，气氛非常活跃。2003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开了一门课，“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是宗教系的选修课，选修的同学有本科生、研究生。我借鉴了西方的教学模式，自己讲一节课，学生讨论一节课。课前布置一些问题让学生准备，每次学生准备都很充分，参与程度都很高。学期结束时，我要求学生写论文作为课程考试，30多位学生写了30多篇论文，我将这些论文修改编辑成一本论文集，2006年以《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为题在香港出版。有的同学因为选了这门课，竟有了写小说的兴趣，写了作品让我给他提意见，真是很难得！
　　胡根林：刚才举到美国某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例子，与国内情况差异比较大，您认为这主要是文化传统还是文学教学的模式造成的？
　　杨剑龙：我认为主要是文学教学模式。这可以体现为几个相关的方面：
　　一是教学观念。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师占绝对统治地位，教师讲，学生接受，被视为天经地义，严重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目前，中学语文教学进行了改革，但课堂情况依然不理想。我去听过一些课，感觉有的课是有点儿在作“秀”。有的课上，学生虽然很活跃，但学生的回答我感到往往不是学生自己思考、感觉的东西，而是把教师的话、教参的话复述一遍而已。如果不能让学生从自身知识结构出发，从自己的情感体验出发来解读文本，这样的课堂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文学是这样一种艺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新异的天地。在文学教学中，应当激发与丰富而不是扼杀人们的想象，应当唤起与升华而不是淡化人们的情感。
　　二是教学方式。我国传统的私塾教学有它的优点，但比较强调知识灌输，往往不注重能力的培养，仅仅注重知识的灌输只培养“两脚书橱”。在现代社会，许多知识可以通过GOOGLE搜一下就能搜索到，现代社会应该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文学课上，要提高学生欣赏作品的能力。现在的中学教学中，文学作品往往成了应试的模本，可以随意拆卸、随意肢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不是学习字词句的。字词句对文学作品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字词句是为了表达某种感情、表现某种形象、传达某种思想。让学生从感情、形象、思想中获取人生体悟和审美愉悦比通过一篇经典作品学习字词句更为重要。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许多中学，人们不能很好使用现代教学设备，如多媒体。在文学教学中，多媒体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胡根林：您刚才提到多媒体，对文学教学而言，很多人主张少用或不用多媒体，您怎么看？
　　杨剑龙：对工具而言，看人怎么使用它。恰当地使用多媒体，好处是很多的。比如，对一个作品，可以用多媒体直观地呈现有关作家的形象、相关资料。我开设“现当代作家作品选读”课时就比较多地使用多媒体。介绍作者时，把搜集到的照片展示给学生看。分析舒婷的诗歌《致橡树》时，学生没见过橡树、木棉，我就自己拍照、从网络上找，学生看了这些照片，对诗歌的理解会丰富些、深刻些。多媒体对于一些时代较远作品的教学，好处尤为明显。如上《林黛玉进贾府》这样的小说片段，如果能通过多媒体展示一些人物生活的环境，让学生走进贾府、接近人物，可能会激发学生更多的想象。
　　当然，多媒体不可用得太滥了。现在书摊上很流行经典的图解版，如《图解论语》《图解庄子》《图解孟子》，对这些东西我很反感。经典的东西往往有深厚内蕴，一图解，就把有丰富内涵的东西简单化了。图解本是如此，对多媒体文学教学也如此。多媒体使用要恰到好处，如果一味堆积图片，过多借助视像，反而容易限制人们的想象力。现在尽管进入了读图时代，但文字的阅读还是非常重要的，文字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广阔的想象空间，读者可借助于想象去再现文学创造的境界。我在和香港一个代表团交流时，就明确提出这一点。我们应当强调让学生借助文字进行想象，在头脑中再现文学作品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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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多媒体在文学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利大于弊。
　　胡根林：您是师范大学的老师，您觉得，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问题与中文系师范生的培养模式有没有关联？
