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聂绀弩在建国初期创作的杂文一方面歌颂新政权的“得道多助”，一方面抨击“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失道寡助”，其文字汪洋恣肆，带有“楚狂人”遗风；而较之建国前他笔下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此阶段的文字又呈现出某些“体制内”的特征。
　　关键词：聂绀弩 建国初期 杂文
　　建国前后三年，聂绀弩在香港撰写了大量杂文，名重一时，并于1950年出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香港求实出版社分别于1950年、1951年出版了他的《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杂文集。
　　这一时期，聂绀弩为新中国成立的时代情绪所激荡，一方面歌颂新政权的诞生带来的新气象，一方面将大量笔墨放在抨击“反动分子”的不利言论和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上。在杂文集《海外奇谈》所收入的杂文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指出新、旧中国的不同在于“新中国要人民参加政权而旧中国则不要”；《论“中国之大患”》剖析了救亡的关键在于拔除“帝、官、封”的根基，篇末喊出:“新中国是我们的!”；《傅斯年与阶级斗争》针对其他阵营的文人对新政权的消极言论，予以尖刻犀利的驳斥。杂文集《寸磔纸老虎》所收入的文字围绕朝鲜战争，展示中国军队“援助朝鲜，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性，揭露美军侵朝的非正义性。“磔”为古代分尸的刑罚，纸老虎喻指“美帝国主义”，从集名上即可见出聂绀弩对于战争的必胜信心。《美帝与台湾》等篇目将共产党阵营的团结与强大同西方阵营“如丧考妣”的衰弱进行对比，言辞间预设我军必胜的结局；《关于伍修权将军》通过伍修权备受关注的美国之行展现我军的得道多助，而《华尔街的失策》、《麦克阿瑟晚景凄凉》则用讽刺的笔调揭露美军的失道寡助……聂绀弩用自己对时局的把握来分析战争的成败利钝，言语间透出“新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另外，还有一些发表在报刊上的零散篇章，其内容也主要涉及“新”、“旧”中国之比较，如论述妓女将是“没落阶层”、“旧社会”的“象征”与“缩影”，并认为它们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必将遭到废除的《论黄色文化》、论述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悲哀都将变为欢乐的《论悲哀将不可想象》等等，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聂绀弩杂文集》。
　　聂给弩幼年丧母，在叔父的拳脚下长大，少年时生父养父又相继去世，生活陷入困窘的境地。坎坷的成长经历使得他性情孤僻、桀骜不驯，对世态人生抱着否定性和反抗性的激愤情绪。聂绀弩在杂文这种批判性的文体中倾注心血和智慧，他文中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冷淡得近于冷酷的批判笔墨都带有其性格的印记。他师承“鲁迅笔法”，吸收鲁迅杂文风格中的调侃、揶揄、嬉笑怒骂的一面。而“楚狂人”的遗风也使其文字汪洋恣肆、笔意纵横，充满特立独行的狂放气质。《论钱穆的“借著一筹”》以“首先”、“其次”、“再其次”、“末了”的结构层层论述钱穆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气势咄咄逼人；《华尔街的失策》罗列美国股票下跌、第八军因“人不够”而撤退等种种颓势，得出“美军之败是败定了”的结论；《论如丧考妣》以调侃的语调为“联军”撰写讣文：“罪孽深重，不自殒灭！”……在这些杂文中，聂绀弩尖锐泼辣、纵横捭阖的笔锋得到充分的施展。
　　聂绀弩的建国前的杂文涉及对投降卖国的抨击,对文化专制的讽刺等等内容，进行广泛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建国后，聂绀弩融入新时代，站在新政权的立场，抨击与之对立的人与事。他以“正义”代言者的形象激扬文字，洋洋洒洒的书写中充满了正义感、自豪感，同时，随着政治立场的明确，其杂文批判的针对性大大加强，将与新中国相对立的事物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政论的写作中，聂绀弩以一介书生的眼光对军事、政治发表见解，对战争形势、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分析往往无法直指要害，缺少深刻、警拔之作。同时，聂绀弩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鲁迅的“立人”思想，然而沉浸在“新时代”的兴奋与乐观情绪中，他认为崭新的、进步的社会会使“立人”的实现成为必然，也将这一理想的实现看得过于简单。可见，聂绀弩此阶段的杂文写作较之于建国前，已经呈现出某些“体制内”的特征。
　　邓雨佳，湖北大学文学院201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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