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邓恩（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诗派的领军人物，其诗作代表了玄学派诗歌的最高成就。邓恩善于“极富巧思、逻辑严密、旁征博引的诡辩”[1]（P5）。然而，他的诗作因怪诞奇异、艰深难懂而被排斥在当时英诗主流之外，约翰逊[2]评价玄学派诗人把“最不伦不类的思想勉强地结合在一起”。1912年格瑞尔森（Herbert J C.Grierson）出版的《约翰·邓恩诗集》，标志着邓恩诗作被人们重新审视、挖掘和评价的时代终于到来。而艾略特那篇经典的书评《玄学派诗人》（1912）发表后，迅速引发了国外文学界对邓恩的“狂热”研究[3]（P56）。在邓恩的二百一十七首英文诗歌中，有一百一十一首是爱情诗。作为艳情诗的代表人物，他对女性的关注一直情有独钟，在其著名的《歌与短歌集》中，展示了众多女性形象，表达了他对女性的不同态度。作为生活在17世纪英国传统社会的男性作家，邓恩没有摆脱男尊女卑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虽然他曾在一些诗歌中对心中灵肉合一的理想女性进行过高度的赞扬，但实际上仍是建立在男性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的。他或将女性想象为神性与人性合一的完美天使，或将女性歪曲为水性杨花、放荡不羁的恶毒妖妇。
　　本文拟以文本为基础，着重分析邓恩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的两类：“天使”和“妖妇”。
　　一、《离别词：莫悲伤》中的“天使”形象
　　《离别词：莫悲伤》一直作为柏拉图式爱情的典范，邓恩勾勒出一幅男女平等的画面，塑造了一个忠贞居家、温良顺从的妻子形象，表达了其对女性的尊重与赞美。然而，细细品味之后发现，在平等的背后隐藏着邓恩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诗中邓恩运用大量陌生化意象，安慰妻子面对离别时不要悲伤哭泣，表达出邓恩对爱情的理解和对妻子天使形象的爱恋。诗歌开篇将德高之人安然辞世比作与妻子的分离，在诗人看来，他与妻子不存在真正的分离，虽然他身体离开了妻子，但他们的心灵相通，灵魂永远在一起。接着诗人强调了与妻子间爱情的神圣，不希望离别时哭泣悲伤，他们不会“叹如暴雨”与“泪似洪波”（傅浩译），也不愿向世俗宣讲亵渎他们的爱情。然后诗歌将离别比作天体的震动，离别只能带来相思之苦而并不会造成像地震那样的危害，而若夫妻之间能达到精神的统一，即使是离别也会像天体的震动一样，“却无害处”（傅浩译）。诗人与妻子的爱是经过净化的高尚之爱，两人的灵魂不会因为肉体的分离而破灭。相反，两人的爱情因为分离而像黄金一样得到延展：“所以我们的灵魂是一体浑然，/虽然我必须走，/灵魂却/并不分裂，/而只是延展，/就像黄金打成的薄叶。”（傅浩译）诗中另一奇喻，是以圆规的两脚来比喻分离过程中的男女：“即便分成两个，/它们也好比/圆规的一双脚紧固相连；/你的灵魂，/那定脚，/坚定不移，/但另一只脚若移动，/它也旋转。”（傅浩译）诗人和爱人从来就没有过灵魂的分离，因为他们俩就像圆规的两脚，一只脚稳坐中央，另一只脚绕其运行，如果“另一只脚在外远游时，/它俯身倾听它的足音”（傅浩译），当另一只脚在外远行归来时，他们又能融为一体。
　　从圆规意象的表面来看，诗人将妻子置于中心位置，自己围绕她转。但仔细分析便能发现女性的从属地位：首先女方是固定在中心不能移动的，她没有权利更改自己的位置，更没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女性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被关在家里保持沉默和贞洁，成为家中的天使。其次，虽然女方是固定在中心的，但她随时要倾听丈夫的消息与命令，受到丈夫的控制，直到丈夫回家时才能“把腰挺直”（傅浩译）。接着诗人还对妻子提出要求“你对我就将会如此，/我必须像另一只脚，/环形奔走”（傅浩译），妻子必须无条件接受丈夫的命令，无限制地对丈夫忠诚。最后，诗人将维持爱情稳固的责任完全推给妻子，认为只有妻子忠贞，爱情才能长久：“你的坚定使我的圆画得正确，/使我回到起始之处结束。”（傅浩译）
　　由此可见，诗人完全将女性置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女性只有限制在婚姻和家庭中才是唯一的出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由此得到进一步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得到肯定，但她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家庭。著名历史学家李维强调：旧式的道德对于男性来说是在寡不敌众时的勇气，战士般的服从，个人英雄主义，生活方式的简朴，庄重与严肃。与之相对的是，对于女性来说，道德与服从是她们最大的美德。
　　正如《离别词：莫悲伤》一诗中的妻子——家中的天使：温柔与虔诚、顺从与孱弱、贞洁与奉献。对丈夫来说，她将成为好伴侣；对于孩子来说，她是教师与道德楷模；对于仆佣来说，她又成为善良而亲切的女主人。她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凡俗的人世”创造出一个“明亮、安静、舒适、愉快的天堂一般的场所”[4]（P41）。这些牢笼中的“天使”为自己的“崇高”原则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在男权社会臣服。
　　二、《歌：去抓住颗流星》中的“妖妇”形象
　　在普遍有着厌女传统的西方社会，邓恩像其他男性一样认为女人天生有罪，是不忠和邪恶的代表。他们认为女人必须对丈夫言听计从，否则便成为“妖妇”的代表和被批判的对象。在《歌：去抓住颗流星》中，邓恩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的“妖妇”形象，并直接表示了对这类女性的讽刺与不屑。
　　诗歌开篇提出一系列不可能发生的事：
　　去，抓住一颗流星，
　　让人形草也怀孕胚胎，
　　告诉我，过去的岁月哪里去找寻，
　　是谁把魔鬼的脚劈开，
　　教教我如何听美人鱼歌唱，
　　或如何躲开嫉妒的刺伤，
　　去弄清，
　　什么风，
　　能将老实人提升[5]（P34）。
　　诗人将众多突兀的意象叠加在一起，关键在于表达不可能性，为展现诗歌主旨埋下伏笔。诗人在第二节直接点出了诗歌主题：世界上不存在既漂亮又忠诚的女子。诗人向我们描述了一位“生就慧眼”的骑士，游历了“一万个日夜”，历经了世间的奇迹后却“你归来时就会给我讲，你遇到的奇事一桩又一桩，你会诅咒恶骂天下无一地住着女人，忠实又美丽”（李正栓、吴晓梅译）。
　　“假如你真的找的到，就让我知道”（李正栓、吴晓梅译），在第三节的开始，诗人以退为进，表示愿意相信旁人遇到过美貌忠贞的女子，如果真有，那么就算“朝圣”也是“美好”。但诗人仍坚信：
