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诗薮》说鲍照的诗歌创作“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从鲍照的诗作可以看出，其丰富多彩的表现题材，慷慨悲凉、刚健清新的骨力气韵以及豪迈纵逸、奇矫凌厉的美学风格，都直追高古雄健的建安风骨。而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其诗歌从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对鲍照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从接受史的角度，探析鲍照的诗歌主题取向与曹植诗作的渊源关系，并希望借此窥探中古诗歌发展的轨迹。
　　一、建功立业、治平天下的儒家情怀
　　曹植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建安年代张扬个性、呼唤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树立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伟大抱负。当这种宏伟的志向发而为诗时，重整乾坤之志、济世救民之心、垂名钟鼎之愿亦必为其诗歌之主要内容。《白马篇》借英勇神武、洒脱豪迈的游侠儿，表达自己建功立业、名垂沙场的英雄主义气概；另一首咏怀之作《杂诗·仆夫早俨驾》，则在报国无门的愤慨中表达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用世情怀；即使是在遭曹丕压制最为严重的时候，子建仍念念不忘功业之志，《圣皇篇》中他一再表示甘愿“思一效尽力，靡躯以报国。”就连在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责躬诗》中，也仍大胆而天真地表露着自己“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的人生理想。可见，对曹植来说，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信念早已具有了某种宗教式的虔诚。
　　鲍照继承了曹植诗歌中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主题，用诗歌反复表达着寒门之士希企有所作为、不甘屈居下僚的心声。《代陈思王白马篇》就是直承曹植《白马篇》的诗歌主题，表达自己“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的英雄主义情怀。再如《代出自蓟北门》全拟曹植《白马篇》的诗境，传达了与《白马篇》同样的主题思想和诗歌气势。即便是在向来被认为表现鲍照淡化功名、优游卒岁消极思想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中，我们仍能感到其内心深层所压抑的不平之气，以及人生苦短、功业未建的焦虑之心，正如毛庆先生所云：“他‘拔剑击柱长叹息’、‘何况我辈孤且直’是真，‘弃置罢官去’、‘弄儿床前戏’是假，……‘人生苦多欢乐少’、‘丈夫四十强而仕’是真，‘功名竹帛非我事’、‘直须优游卒一岁’是反。”[1]鲍照这种不甘寂寞、急于有为的用事之心亦表现在他的行动中，《南史》本传载鲍照向刘义庆恭诗言志，并慷慨激昂地表示：“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由此可见，鲍照首先在人格上冲破了东晋自然无为、清虚玄远的风尚，而直追建安，继承了曹植积极进取、刚健振奋的大儒人格，并用诗歌艺术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志向。
　　鲍照对曹植诗歌建功立业这一主题的接受，缘于三国原始儒学的复兴和南朝初年寒士觉醒之间的相通。曹植所处的时代，经学解体，原始儒学在英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被无限地激活，时代环境成就了子建的功名之心。而鲍照所处的时代，虽没有英雄主义的风靡，却仍是刚健进取、治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复兴和儒家知识分子（寒士）崛起的时代。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环境，才使得像鲍照一样的寒门之士能够“爽快直率地吐露出追求功名的愿望，追求失败后也毫不掩饰地发泄他们怨愤的情绪。”[2]（P316）基于此，才促成了鲍照对曹植诗歌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主题思想的继承。
　　二、逐臣游子的乡关之思
　　在中国诗歌中，逐臣游子思乡是一个基本主题。曹植和鲍照都曾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颠沛流离中，他们饱尝了行役之苦，因而激起了浓浓的乡关之思。黄初以后的曹植，过着名为藩王、实同流放的困苦生活，这种居无定所、有家难归的现实处境，一方面使子建能够深入底层，了解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拓深自己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也使他深深体会到客居他乡的辛酸。《情诗》借服徭役者渴望自由、怀恋家乡的心声表达自己希望能够结束漂泊的生活而重返故乡的愿望。另一首《杂诗·悠悠远行客》则充分表达了子建去家千里的那种迷茫、惶恐、孤寂，以及失魂落魄的悲凉情绪。