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杨绛先生的散文，尤其是《丙午丁未年记事》和《干校六记》，以沉静冷隽的语言揭露文革运动的疯狂残暴与荒谬，运用淡淡的冷幽默揭示文革必然失败的走向。杨绛先生对文革的抗争力源于其对人性不可磨灭，对祖国爱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因为“乌云蔽天有金边”。
　　关键词：杨绛 散文 文革 人性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里，与杨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遭受了赤裸裸的精神强暴和人身摧残。许多现当代作家的回忆性散文都集中笔墨反映文革十年的专制与荒谬。巴金痛定思痛的《随想录》，丁玲激烈思辨的《“牛棚”小品》、孙犁超然淡定的《澹定集》。在这个特殊年代里，作为一个正直善良又沉静坚韧的知识分子，杨绛先生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在《丙午丁未年记事》、《干校六记》和《控诉大会》里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从容淡然的以真挚冷隽的语言，淡淡的冷幽默娓娓道出在那个年代里发生的平平常常而又逆情悖理的历史真实。冷嘲从容的笔调揭示的是一个时代的疯狂与暴虐。但正如杨绛先生所形容的她看到了“乌云蔽天有金边”，执着于人性善的不可磨灭，人类文化的不可摧毁以及对祖国爱的不可动摇，乌云终将散去，光明正义美好的时代终会到来！
　　一.沉静冷隽的语言揭露运动的疯狂
　　在对文革故事的具体叙述里，杨绛的语言干净利落、沉静冷隽。但正是这朴素平实的笔调，勾勒了一个疯狂残暴的时代，蕴藉了作者无边深沉的苦痛与对荒谬现实浓重的冷讽与悲哀。
　　试看《干校六记·下放记别》里的一处描写：“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而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看到“红旗开处”，自然联想到旧小说里描写两军对阵时开头的套话“一将冲到阵前”，不料这里“领队当先”的却是一对年逾古稀的苍老夫妇，这是何等的滑稽荒诞。连年逾七旬的老夫妇都不肯放过，要“连锅端”到穷乡僻壤去“住干校”，还要“领队当先”做“典型”，这是何等粗暴酷虐。作者不用抒情议论，仅用“不忍”、“抽身”，冷冷四字尽显作者满腹的辛酸无奈与悲凉。而一起“欢送”的“大家”也是脸上“漠无表情”。一个“漠”字反映了群众对暴行的无声抗争与控诉，也表现了作者对欢送组织者以锣鼓喧天的热闹来掩饰内心空虚怯懦的嘲讽。
　　《丙午丁未年记事》写了文革中知识分子被随意揪斗的情景。杨绛先生所记均为亲历亲见，从容冷静语言使叙述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更加激荡人心。杨绛写到她被“揪出来”了，法律赋予的一切被剥夺，代之以停领工资；监督劳动，还要如囚犯般在胸前挂上标明身份和罪状的牌子，以及如小丑般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声中，被押上台去“示众”接受批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有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杨绛在叙述自己这一遭遇的同时隐藏起了自己的感情，没有悲痛的控诉，没有讥讽，只是客观冷静的一一展示受迫害的情景，仿若自己并未亲历者，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冷静的审视这一切。而从容朴实的字里行间却浸润着无可奈何的悲痛和难以名状的愤怒。然如这无法无天的“九蒸九焙”的精神强暴和肉体折磨，只能反映运动的疯狂残暴和色厉内荏并未让“我屈服”，却只是反复磨砺了“我自巍然不动”的意志。
　　二.淡淡的冷幽默揭示文革的必然失败
　　尽管文革曾使神州地动山摇，风云变色，但文革的必然失败的走向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阻挡的，对知识分子和中华文明的残酷摧残的极左势力终必土崩瓦解。杨绛先生以其独到的冷幽默在其散文里将文革必败的根由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因为这场运动的动力和对象都是不确定的，斗人者与被斗者经常交互转换，这使文革实际成了一场乱批乱斗的混战。《丙午丁未年记事》里提到了一位“极左大娘”。在我们挨斗时，她是斗人者。她发号施令让我们伛腰跑步，接受皮带抽打。她“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查，不时发出警告：‘x门x号！谁在撕纸？’‘x门x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x门x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这是段对“极左大娘”语言上的白描，大都属直接引用“极左大娘”的语言。其中“x门x号”这种对人无礼蛮横的代称出现了三次，“谁”这一询问动作行为的疑问词出现了三次，“？”出现了三次，“！”