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时期女性写作中，女性是流露个体生命体验的“自我书写者”，本文试图以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流变为考察线索，探究这种自我意识表现背后的审美缺失，并提出引导女性文学写作正确发展的尝试性思路。
　　关键词：意识流变 审美缺失 自我突破
　　中国女性写作中对于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表现在五四新文学伊始，就拉开了帷幕。中国的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的觉醒期，30年代至70年代的消融期和80至90年代后的发展期。
　　一
　　“五四”思想启蒙的大力倡导促进了现代层面上的女性自我的发现，当女性自我充分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她就开始致力于挣脱这种确定性的束缚。无论是冰心的问题小说还是白薇的问题戏剧，无论是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萧红的《生死场》，还是从凌叔华的《酒后》到张爱玲的《霸王别姬》……都以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立场记载了发自女性自我内心的破茧而出时的呻吟和呼喊，这正是女性自我意识即将“浮出历史地表”（孟悦、孟繁华语）的涌动和抗争。
　　中国女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启蒙和革命的跟从之后，到了文革时期，尽管到处是“男女平等”，但女性的自我意识却彻底丢失了。
　　文革结束后，女性重新审视自我，其书写突破了社会解放的自我模式，开始寻找真正主体性的自我。然而女性写作所寻求和达到的路向是“人——女人——人”的自我建构模式。当她寻找“人”时，她发现自我已经“非人”。在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寻求和深化的过程中，男性的外衣已经黏附到她们的血肉之中，异化了她们的自然性别，从其文字中就可以真切地体会到那撕裂的焦灼和痛苦的呻吟。
　　80年代女性作家王安忆、铁凝们从另外的高度给以深刻与尖利的表达。王安忆的“三恋”正是通过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主体的人的生命的感性欲求的张扬，昭示着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开始由对外部处境、命运的关心探索位移到在人性意义上对女性灵魂的深层叩问——一种女性本体觉醒所必不可少的内省意识。
　　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更多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作品中对女性的躯体和欲望进行了大胆的描写，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写作中，女性写作者们大都采取的是对男性文化规范的完全拒斥姿态，私人化的写作不再与男性社会文化发生勾连，出现以边缘为中心的反抗的姿态。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意识，由社会意识到性别意识再到身体意识，经历的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无限地向完整而真正的女性自我的建构趋近。
　　二
　　作为一种在性别文化上具有革命意义和反叛精神的文学追求与艺术创新，“女性主义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抑或在艺术审美上”都是相当丰富的。然而亦存在着一种审美缺失，这种自我谬误的审美缺失是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一大困境。
　　首先表现在诗意化语言背后的符号化。
　　一般而言，女性写作更显轻灵、细腻，女性作家的作品在总体上往往呈现出一种清新、柔婉的美学风貌。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诗意化写作的背后无疑还具有明显的女权意味，这种符号化的表现正是在正统而强势的男权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性别鲜明的写作立场。它以纯粹女性的表意方式建构着女性自己的话语系统，并以之规避和反叛主流话语和男权叙事对女性写作的覆盖和袭扰，然而在貌似独立的女性符号中，在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同时与传统思维模式发生碰撞时，其内心仍然焦虑地徘徊在既渴望推倒男权主义的压迫，又想要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的矛盾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消解掉了女性作为具有主体性意识的意义，而完全将女性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而已。
　　其次表现在躯体修辞背后的过度化。
　　进入20世纪，激进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阐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这种从性别审美的高度对女性的肉体形象乃至躯体器官所作的由衷的自我肯定和诗意礼赞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具有惊世骇俗的审美震撼力，而且还强烈地表达出女性基于性别意识的全面觉醒而产生的强悍的生命主体意识。但是在这种躯体修辞的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化或者失度化的缺失。躯体写作的本意强调“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嵌入世界和历史，以摆脱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的种种本质的界定。然而在躯体修辞的过程中，这种过度化和失度化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性自我意识建构的隐匿的解构。因此如何把握好女性写作的“度”才是更为关键的。
　　再次，欲望叙事背后的自我玩物化。
　　艺术再现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和个人化的性爱体验，已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艺术审美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往往会导致欲望叙事与色情描写相混同，这种颠覆传统的反男权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却体现为女性自我玩物化的集体无意识。欲望叙事本是想要对男性霸权话语进行大胆的挑战，同时也对长期被剥夺的女性话语权的有力争夺，既是对男权性禁忌的彻底解构，也是女性长久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全面释放，体现出无所畏惧的女权倾向。然而在叙事策略的选取上，作者往往集体无意识地陷入到“被玩物化”的困境中，其欲望叙事恰恰迎合并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误入了男性的欲望陷阱，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体无意识地陷入到男性中心话语权的怪圈之中。
　　三
　　在新时期女性写作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深化，深化中伴随着审美缺失，这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因此在引导女性文学向正确道路发展方面，本文试图提供以下尝试性思路。
　　首先，新时期女性写作中，应该走出身体认同的自我封闭。从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可以看出，女性是在挣脱了长期所谓集体奴役之后，才到达封闭性的自我的谬误之中。因此女性写作关注下层生活是其寻求出路的第一步，这样就促成了不仅是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及《山上的小屋》中普通女性的展现，而且还有王安忆的《桃之夭夭》等尝试。《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在上海经历了一条艰难而纯洁的人生道路。用这种转向所表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平民意识，在最贴近生活真相的描述中展现了一种生活审美和性格审美以及生命理念的再造。
　　其次，女性写作中应试图打破以往与男性的某种程度的对抗，在精神指向上寻求某种象征性的和谐。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关系模式，女性写作应试图追求多元并举的更加丰富的人类关系的表现形态。表现女性自我并不意味着与男性在性别上形成对峙的局面。女性写作也要超越自我，超越传统偏见中男性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有性别而不唯性别，注重性别而又超越性别，在创作中处理好个人本位确立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要想实现这一理念，必须拥有对爱的炙热呼唤和真切表达。在爱与世界建立的广泛性联系中对女性以及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爱之中，女性写作才会更加充盈和丰满。
　　再次，女性写作需要建构中国女性写作中极端缺乏的集体型声音。集体型声音是指：“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相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可能是当前女性写作走出自传和私人化困境的最好方式，从而使集体型声音与社会意识有机结合到一起，实现女性写作内部突破的协和和统一。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将话语权赋予了农村妇女木珍，在木珍的闲聊中，出现的是一个叙述者，这就开启了将自传体形式的写作带向了集体。
　　显然，女性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女性写作的漫漫长途也不会终止，只有在深刻的反思之后，女性写作才会在更加丰富的多元化自我意识的深化模式中而继续前进，才会摆脱边缘化发展趋势，才会以她独特而绚烂的面貌展示出女性生存和精神追求的高远多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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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玉杰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100024）

• 苗玉杰： 行走在边缘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5期