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蕾老师的约稿电话,我开玩笑说:“我一定写!我要写出这么多年来,我和《中学语文教学》‘恋爱’‘结婚’‘生子’的全过程,哈哈!”虽是玩笑,但我通过这个比喻想表达的内容还是真实的——这里的所谓“恋爱”,就是我迷恋并“追求”《中学语文教学》杂志;所谓“结婚”,就是我和杂志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所谓“生子”,就是我在《中学语文教学》上诞生的一篇篇文章。
　　《中学语文教学》一创刊,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每次到图书馆借阅杂志,差不多都要问:“请问新的一期《中学语文教学》到没有?”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学,便自费订阅《中学语文教学》杂志。27年过去了,我从读者到作者,从青年到中年,从普通教师到特级教师,一路走来,《中学语文教学》始终陪伴着我,引领着我。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是把《中学语文教学》当教参用,每备一篇课文,都要翻翻《中学语文教学》,看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那时候,我最希望能从中找到现成的教案或课堂实录(有时候还真能够找到);即使没有,一段背景材料、一个新鲜观点,一则作者介绍,或者对课文某条注释的不同理解,都能让我满足。我至今记得1982年第9期《中学语文教学》对我的帮助,因为那期上有一组《怎样备课》的文章,共五篇:《谈谈课时设计》《引言要叫得开》《谈谈钻研教材》《要精心设计课堂提问》《提倡通读全部语文课本》。不用说,这些文章我都不但认真读,而且还照着去做。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在备课上真的很依赖《中学语文教学》(当然还有其他的语文教学杂志),但是,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年轻教师,这种依赖是必然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须的。
　　现在,我在给我周围的年轻教师谈成长话题的时候,总要拿出我自己的一个“文物”给他们看,就是我青年时候自己编制的《语文教材课文备课资料目录索引》。我为什么会花大量精力编这么个东西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柜里的《中学语文教学》杂志越堆越厚,每次我备课的时候,查找资料很不方便。于是,在80年代末,我开始整理编制这个《索引》。这个《索引》分为《课文目录》和《资料目录》。《课文目录》是按音序把中学语文教材的所有课文都编好序,比如,在A字母下,就有《阿Q正传》《阿房宫赋》《爱莲说》等课文,在B字母下,就有《包身工》《背影》《白杨礼赞》《百合花》《别了,司徒雷登》等课文,诸如此类。每一篇课文题目后面都有一个页码数字,根据这个页码数字,就可以到《资料目录》里面去找到相应的备课资料目录。现在,由几十本笔记本为载体的《语文教材课文备课资料目录索引》已经发黄,可还在发挥着作用。不止一次,当我给年轻教师展示这套“文物”的时候,他们都要惊叹我当年的勤奋和细心,有一次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语文教师捧着《索引》感叹:“特级教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在参加工作的头十年,我对《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的态度,基本上是“拿来就用”,确实也很有效果。记得1987年第5期至198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学》杂志连载了北京育才学校姚德垚老师的《段落教学》讲义和教学经验。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实用,赶紧给每个学生都邮购了一本。尽管后来受到学校的批评——说我擅自给学生订购资料,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期杂志的确对教学有用。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这样的作文指导有些技术主义的味道,但是对于写作刚刚入门需要进一步“入格”的学生来说,还是很有效果的。另外,杂志上刊登的有关考试题、练习题,我都非常看重,常常直接用于我的课堂,对学生应试成绩的提高,有很明显的效果。