出现了七次，甚至在“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这短短一句话里出现了四次表示极其强烈的情感时方用的“！”。可是这位“极左大娘”对“我们”这些无辜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深仇大恨”不是源于政治思想，而是为了“大楼我们来住”的物质掠夺。作者用冷幽默的手法将这一愚蠢野蛮的“极左大娘”刻画的栩栩如生。“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除了“极左大娘”这个典型，还有先前整人的“粉红专家”和后来“白专家”成了“难友”。先前整人的革命派居然“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而正在狠狠整他的人“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个个受审，受逼问，流着眼泪委屈认罪”。作者在这里都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了曾经嚣张一时的整人者被整的肖像。一个敌我难分的混战焉能不败！
　　笔者认为，杨绛笔下揭示的文革必然失败的缘由还在于疾风骤雨式地思想教育只会适得其反。《丙午丁未年记事》里，作者写道“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儿一般，满不在意，不免诧异。其实，我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因为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儿，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对于这场疾风骤雨式地思想灌输，作者满不在意，而“人道主义”、“人性论”正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核心，正是文革在文化领域的主攻目标。而杨先生依然坚守这一切，未被“触及”，未曾动摇。作者没有正儿八经地来陈述这件事，而是幽默的戏称“我”的坚守为“放毒”，将违背钦定的阶级论观点的行为调侃为“露馅儿”。如此将庄重正式的行为嬉戏化、俗化，巨大的反差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从而产生了幽默。作者在同篇文章里还提到“‘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可见，当专制的力量企图以思想洗脑、武力剥夺的方式来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时，杨绛先生仍坚持着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固有信仰，面对一桩桩丑恶疯狂与残暴的“闹剧”满不在意。这“满不在意”四个字蕴含着幽默的力量。 　　文革不可避免的以失败而告终还因为狂风骤雨摧毁不了善良的人性。纵然时局艰难，纵然乌云蔽天，人世间依旧有温暖，依旧有至情至性，依旧有执着于善念，不违心，不循恶，从正义的仁者。《干校六记·下放记别》里记录了杨先生女婿得一在送别岳母时的一段真情剖白。“‘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得一之死在于他不愿编造一份五一六名单诬陷他人，解脱自己，在于他不愿抛弃善念去屈从恶势力。肉体消亡也要高扬正义人道的旗帜，高扬为人尊严的旗帜。在杨先生的周围还有许多坚持善良本性，不为文革的极左狂潮所裹挟的正直人：有悄悄给“我”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有发还译稿的学习组长，有替我做砖却不肯要我毛衣的小将，有为我缠捆箱子的革命群众还有帮我锄草的年轻人，所以“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正是这些人和事给了杨先生战胜黑暗的精神力量，也证明文革的极左狂潮终将消亡的历史必然。
　　外表柔弱的杨绛对文革迫害的种种抗争，也是文革必将败亡的有力证据。上公交车时，车务员看见了杨绛的光头，说她是“黑帮”，她立即大声反驳“我不是黑帮！”有人命她敲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 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在那个疯狂地年代，“牛鬼蛇神”敢于反驳“工人阶级”是要冒被辱被殴的危险的。下死劲大敲铜锣来泄怒，更是直接与“革命群众”对抗，极有可能导致围殴的后果，而一个“况且”说“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的反诘更是对文革基本论断的斗胆质疑。毕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正是文革从学校发难的主要理论。除了以上正面的质疑抗争，杨先生还把自己遭受游斗的场面，说成是“精彩极了”的“滑稽”，这不可谓不是辛辣的冷嘲热讽。更令人欣赏的是，杨先生在横遭凌辱之后，居然向对手宣告“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三.人性不可磨灭，对祖国的爱不可动摇
