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以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为素材，通过一个家族的百年延宕，为我们证明了语言对存在的隐喻性阐释。一方面人们在语言中通过被承认来实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乡土文化中，那些会说话的人往往都是凭借着语言的魅力，使自己成为乡土社会的能人，他们靠着言语的力量诠释着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被他人看重。从这个角度讲，这种能够证实自我存在价值的语言在这个个体性不断缺失的当今社会似乎更加弥足珍贵。
　　关键词：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 语言 存在 主体性
　　在萨特和海德格尔这里，“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对应物而存在的，这也就是说，世界是要被语言叙述的。“语言就是存在的家”，人类在语言中为存在筑居，并栖居于其中，这是海德格尔晚年对存在的思考。而对语言功能所做的一切研究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毋庸置疑地都指向了语言本身，以及对语言与存在之间隐喻性质的阐释。这是西方哲学家与美学家有关语言本体的一种宏观解释，但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已经懂得在语言中生活，尽管这种生活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
　　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验的刘震云似乎早已熟知这点，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成了小说的核心。众所周知，说话的问题实则也就是语言的问题，那么语言与存在之间的这种隐喻性阐释就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刘震云关注说话，并不是纯粹关注人们在生活中说了一些什么话，他关注的是说话与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关系”。[1]（P40-42）
　　一、在语言中被承认
　　“‘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2]（P43-45）这是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向我们传达的第一层意思。生活中充满了语言，到处都弥漫着说话的声音，这种被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着的既简单而又单纯的行为，在刘震云这里，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无论是杨百顺历尽艰辛走出延津为了寻找一个与自己并无半点血缘关系的养女，还是牛爱国费尽周折奔赴延津为了给已故母亲找寻那可能并不存在的一句话。不管怎样，这些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行为都与“说话”有关。但这里的“说话”已不再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交流，而是在这说话与听话之际证实自己存在的意义。
　　小说中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一生中奔波劳碌，其实也只是为了能够寻找一位与自己“说得着”话的人。主人公杨百顺在一次次的出走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尽管妻子吴香香是一位带着女儿的寡妇，尽管是要他违背常理的“嫁”给吴香香。但不管怎样，结婚之后的杨百顺对“吴记馍坊”也算是尽心尽力，对吴香香更是百依百顺，可吴香香却没有领杨百顺的情，结婚仅一年多就与邻居老高不顾一切地私奔了。吴香香与杨百顺没有话说，就算说话也是在找杨百顺的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吴香香对丈夫杨百顺打心眼里的瞧不起。虽然，杨百顺不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但即使优秀，也不会得到吴香香的认可与接受。换句话说，这种种现象都体现了吴香香对杨百顺各个方面的不承认与不接纳。
　　杨百顺与吴香香之间没有话说，但与他的养女巧玲之间却有说不完的话。在巧玲失踪之后，杨百顺为什么会心如刀割，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走遍大江南北来寻找这位养女,仅仅是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负罪感吗？还是因为与这位养女能实现语言的交流，那或是对自己义气出走后不至沦落街头的一次感恩？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杨百顺这种付诸了过多情感的行为，就是因为他“在别人面前不会说话，但跟巧玲在一起，嘴就变利索了”。[3]（P163）而“他一生中数得着的幸福时刻都是在他仿佛处处无法寻到回音的语言终于顺溜的时候”。[4]（P102-104）这也就是说，在养女巧玲这里，杨百顺感受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是一种被接纳、被认同的幸福，也是一种在语言中实现自我的幸福。巧玲丢了，这种幸福感也就随之戛然而止。因而，我们认为杨百顺不畏艰辛寻找的不只是自己的养女，还是一种被认同与被接纳的欣慰，甚至可以说他是在找寻自己存在的依据。
　　在整部小说中，为了能够说得上话而苦苦追寻的人们不是只有杨百顺和吴香香。牛爱国和庞丽娜“连话和说也没有了”，[5]（P284）所以希求被妻子庞丽娜接纳的牛爱国宁肯忍受一切，为已毫无感情的妻子擦皮鞋，洗衣服，做她爱吃的鱼，甚至专捡好话给她听，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得到妻子的真正认可，到最后，她与姐夫私奔了。另外，章楚红也与自己的老公没话说，却要求与自己认识不久的牛爱国带她私奔。还有曹青娥，也就是曾经的巧玲与牛书道说不着，却觉得开拖拉机的侯宝山会说话等等。
