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华书局申报《中华活页文选》杂志社主持的教育部规划课题“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课题以“打造平台，聚合资源，高端引领，共生共荣”为基本原则，汇聚了传统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大批专家学者。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500所学校参与课题研究。在课题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材
　　近些年，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教材层出不穷，既有正规出版社邀请专家学者编纂的教材、读本，也有各地教育局、学校自己编写的地方、校本教材，但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类：
　　一是蒙学类。这类教材主要是《三字经》《弟子规》等古代蒙学读物，因其采用韵文形式，且内容浅显，篇幅适合青少年阅读，文本普及而受到许多学校老师的欢迎。
　　二是经典类。如《王财贵国学经典诵读教材》系列，用“大字”“拼音”“白文”“繁简对照”将十四种古代经典进行重新编辑排版，力求完整呈现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学、子学、理学和心学等。
　　三是选编类。这类教材根据青少年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按照编写的主题和需要，选择经典中的部分篇章。如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1-12 册），内容篇幅适中，编排方式灵活。
　　虽然目前传统文化教材种类很多，但所存在的问题却具有一致性：首先，忽略文本功能变化。传统经典文本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固有的功能随着社会变迁与时代进步已丧失，如：蒙学读物是古代童蒙子弟的启蒙教育教材，古人通过这类蒙学教材帮助孩子进行识字、道德、生活常识和古代科学的教育，而这些功能在现代教育中已经由其他学科和内容实现。现代青少年没有必要继续依赖蒙学教材进行相关教育；其次，传统经典文本需要做出取舍才能适应现代国学教育。从内容上看，传统经典文本有些内容严重脱离现代社会生活和价值理念，如《弟子规》的内容主要是儿童日常行为规范，虽然包含一些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内容，但仍有许多观念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是否值得在青少年中大力推广，学术界及教育界也存在争论；再次，对于传统经典文本的选择，视野过于狭窄，许多只局限于传统儒家经典，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也造成了选择的一些篇目文字及内容过于艰涩，很多老师都不能很好地理解与驾驭，更难在学生中普及与推广；最后，让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进行人文素质教育，而现在的传统文化教材往往只注重传承文化的作用，而忽略了用传统文化来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这一更加重要的作用，于是造成有些内容脱离现代学生的生活，针对性不强，不能与青少年互动，不能促进其思考，与现行的学科教育与素质教育脱节，对学生的成绩提高和人文素养的提高不能形成直接帮助，对青少年素质教育也较难看到直接的效果，因而师生教和学的积极性不高。
　　综上所述，虽然传统文化教材种类繁多，但传统文化教育还缺少一本传统文化教育定位明确、视野广博、贴近青少年生活、便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可以广泛推广普及的教材。
　　二、师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教育开始受到各地学校的重视。从传统文化教育在民间开始涌动萌发，到近年来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关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累积，各地都有许多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实例，也涌现出了如魏书生、陈琴、朱翔非等众多传统文化名师。但是从整体来看，传统文化师资匮乏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首先，传统文化教师岗位缺失，虽然有一些学校，如北京四中、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设有专门的传统文化课程教师岗位，但更多的学校并没有专门的传统文化教师岗位，而是一些语文老师承担起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我们在全国各地近500所学校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有传统文化课程的学校约为13%，而有专职传统文化教师的学校不到2%，其中兼职传统文化教师中语文老师所占比例为93%。但是由于现阶段语文课时相对较多，教学任务较重，语文老师很难抽出足够的精力来完成对传统文化教学的教学任务。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传统文化教师的缺口至少在200万。国学热的兴起，引发国学教师需求量激增。目前情况下，从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学教师的缺口是巨大的，并还会继续扩大。
　　其次，传统文化教师不仅仅是数量缺失的问题，传统文化教师素质缺失是更加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对部分学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十分惊人，63%的教师无法正确回答出“四书五经”的具体名称，74%的教师没有完整读过《论语》等等。教师自身传统文化知识不足、积累不够，是造成许多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流于形式，无法深入，甚至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要想全面在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是急需完成的一项工作，这需要社会、教育系统以及教师自身多方共同努力。
　　三、课程
　　2014年，教育部在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为“纲要”）之前，曾针对“纲要”在专家、学者范围内征求意见，当时专家、学者提出应对传统文化专门设课，这条建议在最终颁布的“纲要”中未能体现，而是转化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折衷地提出“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教育系统的专家、学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了，要想全面深入有效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就必须让传统文化课程化这一问题。