此外，曹植的思乡之作更多了一层情感，即对政治中心的依恋，《圣皇篇》写自己不愿离京的痛苦之情，“行行将日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赠白马王彪》中，作者刚刚踏上归藩的路，就开始“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联系曹植的人生志向和现实处境，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对政治中心的依恋，不仅在于京城有优厚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那里是他得以实现梦想的地方，而对政治中心的疏离，则意味着梦的破灭，正因为如此，曹植的这种思乡之情，才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鲍照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亦浪费在随其幕主东奔西走中[3]（P12-17），而他的旅行，既不同于曹植的迁徙封地，也不同于谢客的寄情山水，鲍照是在履行公务，是一位小人物在不得已的条件下为公家的事务而流落他乡。《代东门行》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恶离之痛，“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进而写依依惜别之情，最后表达这种万般无奈情况下的离别之痛，使作者长恨不已。《梦归乡》写游子客居他乡，思念亲人以至于思极成梦，而梦醒后又感叹不已，将鲍照越乡之忧表达得入木三分。而在鲍照其他诗作中，这一主题亦有零散表达，“游子思故居，离客迟新乡。新知有客慰，追故游子伤”（《登翻车岘诗》），“君王迟京国，游子思乡邦”（《还都口号》），“客游厌苦辛，仕子倦飘尘”（《翫月城西门廨中诗》）等等。然而多年的漂泊流浪，并没有实现鲍照的梦想，完成他的志向，反而在“驱驱行役”中消耗了“冉冉光阴”，“华志分驰年，韶颜惨惊节”（《发后渚》），最终一事无成。鲍照思索反省，进而认识到自己“久宦迷远川，川广每多惧”（《还都道中》其三），最后在《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诗》中表达出自己对古代高人贤士的追慕之情，末句“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似有悔恨出仕之意，方回云：“此诗尾句绝佳，守古人之节，不请出仕，则焉有越乡之忧乎！”（《文选颜谢鲍诗评》）
　　思乡文本表达的不仅是在地理概念上对家乡的思念，它更反映出中国士人漂泊无依的灵魂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和向往。曹植是王道政治的忠实信徒，这一政体却酿成了他一生的悲剧，现实的打击使他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这表明他开始逃离原来的精神栖息所，而在新的居所尚未找到、旧的居所已经崩溃的条件下，他的灵魂是漂泊无依的。《吁嗟篇》中“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何所依，忽忘而复存”正是这一情绪的反映，最后子建痛彻心扉地表示出宁肯被野火糜灭也要与根荄相连的寻根心理。鲍照同样也怀着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王道政治理想，但现实回应他的只有华志消歇、韶颜零落，思无所依的迷茫犹为清楚，《代棹歌行》表达的就是其“飘遥无定所”的恍惚神情。所以，对精神家园的寻求亦构成了思乡主题的另一个方面。
　　三、惜时叹逝的生命沉思
　　曹植与鲍照诗歌中均有大量表现这种惜时叹逝的诗作，其共同点则在于他们诗歌中所展示出的这种强烈的迁逝感，皆源于内在追求与外在环境所形成的巨大矛盾。
　　纵观曹植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执着追求者，他渴望个体生命与人类历史的融合。曹植对死亡是有着清醒认识的，“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箜篌引》）所以，其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沉思，并不是对死亡的深深恐惧，而是一种“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的生存焦虑，造成这种焦虑的根源则在于他最强烈的愿望最终无法实现。如其所言：“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驰，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而我们知道，魏主最终并没有给子建完成其志向的机会，这给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种人生憾事一直牵制着他对死亡的理解，因此他用诗歌反复吟咏着人生苦短、盛时难再，“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日月不恒处，人生忽如寓”（《浮萍篇》），“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其二）等等。而在这些时光飘忽、人生如寄的感慨背后，则是“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赠徐干》）的壮志与雄心。可见，曹植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迁逝感乃是其内在追求与外在阻力矛盾的集中反映。