　　随着自己的不断成熟,我开始不满足于把《中学语文教学》仅仅当成教参了,而是当做一个“窗口”——了解国内语文教学动态的“窗口”:教育理论、教改先锋、前沿思考、思想风云、观点争鸣等成了我最关注的文章——而过去,我是不太仔细读这类文章的。我正是从《中学语文教学》上读到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位语文教育大师的思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叶圣陶)“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养成运用语言文字的良好习惯,达到运用语言文字的高境界;以学生练习为主,营造良好的语文环境,教会学生自学。”(吕叔湘)“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可能性也是无需怀疑的。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难道唯独语文教学是例外吗?不会的。语文教学也有它自己的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掌握的。”(张志公)正是这些思想成了我当年教改(那时候还不时兴说“素质教育”)的启蒙灯塔。我渐渐知道了钱梦龙、于漪、魏书生、宁鸿彬、欧阳代娜、蔡澄清、洪镇涛、张富、吴心田等一大批当年的教改风云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也开始在继续立足课堂实践的同时,又超越课堂思考一些语文教学的理论问题。我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考是“语文教学”和“语文教育”的关系。我从《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读到我国当代一些卓有成效的语文教改者的事迹。从中发现,尽管这些特级教师们的教改作法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不仅仅传授知识,也不孤立地培养能力,而是把知识能力的提高同思想认识的提高融合在一起。回顾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我明确地认识到:单纯的“语文教学”只会导致语文教学生命的枯竭,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语文教学”应该转变为“语文教育”。于是1985年写成的《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成了我的第一篇语文教学论文,尽管没有发表,但它是我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引领下走向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的一个标志。
　　有了思考,有了探索,有了成果,内心深处的发表欲便“蠢蠢欲动”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我打开新的一期杂志的时候,看着目录上的作者姓名,就会忍不住想,什么时候这目录里面也有“李镇西”三个字呢?虽然有这个想法,但因为不自信,所以一直不敢把写好的文章投寄给《中学语文教学》,生怕幼稚的文字玷污了她。
　　1993年春天,在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时,我把对一道简单的练习题的处理,变成了一次活跃而成功的思维训练,学生也很欢迎,课堂气氛相当热烈。当晚,我便怀着成功的喜悦一气呵成写成一篇不足两千字的课堂实录片段,题目是《一道习题的思维训练》。第二天我就将这篇文章投寄给《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信封上写的是“编辑同志收”。虽然我在好几年前便有文章发表,但那些都是班主任工作方面的,就语文教学而言,这是第一次投稿。一个多月之后,我打开新到的《中学语文教学》第5期,一下便看到目录上自己的名字!太让我兴奋了!文章虽然短小,内容也很单薄,但今天回头看,那是一个簇新的起跑线——我后来发表了上百篇语文教学文章,再后来还出版了好几部语文教学专著,这一切都是从《中学语文教学》1993年第5期开始的。至今我不知道当年发表这篇短文的“编辑同志”是谁,但我在这里向这位编辑老师表示真诚的谢意!
　　初战告捷,我渐渐有些“自我感觉良好”了,觉得写文章发文章也不过如此嘛!于是“乘胜进军”,写下一篇《问题教学刍议》。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用“问题”统领语文课堂教学,而且这里所说的“问题”应该来自学生的课堂发现(那时还没有“生成”这个说法),而不是老师事先设计。这次,我不但要投稿,而且要参赛——我瞄准了1994年《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举办的“圣陶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我把论文和参赛费寄出去后,便开始了期盼。结果盼来的是三等奖!我在短暂的惆怅之后,开始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也是个三等奖啊!比那些没获奖的参赛者,我的运气不是要好得多吗?——的确是运气好。因为我重新读这篇文章,越读越觉得思考还不全面,认识还欠深刻,不能说我的观点是错的,但论证不够严密,有的说法还有些偏激,所以能够获三等奖已经是买彩票中大奖——运气相当不错啦!要知道,我第一次参赛就获奖啊!这是我的第一个语文教学论文奖啊!还是“国家级”的呢(按我那时的理解,《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在北京,北京是首都,在首都获的奖,难道不是国家级的奖吗?呵呵,我的推论还是很“严密”的嘛)!在这里,我发自内心地向当年给我评三等奖的评委老师送上我的迟到的感谢!
