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岭记》中有一段孙兆奎与洪承畴的对话，读时无不叫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其实这里也是我们应该引导学生重点赏析的地方。原文如下：
　　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日：“先生在兵问，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日：“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耶?”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
　　洪承畴明知故问，问得无奈，孙兆奎反唇相讥，答得巧妙。孙的回话妙语天成，绵里藏针，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把洪承畴贪生怕死，叛逃卖国的画皮撕下，使他无地自容，气急败坏，同时更羞愧难当，最后不得不收起虚假的面孔(开始呼“先生”，继而“大恚”)，暴露刽子手的本性，“急呼麾下驱出斩之”，一个“急”字，何等愤怒，又是何等难堪!
　　孙兆奎的话刺痛了洪承畴的什么伤疤而使他如此气急败坏?答话中除了要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外，更要有即席发挥，随机应变的机智和才华，因为答话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背景下完成的，因此也就更值得玩味。
　　洪承畴此时重兵在握，甘心为奴，充当满人镇压汉人的急先锋，既踌躇满志而又心怀愧疚。本与孙兆奎同是明朝社稷之臣，可是现在各为其主，走到了势不两立的立场上，这是人晶、人格让他们之间发生这戏剧性一幕。洪承畴的话中为什么要提及史可法?因为扬州城破，传言史可法“未尝殒于城中”，故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皆托忠烈之名”以反清，孙兆奎在起兵反清中也难免要借用一下史可法的名义。史可法到底死活此时已不重要，洪承畴心里也十分清楚，那为什么又要明知故问呢?因为史可法已成为一种精神的化身，满人对之既闻之丧胆，又恨之入骨，同时就在清人脚跟不稳，政权并未巩固之际不断有人打起这面旗帜，这对满人，也包括洪承畴来说，当然是块心病，务必除之而后快。洪承畴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畏惧心理的折射，同时又是在暗示孙兆奎，既然史可法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那么执迷不悟，偏要打起他的旗号而自讨苦吃?明朝大势已去，天下是满清的天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老兄，你这样蛮干，不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倒不如像我，干脆投降吧。什么名节人格，那能值几个钱?改变一下方向，弄个一官半职，落个清福享享，赚个荣华富贵，也不枉活在世间一场。现铁不打硬要去炼铜，何苦呢?
　　面对这丧失了民族气节，丧失了人格良心的叛徒，孙兆奎当然是怒不可遏，但他又很冷静，很机智，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特殊的斗争方式。
　　首先，以洪承畴的话为框架，内容上稍作改动就语义翻新。形式上虽与问话保持一致，语法关系上都是选择关系，你称我为“先生”，我就呼你为“洪公”，彬彬有礼，不失待客之道，但内容上却大相径庭，你问我史可法的死活，我倒要问问你洪承畴是死是活，因为传说松山战斗你已壮烈殉国，明廷上到皇帝，下到黎民百姓，都在祭奠怀念你，说你是英雄，可你怎么现在还活着，竟然成了敌人的走狗，你洪承畴生不如死，活在世上我都为你丢脸，你不如现在就去死吧!你再抬眼看看史可法，人家是死是活，都是为民族，为社稷，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光耀千古，你洪承畴是死是活，都是为自己，为私心，一钱不值，轻于鸿毛，遗臭万年，两相比较，高者自高，卑者自卑。
　　其次，孙兆奎的话还有一层意思：你洪承畴在人民心中本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传闻为国早已献身，令人钦佩，现在眼前的洪承畴怎么成了投降派，可怜虫?你怎么有脸和我这位真正的抗清英雄对话?不觉得自己太卑鄙了么?如果洪承畴他真的死了，你是什么人?你竟敢冒充洪承畴的大名，玷污他的节操，你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另外，孙兆奎还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绝不会像你洪承畴做出这样没骨气，遭万人唾骂的事!我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绝不做出愧对国家，愧对民族，愧对子孙的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孙兆奎的话机智幽默，含蓄深刻，掷地有声，似匕首利剑，直刺贼人心窝，置敌于死地，就是一具僵尸也应为之汗颜，就是一尊泥塑，也应为之泣血三日。
　　这里还要明白的是，孙兆奎的话是在一种特殊场合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是斗争的需要。我们讲话尽管要讲究艺术，要注意精炼含蓄，生动有趣，要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但更多的是要考虑对象和场合，要讲究分寸，做到恰到好处，否则，话说得再好，起到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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