　　杨剑龙：有。这里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小学不好的文学教育影响到学生日后进入中文系学习，而中文系没有系统训练出去的师范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后，也会影响到他的文学教育观念和解读方式。从目前大学文学教育来看，最难的是让学生读文学作品。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因特网、VCD、电脑游戏等对于学生也有着诸多诱惑，大学生常常难以静心读文学作品。老师布置作业或考试，学生常常从网络上复制一些分析文字下来，即便他没有读过作品，也照样可以完成作业、通过考试。这两年我在本科生中开设文学课，在开课之初就告诉学生本课程的考试题目一定有对某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复述，目的是检查学生读了作品没有。我们说，文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如果连文本都不读，这一切无从谈起。
　　另外，现在学生读的作品和我们教材中选编的作品也有很大的距离。比如鲁迅的作品，年轻一代不太爱读，觉得太沉重了。他们喜欢读消遣性、娱乐性比较强的作品。
　　同时，现在的文学观念与以前的文学观念也有很大的变化。这也是造成我们大学和中小学文学教学两难处境的原因。比如，对“80后”作家如何看待的问题，学术界分歧就很多。我采取一种辩证的看法，并不一味否定，我让我的研究生去读他们的作品，并展开讨论。我想他们走红，作品畅销的一个原因是：以往我们只有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中间没有青春文学，他们的作品填补了这个空白，使中国有了青春文学。许多中学生认为青春文学是他们自己的文学，因而80后作家在中学校园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胡根林：您是怎么认识文学教学的任务的？
　　杨剑龙：我以为，中小学文学教学有两项任务：一是教学生怎么读，一是教学生怎么写。长期以来，我们把语文课等同于政治课、德育课，这很不对；现在这种认识有了变化。我们的文学阅读课应当寓教于乐，在欣赏美好的人物形象，获取审美意蕴的基础上获得些人生的教益。阅读课教学的重点不在于获取很多知识，而是引导学生用他们的心去贴近作品，贴近作品中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文学作品的教学，应当让学生知道什么文章是好文章，特点是什么，它是怎么写出来的，探讨详略的问题、构思的问题等等。通过读，来促进写，通过写，来学会更好的读。
　　这里，特别要指出，文学教学和其他学科教学是不一样的，其他学科教学追求共性，而文学教学要追求个性。我们在和学生讨论一篇文学作品时，要注意这篇作品的独特性，语言有什么风格，结构有什么特色，选材偏重什么领域等。这种独特性还包含作品的缺点。语文老师应当在高屋建瓴解读作品的基础上，打破教材神圣化的通病，引导学生去探求作品的不足之处，养成学生阅读过程中的自我意识。每读一篇作品，有“我”在，就能读出作品的味道，提高学生的涵养和水平。
　　胡根林：在语文理论界，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文学作品不过是语言训练的材料，一种认为文学教育有其特殊的任务，文学教育是美育，您认为，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定位应当是什么？
　　杨剑龙：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些道理，但我更倾向后者。通常说的寓教于乐，也包含美育的成分在。文学教育是语言教育还是审美教育，在不同年龄层次应当各有侧重的。小学阶段，学生要过的主要是语言关，因此，文学教育的重心可放在语言教育上；但到了初中，学生语言有了比较高的水平，文学教育侧重于审美教育更合理。到高中，在学生语言素质不断提高的同时，要求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去学习写作。进入大学中文系，就更专业化了。
　　胡根林：文学审美教育怎样开展比较好？您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意见？
　　杨剑龙：阅读方式上注重整体感悟；教学过程多引导学生参与；重视培养学生想象力等。
　　文学感悟很重要，它是达到理性的基础。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有的文学批评家，作品还没读，就开始评论，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文学欣赏或文学批评过程的起点是阅读作品。通过文本细读，不断思考，达到理性的层次。不管是中小学语文老师还是大学中文系老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引导学生从感悟走向理性。感悟的方式很多，比如，拿到一篇作品，不看先想，想想这个作品如果让我写，将怎么写。想象一番后再去读，你的感觉会非常奇妙。中小学教材中的选文，经过细致遴选，比较经典。你把自己的作品和这些经典作对比，学习经典作品怎么用词用句，怎么结构，这种情况一旦形成为习惯，你对作品的判断能力和欣赏能力就会有较大的提高。我们要求学生去思考，思考的基点就是对文本的无限靠拢，在文本比照中靠拢，在反复阅读中靠拢。
　　胡根林：在您看来，文学教学的起点是让学生阅读感悟，终点又是什么？是鉴赏能力还是批评能力呢？