　　有了这次三等奖,我开始有了一些信心——我是可以写论文,并且可以获奖的;同时也有了一些清醒——没有严谨的思考,周密的研究,轻率参赛最多也就三等奖!因此,第二年我没有再参加“圣陶杯”论文赛,我想再积淀一下。我继续教学、思考、阅读、写作,继续丰富着我的语文教育实践与思想。1995年,在我看来堪称“余秋雨年”,《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散文集,风靡文坛,让我和许多读惯了杨朔式散文的人眼前一亮,感到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而且,我从余秋雨散文集中,感到有几篇文章(比如《苏东坡突围》等)可以拓展和丰富我们的语文教学。于是,我写了一篇《秋雨散文与语文教学》,投寄给了《中学语文教学》,信封上的收信人照例是“编辑同志”。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的信,信中对我的《秋雨散文与语文教学》评价很高,说杂志打算刊用;信中还有不少鼓励我的话,希望我“继续赐稿”,信的结尾署名“史有为”,我不假思索地便认定这是个男性编辑,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个男性化的名字,而是满满一页信纸上那潇洒遒劲的字迹。读了来信,兴奋了很久。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我敬仰的《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老师的来信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晚上(甚至可以说是“深夜”),刚刚睡着的我,被电话叫醒,话筒那边传来一个女性和蔼的声音:“是李镇西老师吗?我是《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的史有为。”啊?史老师原来是个女的?虽然是第一次通话,而且连面都没见过,但我们俨然是老熟人了,说起话来一点都不拘束。电话里,史老师非常真诚热情。她来电话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就是鼓励我继续我的探索,当然,也谈了谈我的稿子,说“写得不错”。放下电话,心里感到格外温暖。后来,那篇《秋雨散文与语文教学》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1期上。
　　有了史老师的鼓励,我更加自信了。1996年,我再次参加“圣陶杯”论文赛,我提交的参赛论文是《变“应试语文”为“生活语文”》,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我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文章,提出了“生活语文”的概念。我主要是强调教师在传授语文知识和训练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应该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内容,进行生活教育,让学生明白“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陶行知)”。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习生活并磨砺人生。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一等奖,并发表在1996年第7期《中学语文教学》上。一等奖啊!哈哈,我李某人也有今天!威风凛凛,豪情四射,气吞万里如虎!第二年,我继续参加“圣陶杯”论文赛,提交的论文是《民主·科学·个性——我的语文素质教育观》。这篇文章的中心观点是: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语文教育,应该充满民主,符合科学,尊重个性;而且,培养学生民主、科学与个性素质的前提,是教育者本人就应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饱满的科学精神和鲜明的个性人格。如果说《变“应试语文”为“生活语文”》是对我过去语文教育实践的总结,那么这篇《民主·科学·个性——我的语文素质教育观》则是对我十多年语文教育思想的提炼。这篇文章再次获得一等奖,并发表在1997年第7期《中学语文教学》上。晴空一鹤排云上啊,漫卷诗书喜若狂!两次获得一等奖,诱发了我某种欲望,我贪婪地企图“三连冠”——于是第三年,我又一次参加“圣陶杯”论文赛,参赛的论文是《让语文课成为学生思考的王国》。这篇文章集中谈我对语文课堂教学的理想追求:语文教师应该善于点燃学生思考的火花,使语文课堂成为学生思考的王国!这篇文章依然获得一等奖,并发表在1998年第6期《中学语文教学》。对我来说,连续三年获得一等奖,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论文评价本身,正是《中学语文教学》给我的“三连冠”,给我以事业的肯定,让我朴素地感到,我十几年的语文教育之路是正确的,我80年代凭着感觉所进行的语文教学改革和90年代国家所倡导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合,天衣无缝。而在那之前,我的语文教育实践一直备受争议,我的一些做法,比如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写观察作文,把语文课堂搬到大渡河畔等等,还受到校方的声色俱厉的批评(或语重心长的劝告)。现在,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错!而且,我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中学语文教学》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底气和豪气!