　　与曹植不同，鲍照说不上是个社会价值的执着追求者，鲍照所充当的主要是一个社会价值批判者，至少可以说是个质问者的角色。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批判和质问中，寻求着生命存在的意义。他颇富才华，却无处施展，虽屡次辗转幕府，却始终屈居下僚。鲍照的人生遭际，使他形成一种备受压抑却又不甘自没、无可奈何却仍不断追求的生命观，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其行动上亦未放弃此追求。所以，在鲍照表达迁逝主题的诗歌中，我们总能感受到门阀制度压抑下畸形灵魂的愤恨与不平。《拟行路难十八首》正是对这一主题的集中反映。如《拟行路难》（其四）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继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在这里，鲍照质问社会价值的合理性，他不甘于仅仅自怨自艾，但在高压政治下，也只得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由此可见，鲍照内心的痛苦是何等强烈。而在《拟行路难》（其六）中，他的批判则更为直接和猛烈，末句“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矛头直指门阀制度，控诉其蔑视人本身价值、以门第取士的虚妄。正因为外在环境给寒门之士所造成的这种巨大压力，使鲍照的死亡观常常表现为一种委天任命、纵情游戏的心态，如“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其五）、“为此令人多悲悒，君当纵意自熙怡”（其十）、“但令纵意存高尚，旨酒佳肴相胥燕”（其十一）、“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其十五）、“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得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其十八）。所以，鲍照诗歌中的生命沉思亦表现为内在气质与外在环境的不可调和，而正是这种矛盾，促成了他艺术的真实。
　　四、真挚感人的友谊之歌
　　曹植性格热情率真，极为珍视与朋友之间的感情，创作了大量珍惜朋友间深厚情谊的友情诗，从而确立了我国诗歌的另一类主题。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4]（P219）鲍照也十分珍视与朋友的感情，他继承了曹植诗歌中歌唱友情的主题，创作了大量友情诗，表达了与朋友之间的深厚感情。曹、鲍诗歌中所表达的友情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表达离别相思的友情之歌。离别，本是黯然销魂的事，更何况在战乱纷争的年代，生离有时就意味着死别，并且比死别更为感伤。死了就断了再见的念头，而生离使人永远处在一种有望再见却又遥遥无期的煎熬中，故离别场合最能显示出友情的可贵。曹植《送应氏》（其二）中，诗人将离别置于一种天地久存、人生短促的大背景中，使眼前的饯行尤显友情之珍贵、离别之悲伤，凄怆哀婉，感人至深，最后用比翼鸟寄托诗人的美好愿望。而鲍照友情诗中表达离别之情的则更多，其《赠故人马子乔六首》便是一组表达与友人离情别绪的诗作，第六首更是以神奇的想象表达了与朋友的心灵相契。又《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中有：“奔景易有穷，离袖安可挥。欢觞为悲酌，歌服成泣衣。”其依依惜别之情是何等真挚感人。
　　二是表达意气相投、心灵相吸的知音之歌。早年的曹植本是一位纵情任性、负才凌物的贵公子，而他身边所聚集的也大都是这样一类不拘礼法、行为放荡的名士，他们宴饮唱和、纵情享乐，因义气相投而彼此欣赏，《赠丁翼》正是对曹植这一生活感情的集中反映。鲍照的友情诗中也有这种表达与朋友心心相吸的作品，如《和王丞》云：“限生归有穷，长意无已年。秋心日迥绝，春思坐连绵。衔协旷古愿，斟酌高代贤。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夜听横石波，朝望宿岩烟。明涧子沿越，飞萝予萦牵。性好必齐遂，迹幽非妄传。灭志身世表，藏名琴酒间。”写两人心思相谐、行迹一致，就连在“灭志”、“藏名”上也用心同一，可谓知音。
　　三是表达挚友被强行分离的痛楚吟唱。这类诗多用鸟意象，以突出其迁徙性。曹植《鹤诗》云：“双鹤俱遨游，相失东海傍。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写双鹤远游相失，一北一南，彼此相思，最后两句则流露出对朝廷加害的恐惧，其情悲苦至极。鲍照《赠傅都曹别》：“轻鸿戏江潭，孤雁集洲沚。邂后两相亲，一隔顿万里。追忆栖宿时，声容满心耳。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全诗通篇用比，以“轻鸿”比傅，以“孤雁”自比，写两人相亲相好、志趣相同，进而点出“风雨”这一外来因素的影响，末四句以景语作情语，比喻自己处境窘迫，表达出与朋友的痛别之情。
　　五、结语
　　鲍照与曹植在时代上虽然相隔二百余年，所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不同，身份相差也较为悬殊，之所以能在诗歌创作主题取向上有如此相似，一方面固然与曹植在诗歌史上造成的强大文学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曹植与鲍照思想性格和人生际遇的相似性，即在他们的身上都潜在地具有英雄主义的性格元素，在人生遭遇上都有过“怀抱利器”而无所施展的苦闷煎熬，在他们的人格结构中都存在着传统士人灵魂深处追求人格独立的骚动，同时又有着依附王权专制实现个体价值的取径选择，所以，面对类似的环境压力，文学就成为抒写自身激情、悲愤、生命反思和世俗情感的共同方式，在诗歌创作的情志诉求上就自然具有了高度的互文性。
　　
　　注释：
　　[1]毛庆：《论鲍照对屈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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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渭清 段艳丽： 论鲍照对曹植诗歌主题取向之受容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