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审视与反思胡根林中学语文·教师版2008年第7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7期 ID: 356526

[ 胡根林文选 ] 　　

百年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审视与反思
参读
联读
摘读

百年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审视与反思

◇ 胡根林

　　明确文学与文章的分野，尽管以当前的眼光看，并不是一个难题，然而在百年语文教育中，这一过程却极为曲折。这里我们从“教学文体分类”这种独特的视角来对这一过程加以考察。
　　20世纪初期，现代语文教育取代古代传统教育，逐渐形成一套以文章作法知识为核心的现代语文读写体系。此体系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至今仍盛行于世，而这个体系确立的基础就是现代教学文体的分类。
　　
　　一、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演变
　　
　　（一）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提出
　　梁启超是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理论的奠基者。20世纪初，社会革故鼎新，文化处于剧烈的变革过程之中。应新式国文教学之需，梁启超从教学着眼对古今文章进行了重新分类，确立了“文章教学分类学”。其分类依据有二：一是功能，二是内容的繁简难易。以此为准，梁启超将广义的文章分成三类：记述文（即记载文）、论辨文和情感文。又按照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划分：
　　记述文有四类：一、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三、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论辨文则分五类：一、说谕。即对特定的对象发表一种意见，劝其信从，如命令布告、公私短函之类。二、倡导。标举一种主张或见解，扼要申述理由，以供研究讨论，如一般倡议之类。三、剖释。对某种事理或倡导之说，进行较为详密的分析论证。四、质驳。据理反驳他人的说谕倡导或剖释，要讲究驳诘问难的充分根据。五、批评。有破有立，在批评中彰显自己的是非观，是上述各类的综合运用。①
　　从相关资料记载看，梁启超特重“记述”、“论辨”之文，这与其对中学国文教育的目标设定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笔者注：就是梁氏所提的‘情感文’）为辅”。从学生角度看，“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由此教育目标而带出他在教学文体上更高一层的分类：“应用文”与“美文”（“情感文”）。对于“应用文”，他在《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一文中有明确的解说：
　　应用文的分类，大约不出议论之文和记述之文两大部分，通俗一点说，就是论事文和叙事文②。
　　而“美文”（“情感文”）属类，从以下引文可见：
　　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此一两成中，诗词曲及其他美的骈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说所能占者最多不过百分之五六而已。③
　　也即是说，“美文”有三大部类：诗词曲、文学性骈散文与小说。
　　梁启超这个文章分类框架（如表1），一方面是凭借自身丰富的读写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借道日本，取法西方，在当时中学以上的国文教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它为设计出合理的、符合教学原则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表1：梁启超的文章分类框架
　　（二）教学文体分类的发展
　　
　　在梁启超之前或之后，也有一些文章学著作对教学文体作过分类。如1905年出版的龙志泽的《文字发凡》，将文章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种；1906年出版的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将文章分为“记载文”（“描写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议论文”）和“诱导文”；夏丏尊的《文章作法》（1926年）列出了“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四体。尽管这些分类大体不脱梁启超的“记载（记述）”、“论辨”两大范围，但在用词上，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表述似乎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与文体名称通约化过程相一致，30年代以后，从“记叙文”中正式分化出“抒情文”来（笔者注：“抒情文”的概念其实早在梁启超1925年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就有，但当时梁启超之谓“抒情文”，其内涵相当于“韵文”，因此，后来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将抒情文从所归属的散文体的“文章种类”中摘出，把“表情”完全当作了“韵文”的专利。）同样的记叙文，仅仅以记叙事物为目的，当然是记叙文；如果其中有一股感情灌注着，作者的目的原在抒写着一段感情，那就是抒情文了④。这样一来，语文教学的整个文体系统，从表达方式出发有了更细致的分类。而在更高一级分类上，“普通文”的概念逐渐为大家熟悉和接受。
　　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曾这样论述：
　　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阅读的呢？……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也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⑤
　　这里的“普通文”显然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应用文”，是与“文学文”（梁启超之谓“美文”）相对举的，它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论说文以及应用文等。
　　这一时期的教学文体分类面貌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当时教育部颁行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参见下表：
　　表2：1936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文体分类教学情况表