　　杨绛先生的抗争力源于其对人性不可磨灭，对祖国爱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杨先生始终相信人有“灵性良心”（出自杨绛《走在人生边上》），亦即善良的本性。因此在她看来，被专制体制操控的革命群众就是戴着“恶”的面具，但这面具阻挡不了他们内心善念的显现。基于这样的认知，杨绛在《丙午丁未年记事》里将“革命群众”称为“披着狼皮的羊”，并将剥离他们狼皮，认识其善良心性的过程成为“探险”。杨绛在“探险”的历程里，认识了轻易就批准病假的监管员、表面疏离却允“我”去她屋里午歇的群众中的女同志、主动帮钱钟书借书的年青人……故而有乌云的金边一说。杨绛认为“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 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 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 孽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她从来相信人性，而同情和友爱正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人性不会泯灭，乌云也不能永远占领上空。”尽管在十年动乱里，杨绛饱受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磨折，她依旧坚守她的人道主义，信人，爱人，保持内在精神的高傲本色，就如同其在《干校六记》结尾所说“我还是依旧故我”。
　　杨绛先生能在苦难里依旧热爱生活，相信人性，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希望亦源于其对祖国的不可动摇的深沉的爱。《干校六记·误传记妄》里写道“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故而尽管杨先生历经磨折，老弱病残的从干校返还，她依旧从容淡然，不失中华儿女的方正，以其高贵人格受到无数国人的尊重与崇敬。
　　四.她就是那乌云的金边
　　杨绛先生对文革的揭露是深刻的，是比较全面的。虽未写十年内乱中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却以亲历亲见的事实向80后、90后、以及以后的世世代代揭示了文革的真相：那是一个践踏一切法律秩序，蔑视人权和生命，摧毁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政治、经济和精神造成深重灾难的内乱。文革的悲剧绝不能重演，也决不许重演。在杨绛先生101岁华诞到来之际，我们重温杨绛先生有关文革的作品，就是希望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达到高度的共识，从而共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大步前进。
　　杨先生文革中的所历所见所感告诉我们这些在温室里成长的“特保儿”什么叫坚贞不移，什么叫临难不苟。在家被抄，手稿被夺，住房被占，挂认罪牌，带高尖帽，挨皮带抽打，受当众辱骂，顶假发遮光头，累累如过街之以鼠，躲进女厕避揪斗，惶惶然不可终日。以老病之躯，被“拔宅式”地下放到穷山恶水的干校“劳动锻炼”。终日被逼揭发那子虚乌有的“五一六”，书不能公开读，老夫妻不能随便见，看病未必批，而唯一的“罪行”只是专心一意搞心爱的文学事业——“白专”。已经初定的回城名单，却因为早已被组织调查否定的诬陷材料而撤下。在回城无望，挂念新寡女心急如焚的情况下，却绝不为解放前夕放弃出国高就的决定后悔，也从不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麻木疯狂而动摇对人性，对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确信蔽天乌云有金边，仍然执着自己的文学事业。这种矢志不渝的品节，正是中华千万知识分子的灵魂，正是我们必须永远承继下去的传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就是那乌云的金边。
　　
　　参考文献:
　　[1]《杨绛作品集》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2]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
　　[3]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4]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博士论坛，2001年第6期。
　　[5]尹莹《举重若轻，超凡宁静——杨绛散文《干校六记》与《丙午丁未年记事》的境界》，文艺评论2006年5月。
　　[6]向兰《从《丙午丁未年记事》看杨绛的“文革”记忆》，柳州师专学报第26卷第3期2011年6月。
　　[7]王彩萍《谈杨绛“文革”记忆的情感处理》，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邹嘉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邹嘉曼： 论杨绛先生笔下的文革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