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论认为,学习是个体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是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知识传递,或进行信息吸收。在建构中,既有新知识经验对原有的知识经验的同化(改造),同时也有对它的顺应。同化和顺应是统一的,二者的统一是建构的具体机制。建构,是个体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和调整自己的知识经验结构。(程红兵《建构主义学习论与语文学习》,见《中学语文》2004/3)
什么是写作素材个性化的建构?
写作素材个性化的建构,是写作者面对某一观察对象或聚集对象,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和调整富有自己个性的写作素材。建构的基本途径是观察和聚材。
观察,是写作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写作目的等从观察对象获得各种信息意义来使自己的素材个性化的一种建构的活动。
不同的个体观察同一对象获得的是不同的建构。请看实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则观察笔记:
我和一个同学同看一只蚂蚁:它艰难地往墙上爬,爬到大半,忽然滚落。一连几次都是这样。第六次失败了。不一会儿,它又沿着墙根,一步步向上爬着……
同学说:“一只小小的蚂蚁,这样执著,真是个百折不回的斗士!我们遇到一点挫折,能气馁,退缩吗?”
我说:“可怜的蚂蚁,只要改变一下方位,就很容易爬上去。唉,可悲的蚂蚁!我们无论做哪一件事,如果失利,就应该学学聪明,不能像这可怜虫一样蛮干一气。”
我俩的看法究竟谁对,请老师说说自己的看法。
在这个笔记后,老师作了如下批语:
你们俩都对。观察同一对象产生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体嘛。这里就难有绝对的“对”或“不对”的东西。百折不回的斗士也好,没有头脑的可怜虫也好,你看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它。
老师的看法是对的。如用建构主义学习论的观点看,这里的“斗士”、“可怜虫”都是个性化的素材,是不同的个体对蚂蚁观察时同化或顺应后的个性化的建构。
聚材,是写作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审美标准为写作有意无意地进行的收集材料的工作。所收集的材料可以是人、事、物,也可以是某种现象;可以是文字的声画的,也可以是非文字非声画的。个体收集材料的过程就是对材料学习加工的过程,即同化或顺应的过程。材料一旦被收集,它就被赋予收集者的个性,具有了新的价值,尽管有的仍以原样被保存着。 聚材当然也是写作素材个性化的一种建构活动。
面对同一种事物或现象,不同的个体收集时就会有不同素材的建构。同样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不堪言的重负,同样感到了人生的被挤压,人不成其为人,已异化成了虫的严酷现实,然而在蒲松龄的眼里,成名的儿子魂离躯体成了促织,这促织是虫的形体,人的灵魂,具有神奇的功力,它能遂从人愿,成了成家的财富与幸福,虫,即魂,最后也回归躯体复活为人;在卡夫卡眼里,格里高尔变成的虫是只躯体庞大腿多而细、行动笨拙的大甲虫,虽是虫的形体,却有人心,它尽管一心替家人着想,却无法与人沟通而备受摧残,最后孤独地死去。同为梅花,同样欣赏它的高洁品质,但陆游把它建构成为一个凄凉的有气节的同时善于自我表白的可怜的贞女似的形象,而毛泽东则把它建构成了一个无私的呼唤春天的胸怀广阔的革命者的形象。
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个体有意无意地收集性质相同的人生现象或同样事物作素材时,其建构是不相同的。素材的个性通过收集者的不断同化顺应而转移,逐渐染上十分鲜明的收集者的个性色彩,有的进而成为题材,甚至成为写作的主体材料。那么,处在同一时空下,面对同一作文题目——聚材的目的性凸显出来时,所聚集的素材的个性形成路径与表现会是怎样的呢?