　　
　　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套颇具特色的语文教材，即由叶圣陶、夏丏尊合编的初中教材《国文百八课》，它的问世标志着梁启超所提出的“文章教学分类学”从理论走向实践，初步成形。这套教材采取文章学的系统，其主线十分鲜明，即“大纲目仍然是按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顺序讲解”。梁启超主张记述文和论辨文交错循环加深，而叶圣陶认为，叙述与议论不能平列，它们的地位不一样，“叙述是议论的基本，议论是从叙述进一步的功夫”（《作文论》）。因此，这套教材由双体循环改作三体递进，即从“记叙”到“说明”到“议论”，建构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三体依次递进的读写序列。
　　在选文方面，《国文百八课》也颇能体现梁启超“文章分类学”的精髓。就其已经印行的四册（另两册因抗战爆发没能印行）教材，共有选文144篇，其中语体86篇，文言58篇。在86篇语体文中，以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为主。第一册开头几篇先讲书信，然后用9课的篇幅讲记叙文；第二册仍然讲记叙文，先讲了三种记叙文的体式：日记、游记和随笔，然后讲一般记叙文的一些知识；第三册先讲记叙文的一种特殊体式——小说，然后转入本册重点：说明文；第四册的重点是议论文。除了记叙、说明和议论这三种文体外，还有一些应用文，如书信、调查报告、宣言、演说词、出版物前面的凡例，以及公文标点与款式，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文”，如戏剧、抒情诗、叙事诗等。
　　（三）教学文体分类的形成
　　如果之前的教学文体中文学作品至少还作为独立的类存在，那么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颁布实施，几乎彻底改变了这种面貌。按有的学者分析，这个大纲是对1956年《文学》教材的两大反拨：第一，“选文以散文为主，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说明文、议论文、科学小品”；第二，“不进行文学教育”，“课本里选入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却只能当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来教”。也就是说，即使是诗歌、小说、戏剧，教学的内容也是“普通文”的道理——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⑥也就是说，这个大纲突出强调了实用文体教学——“逐步理解和掌握记叙、说明、议论等主要的表达方式和常用的几种体裁的文章的写法”。
　　明确文学与文章的分野，尽管以当前的眼光看，并不是一个难题，然而在百年语文教育中，这一过程却极为曲折。这里我们从“教学文体分类”这种独特的视角来对这一过程加以考察。
　　20世纪初期，现代语文教育取代古代传统教育，逐渐形成一套以文章作法知识为核心的现代语文读写体系。此体系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至今仍盛行于世，而这个体系确立的基础就是现代教学文体的分类。
　　
　　一、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演变
　　
　　（一）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提出
　　梁启超是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理论的奠基者。20世纪初，社会革故鼎新，文化处于剧烈的变革过程之中。应新式国文教学之需，梁启超从教学着眼对古今文章进行了重新分类，确立了“文章教学分类学”。其分类依据有二：一是功能，二是内容的繁简难易。以此为准，梁启超将广义的文章分成三类：记述文（即记载文）、论辨文和情感文。又按照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划分：
　　记述文有四类：一、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三、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论辨文则分五类：一、说谕。即对特定的对象发表一种意见，劝其信从，如命令布告、公私短函之类。二、倡导。标举一种主张或见解，扼要申述理由，以供研究讨论，如一般倡议之类。三、剖释。对某种事理或倡导之说，进行较为详密的分析论证。四、质驳。据理反驳他人的说谕倡导或剖释，要讲究驳诘问难的充分根据。五、批评。有破有立，在批评中彰显自己的是非观，是上述各类的综合运用。①
　　从相关资料记载看，梁启超特重“记述”、“论辨”之文，这与其对中学国文教育的目标设定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笔者注：就是梁氏所提的‘情感文’）为辅”。从学生角度看，“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由此教育目标而带出他在教学文体上更高一层的分类：“应用文”与“美文”（“情感文”）。对于“应用文”，他在《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一文中有明确的解说：
　　应用文的分类，大约不出议论之文和记述之文两大部分，通俗一点说，就是论事文和叙事文②。
　　而“美文”（“情感文”）属类，从以下引文可见：
　　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此一两成中，诗词曲及其他美的骈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说所能占者最多不过百分之五六而已。③
　　也即是说，“美文”有三大部类：诗词曲、文学性骈散文与小说。
　　梁启超这个文章分类框架（如表1），一方面是凭借自身丰富的读写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借道日本，取法西方，在当时中学以上的国文教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它为设计出合理的、符合教学原则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表1：梁启超的文章分类框架
　　（二）教学文体分类的发展
　　
