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高考作文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产生了某种“独特性”,有了自己的“行规”“招式”和“套路”,日益模式化、公式化,甚至拥有某种可操作性,从而距离写作自身的规律越来越远。这种作文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题材单一。一般都选用历史文化名人作为作文素材,结果是“屈原东坡‘死去活来’,李白杜甫‘疲于奔命’;写忧愁暗恨首推李煜,讲超然洒脱必称庄周;陆游易安俨然知己,史迁陶潜更是常客”。不管题旨如何,都可以用这些材料敷衍成文,真可谓“高考作文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二是语言浮华。文中辞藻华丽,多用骈偶句,段内句子与句子之间是排比,全文段与段之间也是排比;此外还有疑问句式、祈使句式和假设句式,以及各种“新奇”的比喻充斥其间。三是主题肤浅。看似博览群书,其实都是寻章摘句,“代名人立言”,没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和思考。四是结构呆板。典型的“三段式”模式,即用几个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作为文章主体,再加上一个排比铺陈的开头和一个故弄玄虚的结尾。五是感情虚假。因为没有个性化的体验和感悟,思想感情总是跟着古人、名人打转转,古人豪放他豪放,古人沉郁他沉郁,古人洒脱他洒脱,古人忧愁他忧愁……
　　这种“高考作文体”颇为流行,有的老师就公开对学生讲:“根据前几年的阅卷经验,在高考考场上如果能按这种模式去写,特别容易得高分。”于是学生将其奉为圭臬,竞相效仿。下面是一位考生以“举手投足之间”为题写高考作文的情形:
　　开头三句排比:“是什么在举手投足之间,让大树秀而繁阴?是什么在举手投足之间,让陌生人脸上映有微笑?是什么在举手投足之间,让自己心上的阴霾顷刻间化为乌有?答案很简单,是善。”中间三段排比,其内容概而言之是: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请善待自然;人与他人如何相处?请善待他人;自己与自己如何相处?请善待自己。结尾又是三句排比:“让自然返青,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让自己的生命平凡而又坚强。”
　　这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刘九洲教授举的一个例子。刘教授对这种文章的评价是:“空泛得很”,“结构上的起承转合似天衣无缝,但材料却是在《作文经典》之类的书中找到的,作者所显示出的功力仅仅在于巧妙地把这些材料装进已设定的框架”。
　　再如2008年高考广东一考生的作文开头:
　　自然的万物,都不轻易说“不”。小草不轻易说“不”,于是顺风生长织成春天的地毯;白云不轻易说“不”,于是碧空流淌化作万里长卷;河流不轻易说“不”,于是蜿蜒东去蔚然汇聚成海……
　　这段文字看上去很美,但内容却令人费解:小草、白云、河流还有“轻易”或“不轻易”说“不”的吗?
　　高考作文“套作”,偏离了写作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湮没了学生的个性,抹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它使作文少了人性,少了创造,少了真知灼见;多了循规蹈矩,多了陈腐教条,多了千篇一律。笔者以为,要摒弃“套作”,摆脱“模式化”和“公式化”,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第一,作文教学要正本清源。
　　课程标准在“表达与交流”的教学建议中明确指出:“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生活、体验人生、关注社会热点,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引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这就告诉我们,作文教学应多关注“人”,提倡“人性化作文”,应鼓励学生大胆抒写个人的感悟,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自己所知之事晓人,以自己所明之理服人,以自己所蓄之情感人。写作是用文字展现心灵的风景,是心的跳动,是灵魂的呼吸。“真实”是写作的生命,真实来源于生活,所有的痛苦、欢欣、感动、幸与不幸都因是生命的原态而美好,所有的理性都因与生命有关而变得高贵。
　　刘九洲教授将“人性化作文”的要义概括为一句话:“写身边事,讲平常理。”但是,我们有的老师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对那些有“文化底蕴”的作文偏爱有加,对语言华丽的文章大加赞誉,讲评的“范本”是这样,印发给学生的“范文”也是这样。广东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妙云教授指出:“这种将文章演变成应试招式,将应试与培养考生写作能力对立起来的做法,最终将导致考生不会写文章,应该休矣。”
　　第二,作文命题要返璞归真。