2006年4月武汉市调考的作文题是“大学梦”。在这个题目下学生所用的题材真是百花齐放,个性独具,因而佳作如潮。这里仅介绍两篇:
第一篇,不像普通的文章那样写想上大学的人的梦,而是针对有的大学盲目移植外国大学式的名称、建筑物,以及聘请外国教员以大量招揽学生,把大学变为捞钱机构的做法,写大学(或曰大学人)的梦。从大学的起源(大学原本是一群人争论问题,探讨事理的行会性质的机构)写起,写到许多大学人把大学当作就业成家,捞取资本,获得荣誉、权力和地位的一种桥梁;再写到哈佛人一直保持着一个细微的传统习惯——每当教授讲完课,学生自觉鼓掌,直到教授远去听不到掌声为止和它的“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重要的,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接着用议论点明“我们的梦根植于成就自我,而不是大学精神;而哈佛人的梦根植于真理”的区别。
第二篇,写的是关于大学的梦。它的作者从自己和父亲开着小车去火车站接从大学回家度暑假的表姐,碰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上前乞讨写起。由此想到许多流浪少年、贫困少年不能读书,认为贫困生活夺去的不只是他们上大学的机会,还有他们上大学的梦想。“生活需要梦想,而贫困则会吞噬美梦”。又进一层提问:像“我”和表姐这样衣食无忧的青年会有自己的大学梦吗?表姐酷爱美术,却得听从长辈的安排去学法律;“我”是那么钦佩巴里·马歇尔不惜冒生命危险吞下细菌培养液去验证理论的勇气,那么热爱科学,可不久“我”得遵从父命去学会计。看来,有机会上大学的人也不一定有自己的大学梦。然而文章并未流于消沉,末尾说,一朵花开败了,它会留下种子。一旦有了条件,这种子是会萌芽生长的。
它们的作者处同一时空,面对同一题目各自却聚拢了众多不同的素材,又根据其中一个或多个获取并确定主题,使聚材的目的性进一步凸显。由于主题的同化作用,使聚拢的素材一部分被淘汰,留下的一部分成为题材。成为题材的素材其个性已不如原先那么鲜明了,它得统一于新的个性主题之下。譬如,哈佛人送教授的传统习惯,就具有崇拜权威的个性,这是与其崇拜真理的校训相矛盾的;但主题的同化作用使这矛盾的两个素材成为统一体了。再如,花谢花会再开这一素材,其内涵有——生命总是顽强的、失败也会带来希望——之类,个性不可谓不鲜明,但在文章的主题作用下,其内涵个性就只能是:一旦有了条件,我们的大学梦是会实现的。在这里,所选素材的个性就表现为主题、材料的统一以及主题和各个材料的有机结合上。这种按题目聚材的素材个性化的路径是从题目到素材再成个性化素材的,这和它前面的那种从素材直接成个性化素材的建构的路径是不同的。
“石有玉则山辉,水怀珠则川媚”,这“大学的梦”和“关于大学的梦”之所以精彩,富有冲击力,主要是它们所用的材料丰富而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不同的“大学梦”和“虫形人魂”、“虫形人心”及形象不同的梅花等一样,都是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或事物或文字被个体收集,受个体的作用而成的写作素材个性化的建构。可见,不论个体所处时空是否相同,收集素材的方向与路径是否相同,个性的表现形式是否一样,不论是聚材的目的性得到了强化还是没有得到强化,其建构都是不同的。
个体的观察、聚材所得都是写作素材个性化的建构,那么,其建构中的具体个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先来看观察。两人同样看到了蚂蚁的爬墙,滚落,再爬、再滚落的多次反复,怎么就一个把它看成斗士,并决意效仿它,而另一个将它看成可怜虫并要以它为鉴戒呢?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特性,即个性。这个性是由个体的天赋(生来就具备的素质)与阅历(后天所具备的知识经验和这些知识经验的特有保存方式等)所决定的。阅历是个体观察时的主观背景。个体观察时也有客观背景,如看蚂蚁是在一次省内大型联考后。观察时两种背景都会发挥作用。因此,说得概括些,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应是个体的天赋所及(天资所能达到的范围或高度)和背景所予(主客观背景所给予的条件和影响力);说得精确些,应是个体的天赋所及(可把它看成纵坐标)和背景所予(可把它看成横坐标)构成的个性化坐标系统,这便是个体的建构系统。观察对象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交汇点,这个“点”的个性由它对应的纵横坐标上的相应刻度值来决定。
[##]
具体地说,前一个同学的天赋中,有着活动能量极强的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因子和对此类事物的认同趋向,这在该生的一贯表现中是显而易见的;其背景给予他很高的学习目标,曾考班上的总分第一,往后的失败记录居多,虽偶有小胜,但总趋势似是向下。这次考试又不理想。在这样的建构系统中,个体当然容易正面看蚂蚁的多次爬墙、滚落,再爬的现象,认定这是百折不回,它是斗士,进而把自身同化为蚂蚁,并认真效仿它。高考中,他的总分成了全班第一,上了名牌大学。
后一个同学即笔记的作者,他的天赋中,多的是灵活敏锐,多的是辨别取舍与批判倾向之类因子。其背景所予:成绩中等偏上,每次考试都比预期目标好,那次也是;快上高三时,他决意花一万多块去一所他认为好的学校借读;他兴趣广泛,不喜欢长时间琢磨一件事,不愿像前一个同学那样下死功夫;他有数不尽的小小成功和得意。在这样的建构系统中,个体当然容易负面看蚂蚁的反复爬墙、滚落的现象,认为它是不知改变地蛮干的可怜虫,从而顺应自我,表示要以它为戒。他的高考总分低前一个同学一百多分,只上了个很普通的大学。
两人观察时获得的信息是基本相同的,都注意到蚂蚁的反复爬墙、滚落,而得到的是不同的建构——“蚂蚁式的斗士”与“蚂蚁式的可怜虫”。显然,这种不同是在建构蚂蚁信息的过程中由个体的“天赋所及”与“背景所予”来决定的。
再说聚材。聚材既然是写作素材个性化的一种建构,那其中的具体个性,仍是由个体的天赋所及和背景所予构成的建构系统来决定的。我们用分析的眼光来看看“虫形人魂”与“虫形人心”这两个个性化素材的个性被它们的收集者来决定的具体情形:
蒲松龄天赋驯顺,认同感强,似乎也有些反叛基因。因此,他认同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相信“天将以酬长厚者”之类;也痛恨贪官污吏甚至不满皇上的某些做法。背景:老百姓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清初大兴文字狱,张着严酷的文网;他虽不满皇帝的某些做法,但始终对皇帝抱有希望;《聊斋志异》成书在他四十岁左右,其间,他生活贫困,这使他饱受煎熬,也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压迫和欺诈,忍耐与麻木,让他感到许多人已失去人性成为非人,他要用他的笔来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为逃避文字狱,他就去写狐妖鬼怪虫。——这是他对原有知识经验的顺应。这虫子不能是一般的虫子,因为一般的虫子没有反抗力,不能成为他的希望、幻想,成为皆大欢喜和他认同的一切统治思想变为现实的载体,于是他用新的认识对原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改造,赋予虫子以人的灵魂,使这虫子有特异功能和常胜力量,能让人解气,以至使它成为荣耀,成为财富,成了幸福与光明的天使,成了贫苦人的安慰与希望,也成了他自己的安慰与希望。这样虫子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这个性就是蒲松龄的相关的新旧知识经验在他的建构系统中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统一形成的。
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敏感内向,抑郁消沉,极具文学天赋与奇崛的创造才能。背景: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并日趋“物化”;人们为了生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处处受社会挤压,本应是社会主人的人却成了任外在力量摆布的可怜虫。他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加上普遍的人性的异化,便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这使得他终身痛苦与孤独;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是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他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要表现他的内在世界,于是,猴子、耗子、甲虫和兀鹰等便成了他的作品中的人异化后的形象。——这是他对原有知识经验的顺应。但这些动物必须是他所希望所需要的动物,于是,有着大甲虫真实习性的虫子便能打开门锁,能为家人着想爬着去乞求秘书主任,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妹妹去读音乐学院,能与人紧密合作演绎故事,真实地表现他的主观世界。——这里更多的是他对原有知识经验的改造。在卡夫卡的建构系统作用下进行的一系列对原有知识经验的顺应与改造,“虫形人心”的个性化素材便诞生了。从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变形记》诞生了,作为现代主义小说鼻祖的卡夫卡诞生了。这一切难道不是由卡夫卡的建构系统来决定的吗?
从上面的阐述不难看出:地域和时代决定着个体;个体的天赋所及和背景所予决定其价值趋向、审美尺度,进而决定虫子的命运和结局:一只恢复为有生命的人,去享受等待他的富贵生活,去安慰受苦的人们,也安慰自己,其实际效果也可能是麻痹人们和自己;一只孤独而寂寞地死去,以警醒世人。由此也决定了性质原本相同的社会现象构成的素材被不同个体收集后所呈现的不同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梅花之成为不同的个性化的素材跟虫子成为不同的个性化素材一样,也是由个体在其建构系统的作用下建构而成的。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只强调一点,毛泽东与陆游的个性化梅花形成路径是有所不同的。毛泽东写咏梅是在读陆游的咏梅之后“反其意”而为的。可见,毛泽东“咏梅”中的梅花的个性的形成是从收集陆游的“咏梅”这一文字素材开始的,当然,在其形成中是无法排斥他以前对梅花所拥有的知识经验的作用的。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收集文字素材而成个性化素材的典型例子。
素材通过聚集成为个性化素材,其个性在形成中仍由个体的天赋所及、背景所予构成的坐标系统来决定,不过,相对而言,“背景所予”的作用似乎更明显些,尤其是其主观背景中的阅历的作用。有的是个体阅历中的直接经历——所行过的路,所做过的事,所经历的各种实践及其成果——起主要作用;有的是其间接经历——通过一切电子和非电子媒体听到的见到的——起主要作用,如两种不同的“大学梦”。“大学的梦”与“关于大学的梦”,其主体都是同一时空下的高三学生,尽管各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审美尺度,也有性别差异,但他们的主要经历和背景大体一致,其直接经历都是从小学顺利地进入初中和重点高中的,接受相同的思想教育,也都衣食无忧,因而构成他们的梦的富有个性的素材主要来自其间接经历,来自他们的阅读和从亲友那里对社会的了解——有意无意地对素材的聚集。大学起源、哈佛、巴里·马歇尔等素材是通过阅读获得的;社会现状、大学和大学生现状,以及花草等物多是通过询问交流获得的。阅读、询问都是聚材活动。不同的个体在同一题目下所聚集的不同素材所构成的文章,其本身就是文章个性的最直接的表现。
所以,对学生而言,要多多获得个性化的写作素材,就要去努力阅读和询问,多多采访和做社会调查,不断丰富自己的间接经历,因为学生的天赋作用与直接经历总是有限的。
观察与聚材是写作素材个性化建构的基本途径,其个性都是由个体的建构系统对观察对象或建构对象通过相关的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和调整而定型的。某种观察之成为某种建构,是个体的建构系统在建构中作用于观察对象的结果;某种素材在聚集中之成为某种建构,是个体的建构系统在建构中作用于建构对象的结果。无论是观察还是聚材的过程,都伴随着思考,伴随着全面的相互联系的辩证的思考。其中的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就是其具体的思考路径。在写作实践中多观察多聚材,并努力不断地拓展和丰富自己的阅历,是使写作素材独具个性并逐渐丰富的切实途径与办法。
熊春生,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