　　尽管我们隔壁而居，随时相遇；
　　假如初遇时她还有真情，
　　忠实到你把情书写成，
　　她却已
　　还没等我送过去
　　就将两三个人抛弃[6]（P34）。
　　邓恩用三个诗节来回答女人是否会忠于爱情这个问题，大前提是用世间诸多不可能之事说明找到忠贞的女子实属奢望，小前提是人生经验的否定，纵然寻遍世界也是徒劳，结论就更为肯定，纵然有人告诉他有这样的女子，他也绝不相信。
　　诗人辛辣地讽刺了女人的不忠善变，对女性形象进行了坚决的否定。邓恩对诗中的女性形象——“妖妇”持怀疑态度：不贞洁、不自爱，认为她们缺乏道德评判标准。在男权社会里，对两性的评判一直是持两种标准，男人可以纵情声色，而女性却只能绝对地忠于丈夫。女性对男性权威的不服从，无论在政治、心理以及性的意义上，就其本身来说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该诗中，邓恩一直以自我为中心，女性自始至终都是沉默的“他者”，无法为自己的行为申诉辩解。虽然不同于那个相夫教子的家中的“天使”，但同样是经过诗人歪曲的形象，不可能享有与之同等的权利。“妖妇”，归根结底还是男性臆断的产物，是男性性别歧视的表现。
　　三、女性形象虚假的成因
　　在邓恩诗歌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有忠贞善良的“天使”，也有世俗善变的“妖妇”，但无一例外都是诗人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虚构的产物。邓恩对女性的这种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同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人生活阅历密切相关。
　　首先，对于英国而言，从中世纪开始就确认女性天生比男性低下，“女人天生是弱者”的谚语通过各种文学手册以及牧师的布道广为流传。英国社会从希伯来以及早期的基督教文化中继承下来的父权制，主要有两大理论支柱：其一是圣经教义，认为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来的，而且正是夏娃的过失为人类带来了无法消除的灾难。第二个支柱则是所谓的生理学证据，当时的医学证据似乎表明，女性天生在心理与生理上都比男人弱，而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完善使得女性必须严加管束，否则便会给自己与他人带来麻烦。这一观念对于巩固男性统治地位以及确立英国女性的形象起着重要作用[7]（P16）。作为英国传统社会的一员，邓恩或多或少地受这一世俗观念的影响，并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
　　其次，邓恩所处的巴洛克时代政局动乱。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国国王与议会矛盾冲突日益激烈。同时，他处在一个地理探索与科学发现的时代，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邓恩先后经历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统治时期，期间各种教派，尤其是清教徒和其他宗教，派别活动日益激烈。邓恩不得已担任神职，接受英国国教圣公会而背叛笃信已久的天主教。冲突交织，新旧交替，无一不冲击着邓恩敏锐的头脑，使得诗人内心产生诸多矛盾与不安。邓恩对女性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其内心对种种“改变”的恐惧。诗人甚至将女人比作善变的疯子，谴责女子的不忠实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叛教行为，诗人以不忠的女人自比，是因为他认为女子是不忠与虚伪的代名词。
　　再次，邓恩对女性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其不幸的童年。年幼的邓恩在经受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后，心灵受到重创。从心理分析理论可以看出，邓恩将对母亲的依恋转移到对其他女性的追寻上，这也是他早年纵情声色，热衷于拜访女人的重要原因。邓恩认为这些女人都是不忠善变的，并对她们感到失望，成为其诗歌中“妖妇”的原型。邓恩的美满婚姻使得他开始赞美女性的忠贞美好，将妻子虚构塑造为“天使”，是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四、结语
　　邓恩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构了同时代诗人要表达的浪漫情怀。邓恩诗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浪漫的象征，而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现实的烙印。无论是邓恩塑造的“天使”还是“妖妇”，都是他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下“失真”的产物，女人依旧是男人的附属。邓恩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与英国的历史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因而对邓恩诗歌女性形象的研究必定要发掘男女二元对立背后的隐藏因素，还原女性的本真，才能为女性的崛起提供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
　　
　　注释：
　　[1][英]约翰·邓恩著，傅浩译：《英国玄学派诗鼻祖：约翰·邓恩诗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英国剧作家、诗人、词典学家和散文家。他的重要著作有《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和《诗人传》。
　　[3][7]李正栓，刘露溪：《现当代国外邓恩研究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
　　[4]王萍：《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6]李正栓，吴晓梅：《英美诗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施盼浙江省宁波大学315211）

• 施盼： 约翰.邓恩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