　　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教授指出:“造成这种写作风气,高考作文的出卷和阅卷者难辞其咎。”高考作文命题要进一步贴近生活,凸显主体情感,让学生有话可说,有情可抒,而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在命题时,能多一点对客观世界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作文考试中的问题也许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比如美国、法国的高考作文题:“什么是你曾经不得不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你是怎么做的?”“谁是你们这代的代言人?他或她传达了什么信息?你同意吗?为什么?”“认识他人是否比认识自己更容易?”等等,无不是要求考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来作文,都要求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样的作文题是很难“套作”的,屈原、苏轼、陶渊明等等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再如今年湖北的“举手投足之间”、辽宁的“青少年社会公德与自我个性”,出示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某种现象,要学生针对具体问题发表议论,表明看法。面对这样的题目,高考“八股文”恐怕就会少了很多生存空间。
　　第三,作文评价要回归正道。
　　这一点至关重要。高考阅卷时间紧、任务重,许多阅卷教师只能是一目十行,没有时间去含英咀华。这也是高考作文重“包装”、重“亮点”、强调“语言华丽”、强调“视觉冲击力”的原因。笔者由于工作关系,经常组织作文阅卷工作,也经常为这样的事伤脑筋。记得去年一次考试,作文题是“我会永远记住您”,结果写余秋雨就能得满分,而写“太奶奶”的只能勉强及格。说实话,前者留给我印象的只有“文人青衫”四个字(这个印象也许在头脑中早就有了);而后者那个“因患高血压而中风,佝偻着腰身,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扶着椅子,在‘我’回到老家和离开老家的时候,总是站在低矮的屋檐下,一双浑浊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我’”的“太奶奶”,那个“用枯树枝般的手抚摸‘我’的刘海,沟壑纵横的掌心好像永远都握着几粒包装并不精美的糖果”的“太奶奶”,那个“八岁时就失去父亲和两个哥哥,跟着母亲到处流浪,行乞讨,睡柴堆,饱尝人间苦难”的“太奶奶”,那个“一生生了十个孩子,前面五个都不幸夭折,还能支撑着活下来”的“太奶奶”,至今叫人难以忘怀。
　　高考作文“套作”成风,与阅卷教师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六朝奢华浮靡的骈文和唐宋质朴刚健的古文怎能相提并论?但是现在阅卷教师大都喜欢追捧前者而棒杀后者!担心阅卷老师没有时间看,担心阅卷老师欣赏不了,担心阅卷老师看走眼而误判,为了使自己的作文让阅卷老师“一见钟情”,只好“投其所好”,这也是一些老师和学生不得不媚俗从众的症结所在,也是“高考作文体”盛行的根本原因。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教授曾指出:“不应该一看到这样的‘文化作文’就打高分,而应该鼓励那些关注社会现实的作文。”2007年,江苏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教授亲自将一篇内容和语言都很朴实的高考作文“打捞”出来,由初评36分、再评39分、三评42分最终改判为54分。有人认为何教授的举动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笔者感觉更强烈的却是“挂一漏万”之憾。
　　有人把这种因果关系追溯到唐朝,举的是李白的《静夜思》和《清平调》三首之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位老师认为,从阅读的初感来看,后者想象丰富,形象感突出,更具文采。细究起来,后者正是李白的“应试”之作,考官就是在沉香亭上赏牡丹的唐玄宗与杨贵妃,如果换上《静夜思》,怕是得不到赞赏了。还有拿朱自清的《背影》与《荷塘月色》作比,认为《荷塘月色》在高考中更易得高分。因为《荷塘月色》的好处看得见,无论情感还是技巧,全摆在明处,而《背影》的妙处需要花时间咀嚼,平直的叙述短时间内在阅卷者心里掀不起大波澜。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要反思我们的高考作文评价标准了。愚以为,《清平调》固然优秀,但毕竟不如《静夜思》影响大。后者是唐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如果分数还不如前者,不正说明评价标准有问题吗?至于《背影》和《荷塘月色》,虽风格不同但同为经典,怎能厚此薄彼?作文是高考语文的“半壁江山”,从某种意义上说,作文阅卷老师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面对考生的作文,我们岂能不慎之又慎?高考作文评价事关千万学子,公正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如果我们能真正让那些把身边事写好了、把平常理讲透了的文章得高分,对模式化、公式化的“套作”从严要求,相信会对中学作文教学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无论是刘九洲教授倡导的“人性化作文”理念,还是陈妙云教授提出的模式化作文“应当休矣”的警示;也无论是陈建新教授“对八股式的‘文化作文’从严打分”的要求,还是何永康教授“打捞”高分作文的实际行动,都说明了一点,这就是:作文训练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高考作文要基于生活,反映生活,表达真情实感。
　　(湖北省江陵县教育局教研室 43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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