　　杨剑龙：批评是在鉴赏之上的，因此，文学教学应该先感悟再鉴赏后批评。无论是鉴赏还是批评，都与读者的阅历有关系，所谓“阅历知书昧”，有丰富的阅历才能真正知道书中的三昧。从中小学实际的教学目标来看，侧重鉴赏而不是批评能力是有其合理性的。鉴赏是让学生知道某部作品的好处，知其然；批评则要更进一步，不仅要知道某部作品的好处，而且要让他知道优劣在什么地方，不仅要知其然，还要引导他知其所以然。文学批评“说长道短”，这种“说长道短”要有理论根基，要有丰富的生活积淀，把作家和作品的问题放在更宽的视野中去观照、比照，比如从同时代创作情况来分析这位作家的贡献，从文学史角度去看这一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从批评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对中小学生来说有些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师可以放弃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文学批评的机会。因为鉴赏和批评之间有过渡，从鉴赏往往能够延伸到批评。同时，这两者难以截然分开，我常给《名作欣赏》写文章，常站在批评的立场作鉴赏阅读。因此，只要有可能，我还是提倡语文教师多给学生“说长道短”的机会，这对破除教材神圣化、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有好处。
　　我给本科生开设现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课，准备的教案就是一篇篇评论文章，后来都发表了。最初写这些文章时，手头几乎没有参考资料——不是一点没有，而是有意不让自己太早看到别人的评论，想让自己沉下心读作品，反复读，一而再，再而三地读，读出味道来，读出自己的见解来。这是一种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别人的评论先“悬置”，别人说了什么我不管，我只注意从“我”的角度，从“我”的知识结构、生活阅历和鉴赏能力出发，能看到些什么，即便这些东西很主观，但那是我自己的东西，那就有独到的见解。这样来写评论，很有些收获。我写的几篇评论文章在中学语文教育界好像有些反响，被多次转载。王富仁主编的《名家作品解读》还收了我一篇谈朱自清《背影》的评论文章。
　　胡根林：我非常赞同您这种“悬置”式的阅读方法，这对语文教师备课应该是个不错的建议。
　　杨剑龙：也许吧。现在资讯发达，不少语文教师，在备课之前就搜集了很多相关文献，作品还没来得及读，就开始组织上课内容。其中，教参起的作用最不好，许多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为其所害。老师不看作品，就缺乏对作品创造性的理解与感受。长期看教参去上课，鉴赏能力、批评能力肯定会弱化。一个真正想提高的语文老师，应当先读文本，有了自己的见解，再看其他资料，包括教参。这样，他可能会读出自己的感受与见解，与教参不一样，与其他人理解不一样。因为有了自己的见解，上课也就有了激情，说自己的话比说别人的话有激情是自然的。有了激情，他的语文课就容易感动学生，容易激发学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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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说到教参的不好，是因为用的人没有用好。它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对语文老师是有用的。这好比我们作研究，先看别人的文献，意在了解别人作了哪些工作。但教参的作用和一般的教学资源还不一样。教参往往由比较权威的学科或语文课程教学论的专家编成，里面有很多学术界的共识。这种共识应当为语文老师认可。教学毕竟是项公共事业，语文教师面对一群世界观还没形成的中小学生，不能信口胡说。但这并不表明不允许有个人见解，不允许怀疑。语文老师完全可以建构自己的认识，但有一条，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相对稳妥，而非突发奇想。这就是说，语文教师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既要认可共识，又要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样，语文教师自己养成创新的能力，就可以带动学生一起创造性解读文本。退一步讲，即便语文教师和教参的分析一致，但由于这位老师是仔细阅读了文本，经过自己思考的，对某篇作品的理解也会比较深入，讲解过程也会精彩得多、生动得多。
　　胡根林：对一个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多元解读方式，逐渐为人们所认可。这里的问题是，语文作为一门学科，同一篇文学作品所教的内容是否有一定的限定？
　　杨剑龙：对于中小学教材的大部分选文，其基本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明确的。总体来说，教文学作品，强调文学性比强调思想性更重要。比如说教孙犁的《荷花淀》。课堂上老师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也能理解到这一层，因为故事里面涉及抗日。老师完全可以从孙犁小说的风格出发，引导学生理解作者怎么把一场战争写得这么美、这么有诗意。最糟糕的语文课，是把文学鉴赏课上成了思想教育课，使本来生动的情感和美的交流变成了干巴巴的说教。
　　我想，如果从文学教学的目标来看，无论教什么样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文学有兴趣，而不是相反。通过文学鉴赏课，学生爱上文学，主动去读作品，甚至写作品，那么这个老师是成功的；如果学生一上文学鉴赏课就头疼，对文学敬而远之，那么作为老师是失职的。有一次，我请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钱谷融教授讲课。钱先生门下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中青年学者。席间，有人问钱先生：您培养研究生有什么秘诀？钱先生说了两条：一是选材，要选可造之材；为了选好材，他开创了研究生考试考作文的先例；二是激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让他尽可能多读好作品。