　　当丢了养女的杨百顺在郑州火车站无意中看见了事发逃走的吴香香和老高时，无法遏制杀掉他们的怒火，但却被他们恩爱的场景所感动。牛爱国遇到章楚红之后也原谅了自己的妻子庞丽娜，甚至还在内心深处佩服那位拐走自己妻子的老尚。
　　这不是说语言或说话消解了人们之间的伦理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在这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懂得了：生活并不是一个人的独来独往。所以，生活中的人们需要说话，需要语言，需要交流，更需要被肯定、被承认、被接受，并需要在别人的这种肯定、承认和接受中实现自我的存在，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中人物这种超乎寻常的行为了。他们一次次的出走，一次次的流泪，一次次的癫狂，实际上就是作者对小说人物寻找那位知己式人物的夸张表达，因为只有知己才能理解自己，承认自己，也只有在这理解与承认中人们才能抛开生活的忧虑与烦恼，从而，不仅实现生存的希望与意义，而且还能感受生活的喜悦与舒心。
　　二、在语言中实现自我
　　小说中不只是为我们描写了在“说话”中的承认与被承认，接纳与被接纳，此外，作者还从一些生活细节中为我们展示了言语在乡土文化中的魅力。
　　众所周知，在乡土文化中，说话的地位很重要，特别是在农村，两家有矛盾请人调解叫“请人说话”，而这个中间人就叫“说话人”；庙会里一群老头老太太守夜念经念佛，其中有人顶着某某神，要开口唱的时候就叫“神说话了”；遇到红白事的主持人更是会说话的人。这些会说话的人往往都是乡土社会的能人，他们凭借言语的力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而被人看重。 　　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更需要说话，而会说话的人更是乡土社会秩序中不一般的人，即使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怎么样，但仍然受人尊重。
　　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绘的这类人虽然并不多，但不能因为量的不足就遭到忽视。
　　首先来看倪三，初看小说时，可能很多人都会给倪三戴上一个无赖的帽子，事实上，倪三的身上确实也存在着无赖的成分，但仔细分析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能忍受倪三这个“无赖”的白吃白拿。
　　一个打更的人要养活十一口人自然相当困难，那么众人的忍受是对倪三的同情，还是因为他只是拿几根葱、半升米、一条子肉，不值得计较？又或是因为倪三的那句“记着帐，回头还你”。[6]（P148）从而让人们以为这是一桩长线生意？或者就是因倪三身体魁梧，无人敢与他较劲。
　　我想这些都不是原因，而真正的原因便是“倪三为人仗义。张家王家、李家赵家发生矛盾，县长不务正业，无处说理，或理被说乱了，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大家无处伸冤，便找倪三主持公道”。[7]（P148）虽然倪三断案的方法不被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所恭维，但不管怎样，其结果还是令人颇为满意的，尽管这满意中还存在着些许的无奈。在这里，对倪三的肯定，并不是肯定了他的蛮横无理，而是肯定了他为别人化解干戈的勇气。当然了，倪三的性格也注定了他爱“多管闲事”。生活让倪三变得泼皮，但是又通过这个“中间人”的身份让邻里接受了他，也让他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和意义。别人对他的求助就是对他的尊重，所以在他那里，只要能被别人看得起，泼皮耍赖也就变成了增光添彩的事。
　　如果说倪三这个人物形象还不够典型的话，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作者为我们塑造的另一个人物形象——牛老道。
　　“牛家庄有个张罗事的人叫牛老道，七十多岁了，在村里张罗了一辈子事；村里大小事务，全由他出头。村里建关帝庙，就是他起的意。”
　　“牛老道七十多岁了，临死之前，想办一件大事，就是张罗一座关帝庙。”
　　“建座庙不是建座鸡窝，别人张罗未必能张罗成，但牛老道张罗了一辈子事，各家各户，都有事情请他张罗过，见他出头，大家都呼应，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8]（P242-243）七十多岁的牛老道想在临死前办一件大事，但牛家庄的人能够一呼百应，并不是因为在牛老道心目中的大事，在所有人眼里也都是件大事，而是因为建关帝庙确实也与大家多少有点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件事是由这位张罗了一辈子事的牛老道提出来的。牛老道就是一位能够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不一般的人，他没有一官半职，也不一定才高八斗，但他在这乡土社会中，却是个领袖式的人物。他为了村里的事忙前忙后，甚至还跑了百十里路请戏班子来庆祝村子里的喜事。当然，他也没有让众人失望，不仅使这关帝庙能顺利地建成，而且仅用了二百六十五块钱就请来了必须三百块钱才出场的汤家戏班子。他不仅能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一样尽心尽力地完成，而且还能带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积极地投入到这欢天喜地的“乡村建设”之中。这位再普通不过的乡土人士，就是凭着自己的一张利嘴让众人不但肯定他、承认他，还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接受他的领导，就这样他不光完成了个人的追求，还使自己成了众人心目中偶像式的人物。
　　所以，我们认为上了年纪的牛老道之所以还为村子里的事费尽周折，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更重要的是，牛老道说的话要比其他人更有分量，能够得到普遍性的认同。在这来自众人的认同中，牛老道也就自然享受着来自众人的尊敬。而在这认同与尊敬中，牛老道更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