　　在梁启超之前或之后，也有一些文章学著作对教学文体作过分类。如1905年出版的龙志泽的《文字发凡》，将文章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种；1906年出版的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将文章分为“记载文”（“描写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议论文”）和“诱导文”；夏丏尊的《文章作法》（1926年）列出了“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四体。尽管这些分类大体不脱梁启超的“记载（记述）”、“论辨”两大范围，但在用词上，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表述似乎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与文体名称通约化过程相一致，30年代以后，从“记叙文”中正式分化出“抒情文”来（笔者注：“抒情文”的概念其实早在梁启超1925年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就有，但当时梁启超之谓“抒情文”，其内涵相当于“韵文”，因此，后来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将抒情文从所归属的散文体的“文章种类”中摘出，把“表情”完全当作了“韵文”的专利。）同样的记叙文，仅仅以记叙事物为目的，当然是记叙文；如果其中有一股感情灌注着，作者的目的原在抒写着一段感情，那就是抒情文了④。这样一来，语文教学的整个文体系统，从表达方式出发有了更细致的分类。而在更高一级分类上，“普通文”的概念逐渐为大家熟悉和接受。
　　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曾这样论述：
　　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阅读的呢？……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也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⑤
　　这里的“普通文”显然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应用文”，是与“文学文”（梁启超之谓“美文”）相对举的，它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论说文以及应用文等。
　　这一时期的教学文体分类面貌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当时教育部颁行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参见下表：
　　表2：1936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文体分类教学情况表
　　
　　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套颇具特色的语文教材，即由叶圣陶、夏丏尊合编的初中教材《国文百八课》，它的问世标志着梁启超所提出的“文章教学分类学”从理论走向实践，初步成形。这套教材采取文章学的系统，其主线十分鲜明，即“大纲目仍然是按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顺序讲解”。梁启超主张记述文和论辨文交错循环加深，而叶圣陶认为，叙述与议论不能平列，它们的地位不一样，“叙述是议论的基本，议论是从叙述进一步的功夫”（《作文论》）。因此，这套教材由双体循环改作三体递进，即从“记叙”到“说明”到“议论”，建构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三体依次递进的读写序列。
　　在选文方面，《国文百八课》也颇能体现梁启超“文章分类学”的精髓。就其已经印行的四册（另两册因抗战爆发没能印行）教材，共有选文144篇，其中语体86篇，文言58篇。在86篇语体文中，以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为主。第一册开头几篇先讲书信，然后用9课的篇幅讲记叙文；第二册仍然讲记叙文，先讲了三种记叙文的体式：日记、游记和随笔，然后讲一般记叙文的一些知识；第三册先讲记叙文的一种特殊体式——小说，然后转入本册重点：说明文；第四册的重点是议论文。除了记叙、说明和议论这三种文体外，还有一些应用文，如书信、调查报告、宣言、演说词、出版物前面的凡例，以及公文标点与款式，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文”，如戏剧、抒情诗、叙事诗等。
　　（三）教学文体分类的形成
　　如果之前的教学文体中文学作品至少还作为独立的类存在，那么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颁布实施，几乎彻底改变了这种面貌。按有的学者分析，这个大纲是对1956年《文学》教材的两大反拨：第一，“选文以散文为主，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说明文、议论文、科学小品”；第二，“不进行文学教育”，“课本里选入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却只能当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来教”。也就是说，即使是诗歌、小说、戏剧，教学的内容也是“普通文”的道理——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⑥也就是说，这个大纲突出强调了实用文体教学——“逐步理解和掌握记叙、说明、议论等主要的表达方式和常用的几种体裁的文章的写法”。
　　明确文学与文章的分野，尽管以当前的眼光看，并不是一个难题，然而在百年语文教育中，这一过程却极为曲折。这里我们从“教学文体分类”这种独特的视角来对这一过程加以考察。
　　20世纪初期，现代语文教育取代古代传统教育，逐渐形成一套以文章作法知识为核心的现代语文读写体系。此体系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至今仍盛行于世，而这个体系确立的基础就是现代教学文体的分类。
　　
　　一、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演变
　　
　　（一）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提出
　　梁启超是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理论的奠基者。20世纪初，社会革故鼎新，文化处于剧烈的变革过程之中。应新式国文教学之需，梁启超从教学着眼对古今文章进行了重新分类，确立了“文章教学分类学”。其分类依据有二：一是功能，二是内容的繁简难易。以此为准，梁启超将广义的文章分成三类：记述文（即记载文）、论辨文和情感文。又按照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划分：
　　记述文有四类：一、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三、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论辨文则分五类：一、说谕。即对特定的对象发表一种意见，劝其信从，如命令布告、公私短函之类。二、倡导。标举一种主张或见解，扼要申述理由，以供研究讨论，如一般倡议之类。三、剖释。对某种事理或倡导之说，进行较为详密的分析论证。四、质驳。据理反驳他人的说谕倡导或剖释，要讲究驳诘问难的充分根据。五、批评。有破有立，在批评中彰显自己的是非观，是上述各类的综合运用。①
　　从相关资料记载看，梁启超特重“记述”、“论辨”之文，这与其对中学国文教育的目标设定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笔者注：就是梁氏所提的‘情感文’）为辅”。从学生角度看，“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由此教育目标而带出他在教学文体上更高一层的分类：“应用文”与“美文”（“情感文”）。对于“应用文”，他在《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一文中有明确的解说：