　　中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奠基时期，如果能激发他对文学的兴趣，即便以后学的是理科，依然愿意多读多写。二十世纪初，我国那一代理工科学者的知识结构比现在要好，写诗写词，文学水平都很高。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过早的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大家”的出现，我们现在正进入了没有大家只有专家的时代。我们注重专业化，其实专业化也就是偏化。现在的教育体制，适合培养专家，而不是大家。另外，我们注意到，现代许多著名作家都非文学本行出身，鲁迅、郭沫若是学医的，周作人是学土木工程的，郁达夫是学统计学的。这种现象说明，文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兴趣。
　　在我看来，文学教育有两种类型，一是学校文学教育，二是自我文学教育。从某种角度看，后者更重要。自我文学教育是终身的，而学校文学教育是阶段性的。如果在学校教育中，能很好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那么学生从学校教育向自我教育扩展开去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胡根林：进一步说，文学教学内容是否有它的确定性呢？
　　杨剑龙：我刚才说过，科学教学强调共性，文学教学强调个性。强调个性是因为有共性在。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每一个语文教师分析进入的角度、分析的方法可以千差万别，但这篇小说包含对中国国民性改造这一点上，教学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语文教材不管怎么变，其选材的经典性是非常强调的，对这种经典作品的阐释应该形成共识，应该吸收学术界的新见解。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这是我对文学教学内容的基本认识。
　　胡根林：文学或文艺学与语文教学关系非常密切，您作为文学研究专家，请给当前的语文课程改革、尤其文学课程改革提点意见，好吗？
　　杨剑龙：好的。我谈三点。
　　一、教材方面
　　目前各省（市）都在编自己的教材。您的导师陶本一先生在主持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编写，我原来的导师王铁仙先生在主持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据我所知，现在的语文教材改变了原先政治色彩过重、过于强调社会学解读的方式，更看重文学文本，更看重文学本身的内在的感人力量，更关注人生和人性，使文学真正有文学的光彩。王先生请我参加过几次他们的教材会议，这种感觉特别鲜明。实际上，现在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各有长处和缺点，但语文教材整体上出现的编选新思路，对文学教学现状的改变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二、教学方面
　　这么多年这么多次的语文课程改革，不管怎么改，有一点必须坚持：那就是：既要努力吸收西方先进的教学理论和经验，也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优良的教学传统。我们民族的教学传统并非一无是处，有很多值得挖掘。比如说传统的诗词教育、对联教学——这是语言教育中很有趣也很有效的东西。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是文学的精华，如果在启蒙阶段能引导孩子多背点诗歌，不仅可以促进他的记忆能力，提高他的文学欣赏水平，而且对他将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学底子，利莫大焉。
　　三、理论研究方面
　　我们的教育理论界，尤其是语文教育理论界，缺乏当代民族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反思现在对西方的学习，许多人常常只做些“二道贩子”的工作，尾随在西方的教育理论后面，亦步亦趋。在了解我国语文教育现状的基础上，理论工作者需要有建构适合我们民族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气概。在境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我发现西方学者的学术观念很强，他们常常在理论研究中不断创造一些与当下学术进展吻合的概括了某些新的思想的学术词汇，这些学术词汇将引起某些观念的集中性的表述。这些表述一旦被传播开来，就会丰富完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我们常常寻章摘句，片面引用这些学术词汇，殊不知，这些学术词汇背后是一整套理论体系。
　　在我看来，文学是一片神奇的富有魅力的土地，文学教育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引导者，引导着人们去领略感受这片土地上的无穷魅力。祝愿我们的文学教育之路越走越宽！
　　
　　胡根林，男，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