　　但是,1998年我也遭遇过挫折。那年8月,我作为四川省的代表赴天津赛课,执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因为观念冲突,我没有能够获得一等奖,只获得了所有没获一等奖的参赛者都有的二等奖。(当时会务组很宽宏地解释说:“这样大家回去好交代。”)从天津回成都,我路过北京,史有为老师特地来看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的热情正直善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对我的安慰和鼓励,更是让我感动。我当时真诚地对她说:“是《中学语文教学》培养了我!”至今我依然这样认为——虽然,培养我的不仅仅是《中学语文教学》,还有《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杂志,但毕竟我的第一篇语文教学文章是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上的,而且在我最失意的时候,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老师给了我说不出的温馨。
　　也是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的《爱心与教育》出版了,并很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10月,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去做访谈节目。做完节目,我来到《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踏进我心中的“圣地”。在朴素的杂志办公室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张蕾老师。因为《中学语文教学》杂志,所以我们依然是一见如故。《爱心与教育》并不是语文教学专著,但张蕾老师认为,书中的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是相通的,因此她决定在杂志上宣传这本书。后来,杂志发表了程红兵写的书评《一本活的教育学》。写到这里,我不禁再次感慨:《中学语文教学》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了!
　　从那以后,我渐渐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作者队伍中光荣的一员。有时候,杂志有什么急需的稿件,史有为老师就会给我打电话,叫我赶写。比如1998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史老师的电话,说差一篇卷首语,让我三天之内交稿。我第二天便写成一篇《心灵飞翔的时刻》,马上给史老师寄去。史老师收到后来电话,夸我是“快枪手”,向我表示感谢。我说:“您这么信任我,应该是我感谢您!何况,本来我就应该报答《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的。”这是我的心里话。2000年9月,我来到苏州大学读博士。不久,便接到张蕾老师的电话,她说2001年杂志准备开一个名为“成长之路”的栏目,要我写开篇稿。一周之后,我写成一篇《以书为友》,谈读书对我成长的意义,自己感觉还写的不错。结果,张蕾老师看了稿子说不行,希望我重写,虽然有些沮丧,但我还是认真地又写了一篇,题目是《写作让我的事业插上翅膀》,谈的是写作与我的教育相伴,让我获得了事业成功。但张蕾老师说,还是不行。她说:“我希望这篇文章是展示你的成长历程。”张老师好像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对我解释说:“不是你的文章写的不好,而是我们这个栏目有特定要求;而且,你的文章是第一篇,要作为范文的,因此对你的要求自然高一点儿。”本来我都有些灰心了,听了这话反而有些受宠若惊,发誓一定要不负张老师的厚望。于是,我又写了第三稿,题目是《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这次不但通过,而且张蕾老师赞不绝口,电话里面直说“写得好”。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至今还被一些“研究”我的人视为重要资料。我对这篇文章也很满意。多亏了张蕾老师啊!
　　从读者到作者,我先后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实际上,从1998年我最后一次参加“圣陶杯”论文赛之后,就没有再主动给《中学语文教学》投过稿了,因为每次还没来得及写,史老师或张老师就向我约稿了。尽管后来越来越忙,但每次接到《中学语文教学》的约稿,我都答应下来——至今还没有回绝的记录,再忙我都要写,包括这次约我写纪念《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的稿子,我都觉得写这样的稿子,不但荣幸,而且义不容辞。有一次张蕾老师对我表达了“很感谢”也很“很感动”的意思,我说:“不能这样说,你们对我这么信任,该我感谢感动才是。”的确如此,我一直把《中学语文教学》等杂志当做我的恩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包括《中学语文教学》在内的许多语文杂志(如《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学习》《语文建设》等)对我的关心、鼓励、扶持、提携,就没有今天作为语文特级教师的李镇西。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对史有为老师、张蕾老师、陈金明老师、高伟毅老师乃至编辑部的所有老师,我有着真诚的感恩情怀。凭着这样的情怀,我写下这篇长长的文字,向《中学语文教学》杂志表达我永远的谢意和敬意!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6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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