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汪晖教授谈到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删减、作品的经典化、对像《阿Q正传》这样的经典作品的重新阅读的意义等问题，对中学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的启发应该是全方位的。经汪晖先生许可，本刊发表此部分，以飨读者。在全文中，汪晖先生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阿Q正传》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全文阅读。
　　
　　2010年9月8日，《广州日报》刊载一则新闻，题为“高中课本大‘变脸’，‘鲁迅大撤退’惹争议”，提及一些传统的课文被剔出高中语文课本，其中20世纪的作品占据多数，鲁迅的《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连同《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一道，均在删除的行列。〔1〕就像当代中国的许多新闻报道一样，这篇报道的可靠性也有待考证，据新的报道纠正说，中学课本中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但无论如何，鲁迅作品退出中学教科书不是新鲜的话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这已经是一个持久的行动。我把它看做对20世纪的诀别。2009年，一位叫萧让的网友写了篇短文，题为“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其中几段与《阿Q正传》有些关联：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2〕“恐惧、惊慌、卑怯、无地自容” 这几个词用得有意思。在《阿Q正传》中，“卑怯”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惊慌”“恐惧”并不常见，能够记起的，大概是阿Q最后上刑场的瞬间。“无地自容”也有过一回，我在文中已经做了分析。据我的看法，在鲁迅的笔下，恐惧、惊慌、无地自容其实是正面的感觉，是某种契机和起点，而卑怯却是负面的，它会转化为自欺欺人，也会蜕变为恃强凌弱。这几种感觉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鲁迅作品非常关键。
　　短文又接着说：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 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 们复活了。从土谷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是很重要的，但“惊慌”“恐惧”并不常见，能够记起的，大概是阿Q最后上刑场的瞬间。“无地自容”也有过一回，我在文中已经做了分析。据我的看法，在鲁迅的笔下，恐惧、惊慌、无地自容其实是正面的感觉，是某种契机和起点，而卑怯却是负面的，它会转化为自欺欺人，也会蜕变为恃强凌弱。这几种感觉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鲁迅作品非常关键。
　　短文又接着说：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 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谷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个问题：90年代是鲁迅描述的现象大规模复活的时代，对于鲁迅的排斥也因此达到了顶峰。鲁迅描述的那些现象、形象，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我们中间，变成我们自己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我们对他的拒斥，不是因为过时，而是因为我们惧怕他，感觉到他的力量。
　　如果说对鲁迅作品的驱逐包含着对鲁迅作品的潜在力量的畏惧的话，那么，这一拒斥比钱杏邨的断言也许深刻一些，因为这里的所谓畏惧产生于新时代的一种生存本能。在《阿Q正传》中，“生存本能”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这一点我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鲁迅早年接受进化论，对于进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坚韧，但也正由于这种对于进步的信念，他看到的多是变迁时代的不变性。他在民国的时代，在颠覆了皇权的共和国里，经常恍如活在宋末、明季——这是晚清民族主义革命者眼中的最严峻、最黑暗的时代。他慨叹说，时间、进步总是跟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关系的，唯独跟中国没有关系。这个说法与其说是对进化论历史观的臣服，毋宁说表达的是他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忠诚——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不是对于这一革命的否定，他的批判起源于无法改变的忠诚。在今天，召唤鲁迅的亡魂，在我看来，也是对于那个事件的忠诚，就如同对鲁迅的驱逐其实根源于对作为一个事件的革命的告别、拒斥和背叛一样。这是20世纪的开端，是失败了的但同时又创造了新时代的事件——20世纪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视为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鲁迅的一次次 “死去”和一次次“活来”全部根源于我们与作为事件的革命的关系——通过召唤与拒绝，我们各自表达着对于这一事件的忠诚与背叛。《阿Q正传》是一部关于革命的书——当我们说它是中国国民性的寓言之时，不要忘记它也是对突破“精神胜利法”的探索，而阿Q的“革命”、他终于要革命的动力，以及中国革命与阿Q这样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不也是中国革命的寓言吗？文学作品——或者说，一切类型的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没有否定、拒斥和驱逐，就不会激发起对作品的新的阅读，旧的经典也会由于僵化的阅读而自行死亡。经典化与正统化之间有着一种历史的关联。鲁迅的作品，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早已被现代文学史、中小学教材当成经典，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阿Q这个名词的。这个名词的普遍性，就像贾宝玉、林黛玉、李逵、武松、关云长、刘备、曹操等等一样，早已成为不可能被抹杀的大众知识的一部分，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古典作品中的人物已经彻底类型化了，而阿Q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生活在我们内部。经典化常常与僵化同行，它意味着一个作品被供奉在经典的位置上，而失去了与时 代和日常生活的对话能力。经典与经典化过程相互关联，但需要作出区分：经典是活的，但经典化过程却经常将对一个作品的阅读限制在固定的框架内。从中学的时候开始，老师们就会按照主题思想、人物特征、修辞方法等范畴分析鲁迅作品，考试的时候，答题稍微有所偏离，就可能被否决。我当然希望鲁迅的很多作品保留在中学课本、小学课本里面，成为我们日常阅读的对象，但作品被放在教材里面，也常常是人们拒斥这个作品的原因。复习考试，背中心思想，周而复始，对任何作品也难以提起兴趣。最伟大的作品，一旦被凝固在一个阅读框架下，它的生命力也就死掉了。一个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它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对话的潜力。活的经典，意味着诠释的方向不断发生变异，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何止是“诗无达诂”，叙事性的作品也有这个特点。将那位网友的看法与钱杏邨的话两相对照，方向完全不同，他们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解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文学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经典化或去经典化，都是政治性的，都与权力支配有关，都是不同形式的定于一尊，没有例外。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也都是在扩大其影响和限制其影响之间的运动。我这里说的限制其影响并不仅仅指去经典化，事实上，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限制与遮蔽。对某个作品的经典化是为了使其跟某一个政治方向、价值方向相一致；当它隐含的另一个方向脱颖而出，溢出“经典阅读”的轨道的时候，遮蔽、规训和驱逐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书法，唐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被塑造为真正的典范，而其他的书法风格却在无形中被压抑了。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重新阅读《阿Q正传》，与其说是为了重申这一作品的经典地位，毋宁说是一个解放的行动——从旧的阅读中解放出来，让这个作品重新成为活的经典。
　　我忍不住地将阿Q的命运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加以对比。在中国的南方，富士康的十三位工人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据说，在他们之外，还有自杀未遂而受伤的女工。他们在跳楼的瞬间究竟在想什么？按照常理，他们是有其他选择的可能的：相对于失业者，他们有一份工作；相对于其他血汗工厂，他们是台资大企业；如果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他们或许可以回乡；他们也可以辞职，另谋出路；他们还可以像本田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罢工，以争得更好的待遇……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做？自杀不但是对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的抗议，而且也是对于上述各种选择的否定。我想到了鲁迅描述过的“无聊”，一种深刻的对于意义的否定。不像可怜的阿Q，死在审判与枪决之中，他们自我了断，却像阿Q的死一样，震撼了我们的心。在那十三个瞬间，身体与灵魂分离过吗？他们如此沉静地走向死亡，或许竟不会有那种咬啮灵魂的痛楚，因为痛楚一直就那样存在着。这是一种自觉的死亡，还是大众媒体上所说的精神病症？我们得不到回答，唯有媒体上一片哗然，以及这哗然背后依旧的空洞与寂寞。
　　我想起了一个余华喜欢用的句子：“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 汪晖： 阿Q时代的“死去”与“活来”　/　语文建设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