　　但如何课程化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棘手，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首先传统文化教育在目前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目标，学界尚有争论。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声音都不少，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如何解决课程的安排与次第问题，传统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民俗礼仪等方面，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如何融入现在的教育体系之中，什么年龄段掌握哪些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这其中都大有学问，传统文化和教育理论必须都精通，才能得其门道；再次，传统文化是讲求整体和互通的，与现有分科制如何协调，采取何种教学方法，是选择传统中国式的教学体系还是学科式的教学体系；最后，学习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人在精神层面的培养与对文化内涵的积累，这些核心的内容较难用一般的考核形式来考查，但如果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又必须要检验老师教授的成果以及学生学习的成效，这又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综上所述，传统文化教育如果不课程化，就会无路可走，但课程化又是一条注定坎坷的道路。 　　虽然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教材、师资、课程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与难题，但在开展课题研究的这几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希望与力量。一方面来自官方，近年来，国家层面愈发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多次发声谈及传统文化，也有越来越多的实际举动，例如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纲要”，国务院参事室国学中心更是与首都联合成立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专门负责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以及人才的培养与培训；另一方面来自民间，全国各地许多学校自发地在进行传统文化课程化实验，如广东中山博爱小学就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张鹏举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着卓有成效的传统文化教育实验。
　　从课题研究层面，我们下一步计划以总课题组专家组组长张鹏举老师在广东中山博爱小学的实验为基础，重点解决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化的问题。因为，虽然课题前期的成绩得到了各界专家的认可和展示，在实际教学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就目前看来，这些资源所呈现的状态还是比较零散的，很多实验区、实验学校的研究成果仅仅局限于本区或者本校，即使在年会上做过交流，也没有在其他实验区、实验学校得到具体的贯彻。各实验区、实验学校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也就没有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课题成果有一部分能够物化为论文集、案例选，以及校本教材等。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以出版物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出版物可以为加强地区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无法物化，有些甚至只能言传身教，这就要考虑地区、学校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比如区际、校际教师交流，不仅仅是经验交流，而是以交换代课等形式交流。大家可以开创更多、更有效的资源聚合模式，争取将所有的实验区、实验学校的所有研究成果有机聚合起来。这种聚合不是简单的集合，而是在原有成果之上的进一步升华提炼的结果。这个工作其实更需要总课题组来做，但各实验区、实验学校也责无旁贷，要积极配合，把自己研究成果中最具前瞻性的理论以及最具操作性的实践、最有效果的做法拿出来提供给总课题组，总课题组可以牵头组成一个成果聚合小组，吸收各实验区、实验学校精英一起完成成果聚合工作。成果聚合工作完成后，最为重要的是各实验区、实验学校要配合总课题组将聚合后的成果进行全面推广，以此使更广大地区、更广大的师生群体共享研究成果。
　　在高端引领方面，总课题组做了不少工作：邀请教科所教育界专家学者指引课题研究方向、提出研究思路、指导研究方法，联合高校举办教师培训班，组织各项活动等。这些工作为课题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课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和平稳推进建立了强有力的保证。各实验区、实验学校的课题领导小组以及主要负责人也为课题研究的顺利进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个环节，在下一步的课题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课题研究进入攻坚阶段，总课题组要加大讲师团、考察团的工作力度，指导各实验区、实验学校将课题研究推向深入。力争多出有开创性的、有实际操作性的、切合实际并有所成效的课题成果。指导各实验区、实验学校写出有分量的结题报告。在这方面，中华书局作为出版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课题的支持力度，鼓励各实验区、实验学校将课题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开出版物。不仅要有图书形式的出版物，还要有音像、电子等其他形式的出版物，多媒体、多元化展示和呈现研究成果，为研究成果的下一步推广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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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青 吴魏：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