　　三、在语言中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主体性’一词主要是指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等含义。”[9]（P71）那么相反的，那些完全听命于他人的号令，受制于外在权威，没有自觉性，甚至没有自己的标准，人云亦云，生活中没有担当，事业上不能自主，甚至婚姻大事也要听命于他人的人，都是缺乏“主体性”的人。
　　在当代社会，社会性质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个社会随着大机器运作的不断发展，而更加趋向于整一化。因此，在这个整一化的社会中，个体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似乎连我们自己也仅仅成为了这个机器化运作中的零部件。个体在逐渐地丧失着存在的意义，而这种让人们无所适从的状态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焦虑。作家刘震云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试图让我们在语言，在说话，在交流中发现自己还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让这种存在更有其价值和必要。
　　作家刘震云为我们选取的人物都是一些从事五行八作的小商小贩。他们没有受到过机械化生产的影响，甚至也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主体性”，但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存原则。他们的行为也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却被他们为找一个能与自己“说得着”话的人而苦苦追寻所感动。因为，在他们跋山涉水的追寻当中，我们似乎也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如果说小说中人物一开始出走是一种不自觉的朦胧的行为，那么历尽磨难后的主人公再次踏上茫茫的追寻征途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举动。他们寻找那位与自己“说得着”话的人，已经超越了对他人的寻找，因为在寻找他人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本身。
　　改名为吴摩西的杨百顺在寻找养女无望后决定离开延津赶往陕西，途中又将自己改名为罗长礼，因为“喊丧”的老罗是杨百顺一辈子最喜欢的人。所以，他将自己改名为罗长礼，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而是意味着他要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牛爱国为了一句虚无缥缈的话千里迢迢奔赴延津，又转向陕西，后又决然地开始了寻找章楚红的征程，而这仅仅是因为有一句话要告诉章楚红。最终章楚红能不能找到，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牛爱国他找到了自己。
　　他们迈出了这第一步，就再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以后的步伐。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主体性作为无限自由地、独立地思维着的东西，是不承认权威的”。[10]（P3）如果说倪三为村子里的人行侠仗义是在享受一种征服的快感的话，那么年过七旬的牛老道的奔波就足以被视为是自我意识的一次觉醒，想临死之前为村里人做一件大事的想法就绝不会是一种逞能的行为，当然也不单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就感。为了建关帝庙，请汤家戏班，他前前后后费尽唇舌，但却不需要任何金钱或物质的回报，他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村民们的会心一笑。他们挂满笑意的脸庞，证明自己活着还有意义，或许什么都不为。但无论如何，他的这种行为是自觉的。他用自己言语的力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拥有主体性的自由人。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语言，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一种语言化活动，在语言中，不管是体会到了他人对自己承认的喜悦，还是感受到了自我实现的惊喜，亦或是体验到了主体意识觉醒后的或喜或悲。它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感悟与体会，而是在这些语言中我们不仅感知到自己被他人承认和接纳，也通过这语言促进了我们主体意识的觉醒。
　　注释：
　　[1]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
　　[2]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
　　[3][5][6][7][8]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马云鹤：《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浅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
　　[9]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陈倩倩 陕西西安 西北大学文学院 7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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