　　应用文的分类，大约不出议论之文和记述之文两大部分，通俗一点说，就是论事文和叙事文②。
　　而“美文”（“情感文”）属类，从以下引文可见：
　　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此一两成中，诗词曲及其他美的骈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说所能占者最多不过百分之五六而已。③
　　也即是说，“美文”有三大部类：诗词曲、文学性骈散文与小说。
　　梁启超这个文章分类框架（如表1），一方面是凭借自身丰富的读写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借道日本，取法西方，在当时中学以上的国文教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它为设计出合理的、符合教学原则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表1：梁启超的文章分类框架
　　（二）教学文体分类的发展
　　
　　在梁启超之前或之后，也有一些文章学著作对教学文体作过分类。如1905年出版的龙志泽的《文字发凡》，将文章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种；1906年出版的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将文章分为“记载文”（“描写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议论文”）和“诱导文”；夏丏尊的《文章作法》（1926年）列出了“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四体。尽管这些分类大体不脱梁启超的“记载（记述）”、“论辨”两大范围，但在用词上，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表述似乎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与文体名称通约化过程相一致，30年代以后，从“记叙文”中正式分化出“抒情文”来（笔者注：“抒情文”的概念其实早在梁启超1925年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就有，但当时梁启超之谓“抒情文”，其内涵相当于“韵文”，因此，后来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将抒情文从所归属的散文体的“文章种类”中摘出，把“表情”完全当作了“韵文”的专利。）同样的记叙文，仅仅以记叙事物为目的，当然是记叙文；如果其中有一股感情灌注着，作者的目的原在抒写着一段感情，那就是抒情文了④。这样一来，语文教学的整个文体系统，从表达方式出发有了更细致的分类。而在更高一级分类上，“普通文”的概念逐渐为大家熟悉和接受。
　　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曾这样论述：
　　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阅读的呢？……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也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⑤
　　这里的“普通文”显然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应用文”，是与“文学文”（梁启超之谓“美文”）相对举的，它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论说文以及应用文等。
　　这一时期的教学文体分类面貌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当时教育部颁行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参见下表：
　　表2：1936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文体分类教学情况表
　　
　　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套颇具特色的语文教材，即由叶圣陶、夏丏尊合编的初中教材《国文百八课》，它的问世标志着梁启超所提出的“文章教学分类学”从理论走向实践，初步成形。这套教材采取文章学的系统，其主线十分鲜明，即“大纲目仍然是按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顺序讲解”。梁启超主张记述文和论辨文交错循环加深，而叶圣陶认为，叙述与议论不能平列，它们的地位不一样，“叙述是议论的基本，议论是从叙述进一步的功夫”（《作文论》）。因此，这套教材由双体循环改作三体递进，即从“记叙”到“说明”到“议论”，建构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三体依次递进的读写序列。
　　在选文方面，《国文百八课》也颇能体现梁启超“文章分类学”的精髓。就其已经印行的四册（另两册因抗战爆发没能印行）教材，共有选文144篇，其中语体86篇，文言58篇。在86篇语体文中，以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为主。第一册开头几篇先讲书信，然后用9课的篇幅讲记叙文；第二册仍然讲记叙文，先讲了三种记叙文的体式：日记、游记和随笔，然后讲一般记叙文的一些知识；第三册先讲记叙文的一种特殊体式——小说，然后转入本册重点：说明文；第四册的重点是议论文。除了记叙、说明和议论这三种文体外，还有一些应用文，如书信、调查报告、宣言、演说词、出版物前面的凡例，以及公文标点与款式，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文”，如戏剧、抒情诗、叙事诗等。
　　（三）教学文体分类的形成
　　如果之前的教学文体中文学作品至少还作为独立的类存在，那么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颁布实施，几乎彻底改变了这种面貌。按有的学者分析，这个大纲是对1956年《文学》教材的两大反拨：第一，“选文以散文为主，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说明文、议论文、科学小品”；第二，“不进行文学教育”，“课本里选入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却只能当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来教”。也就是说，即使是诗歌、小说、戏剧，教学的内容也是“普通文”的道理——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⑥也就是说，这个大纲突出强调了实用文体教学——“逐步理解和掌握记叙、说明、议论等主要的表达方式和常用的几种体裁的文章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